“那几年有一个误区，”张娟娟说，“我觉得这些物品才能证明我过得很好。”张娟娟的第一份工作是网红助理，需到法国、保加利亚出差，“我已经有点飘了，这才工作两年，咱就已经走向欧洲了”。她回忆，能自己挣钱后，她有一种“作为独立成年人的报复”，她开始频繁网购，每次拿快递能有十余个包裹，光衣服就装满了一组五开门衣柜、三个储物箱，并压弯了一个落地晾衣架。

广告在持续地推波助澜，“喜欢就买，买了之后幻想自己会变得更好。一件新衣服就能让我幻想拥有整容般的美貌了；买了一支高价笔，就觉得从此我专业上更精湛了。”张娟娟说，“我当时相信这些东西是会带给我福报的。”她买过号称“人脸抛光机”的注氧美容仪、促进新陈代谢的“神药”、泡泡糖形状的耳坠、“法国女郎同款”的藤编手提篮……后来发现，注氧仪无法向皮肤里注入任何物质，神药让她心慌失眠，形状夸张的耳坠搭配不了任何衣服，法式藤编篮容易发霉长毛。

张娟娟把这些产品称作“美丽的废物”——看起来充满诱惑，却难有实际用处。它们躺在房间的各个角落，张娟娟每次注意到，都会想起为此付出的工资。“很多懊恼和后悔一直在持续，随着时间越来越强。”她说，这类情绪很快取代了下单和收货时的兴奋，又需要购买更新潮的产品来满足。

熊满齐的消费峰值始于女儿的诞生。刚开始，一家人忙着采购婴儿专用的小家电、辅食和家具；紧接着，客厅被女儿的防护围栏、地垫和各类玩具包围；再大一点的时候，兴趣班、辅导班、包场生日派对的广告信息向他们扑来……他的储物空间被逐渐挤占，物品越来越难以安置和整理，最后连自己的衣柜也没有了。

钟旖还在大学校园里时，就靠着近万元的兼职月收入实现了“消费自由”。一次，社交平台向她推荐了一则奢侈品包的广告，视频传递出的随性、洒脱观念击中了钟旖，“这非常符合一直以来我对自己的认知，我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钟旖为这份契合的价值观付出了一个月生活费。她模仿广告片里的样子，尝试带它去买菜，却发现显得过于正式，还不如塑料袋方便；视频里，这款包被用来装狗、装早餐，被用来随意涂鸦，可她都没办法做到。于是这只包被封存进了储物柜，跟着她搬了四次家，再也没背出过门。

“消费就是买快乐的。”钟旖说，“以前买一个包至少能快乐两天，现在买一个包就是消费完了就不快乐了。”

“当拥有过多时，现代社会的便利性被反噬……生活的无意义感与享乐主义盛行，人们不仅在劳动过程中被支配，在消费和闲暇中也被各种自身之外的力量所摆布，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权。”西南大学经济人类学者付来友在其研究中写道。

张娟娟更是因为刷信用卡成瘾，欠下了十余万外债，而她当时的月薪还不足1万元。每月工资到账后，钱很快被划给了房东和银行，她只能刷更多张信用卡维持生活。“你手上一分钱都没有，空有这些没用的东西。就觉得活着好像没什么意义，你也没有快乐。”张娟娟因此患上了抑郁症，又寄希望于购物来缓解心理压力；她想通过当网络博主挣钱还债，结果又买了一堆想象中做博主要穿的衣服。“一睁眼就是债的时候，你没有幸福感可言，就会很难受。所以我就会哭，还会到处借钱。到处借钱这件事很丢脸。”她回忆。

近年，疫情反复、经济增长降速，狂飙突进式的消费主义扩张也遇到了瓶颈。据烯牛数据，2022年消费行业投融资事件数982起，同比下滑43%；消费行业投资总额也较往年偏低，多数集中于500万—5000万元人民币。投资机构唱衰的背后，类似张娟娟、钟旖和熊满齐这样的普通消费者更早收紧了预算。

2020年，张娟娟所在的公司资金吃紧，她被不合理的KPI（关键绩效指标）为难数月，一气之下辞职离开。之后的三个月里，工作机会骤减，她失去了收入来源，靠着失业补助和家人资助勉强维持生活。第一次，张娟娟被迫三个月没买衣服。“你拿不出一分钱了，你要留着那些钱吃饭。”她说，“就靠着忍一忍（购物欲），就想有钱了我就买。”三个月后，“我突然就悟了”，她发现自己仍有穿不完的衣服，她的生活没有因此变糟，也没有因此变丑，曾经狂热想拥有的物品，原来可有可无，“我还是按照原来的节奏在走，我好像还是很快乐”。

后来即便找到了新工作，逐渐升职加薪，张娟娟还是戒掉了消费瘾。她购物决策时间越来越长，购买频次逐月递减。2022年，她实现了100天不买衣服，有了自己的存款。

2022年暑假，钟旖在青年失业率的“历史高点”毕业了。她拥有211学校的硕士学历，在行业顶尖平台积累了专业作品，被室友称为“卷王”。然而，疫情拖延了校招进度，她钟意的单位迟迟没有展开面试，她被迫入职了一家待遇有限但工作内容还算喜欢的企业。焦虑和迷茫下，她长胖了30斤。“感觉人生莫名像被塞满、束缚住，喘不过气来。”她在年终总结里写道。

比起大学时期，钟旖赚得少了，还需自行负担房租和日常开销。工作不顺时，她想起曾经错过的行业顶尖单位，在懊恼和焦躁中度过了半年时间。“我迫切地需要一个改变现状的突破口，就从处理多余的物品开始。”借由搬家契机，她开始每周扔一次不需要的物品，并在网上写下心路历程。她只穿固定的几件衣服，化简单的淡妆。她计划一直扔东西直到房间里的每样东西都有固定的摆放位置，自己只被喜欢的东西环绕。“每个人都在寻找支援，而惟一的有效支援就是放手。”钟旖这样形容背后的动机。

至今，熊满齐回忆房间里物品过度拥挤、层层堆积的样子时，都会“特别不舒服”。“我不喜欢，就是心理负担。”在拥挤的房间里，熊满齐背负着女儿出生带来的经济压力，和妻子频繁地因家务琐事而争论，“你会失去自我，你的兴趣爱好也会丢失，给你心理上造成很多很多痛苦。我会反思自己，我存到多少钱够孩子花？其实是个无底洞”。

2022年初，因为工作变动和疫情反复，熊满齐与妻子两地分居，重新开始了独居，他逐渐把家里的物品处理掉，大件家具只剩冰箱、床和一套桌椅。他每天凌晨下班回家，“看到干干净净的厨房，家里什么都没有之后，一天的焦虑都消失”。他会在累的时候喝点酒，让自己放空，第二天六点起床，认真做一顿早饭。他不再为生活必需品之外的东西消费，省下的工资还了房贷，他自称有了“躺平的底气”。

“极简生活构成了都市青年群体摆脱无意义感和失控感的自救之道。人们通过一系列‘自我技术’将日常生活赋予一种审美风格，在日常琐事中发现意义，进而重新掌控生活。”学者付来友在《自我技术与美好生活：对青年群体“极简生活”的分析》一文中总结道。

冬季来临，北京的天空早早挂出一抹紫黄色夕阳，明快的笛声从钟旖的屋内传出，极简生活后，她重新找回了十年前的演奏爱好。彩色的水果茶蒸腾起白色雾气。“我都有时间煮水果茶了！这件事情在我之前的北京生活是不敢想象的。”她说，“来到北京以后天天都很忙。忙着‘卷’，忙着干活，忙着学习。天天忙，歇不了。”吹笛子的时候，钟旖不再去想如何进步得更快，不用筹划怎么更具竞争力，也暂时忘记每项任务的截止日期。她现在很享受自己的工作，她说。她把想做的事贴在冰箱上，上面写着：合奏、煮茶、玩泥巴……

张娟娟还清了欠债，还攒下一笔积蓄。她以前很怕生病，去医院意味着花钱，她现在允许自己生病了。当不再被物质欲望和外界期盼所奴役，她成了真正的“独立女性”。她把空闲时间用来看书，如果人生只能留一样物品，她会选电子阅读器。

北京最后一轮居家办公期间，熊满齐一家在北京团聚，妻子和女儿逐渐理解了他的生活。女儿没有了模拟厨房玩具可玩，熊满齐就带着她玩“爸爸的大厨房”，她喜欢剥蒜，还会帮着洗碗，他们一起给鸡蛋包装盒染色，然后做成小猪佩奇的样子。熊满齐说，消费降级后，因为不用再为钱少而焦虑，他额外收获了更多陪孩子的时间。

尽管，极简生活也有不便的一面：熊满齐的一口锅既要蒸米饭，还要用来炒菜炖菜，无法同时进行，这口锅也不适合煎鸡蛋，一不留神就会煳锅；张娟娟删除了太多老同学，母亲总担心她没朋友；钟旖寄给二手平台的鞋子倘若卖出，需缴纳至少199元手续费，无人问津的话，会在三个月后退还给她，她需要重新考虑物品的处置。

放弃现代社会便利性的背后，极简主义者摒弃的是以消费作为实现价值或幸福的生活方式。类似上世纪60年代英国的无赖青年、嬉皮士、摩德族，80年代后日本的御宅族、食草男等亚文化群体，他们均出现在经济飞速发展后的社会转型期，阶层流动性减弱，带来年轻一代的普遍低欲望，李怀宇在《反消费主义视角下的网络亚文化“佛系青年”研究》中追溯。

李怀宇以日本举例，形成低欲望社会后，无论日本商家和房地产商如何促销、政府利率如何低，年轻人都不买账；但我国人均GDP尚存增长空间，内需不像日本那样趋于饱和，货币政策稳定，在经济全球化的年代，消费主义仍然有很大可能卷土重来，如果在良性的社会发展状态下，这种现象可能就会自然而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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