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不爱社交的小赵不同，小万和小张在胶囊旅馆相识，并成了好朋友。二人的老家都在重庆周边地区，都有进厂做工的经历，所以特别谈得来。胶囊旅馆最吸引他们的是阳台上的台式电脑，二人可以天天晚上聚在一起打游戏。

1997年出生的小万，在江西一所大学读的计算机相关专业，4年里干过6份不同工作，现在政府部门负责网络维护，每月挣4000多元。他已经在胶囊旅馆住了一年半，疫情期间买了一堆泡面吃。他既不打算在重庆买房，也不会在老家买房。老家有90平方米的三室一厅，自己又是独子，他觉得够住了。

家里催小万结婚，每次给他介绍对象他都不见。虽然回趟老家只要5个小时，但他很久都没有回去了。父母专程到胶囊旅馆来看他，两人打量着一个个“太空舱”，嘴里悄声说：“像个狗窝。”

1995年出生的小张，从四川外国语大学旅游专业毕业之后，在温州干了两年外贸工作，之后去了宁波的工厂打工。“每天就是加班、打卡，拿着游标卡尺不断地量小螺丝。”他说，“我再不想去那种工业园区了，每天回到宿舍就想睡觉，但是在厂里也睡不着。重型卡车路过时楼都在抖动，好像楼要塌。”一年之后，他没有接着干，靠打工赚的3万元钱回到重庆，每天待在胶囊旅馆里专职做期货和股票，好在勉强可以养活自己，最重要的是“自由职业比较爽”。

可自由职业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家里给小张找了一家离家近的小公司，每月3000元工资，他不得不告别胶囊旅馆，又去上班了。

比起小万和小张这样的95后，小陈算是胶囊旅馆里的“老人”了。36岁的他是重庆的一名“的哥”，家在大足区，坐高铁30分钟。他跑夜班，这两年就经常住在胶囊旅馆里。他凌晨4点上班，下午4点回来，“正好旅馆的人都出去了，可以安稳地睡觉”。

“以前我什么都干过，瞎干，自己把自己搞死了。（出租车司机）比较自由。想挣钱就多跑，想好耍就下班。每月七八千元。”小陈有个11岁的孩子，在大足让父母帮着带，他想以后挣到钱还是在重庆买房。

胶囊旅馆里有常驻的旅客，也不乏多次短租的面孔。小冉19岁，家在重庆城口县。2019年他就在胶囊旅馆住过。当时他想找份工作，给楼里的一家中介机构交了中介费，结果既没找到工作，交的钱也没退。最终他去了一家酒店做服务员。“最难忘的就是半夜4点到负2层休息。铁床很烂，休息两个小时后又开始上班。”他说，“我干了3天就走了。现在我在汽车厂做装配工人，每月交五险一金，实得3000多元。”

怀揣着发动机维修资格证，小冉想以后自己创业，做房地产、搞地皮。“人不一定要有钱，但是一定要有梦想，应该有一个远大目标。”他这次来住胶囊旅馆是因为在楼下的医院花了2000元做了个小手术。手术后第三天，行动已与常人无异，他就搬回公司去住了。

1997年出生的小刘不知道第几次来重庆了。毕业于四川电影电视学院音乐表演专业的他，偶尔上一下班，余下时间就是去各地走一走。他在奶茶店当过服务员，也做过 KTV的服务生，有时候去店里唱歌，如果好听就有人打赏。

“我的旅行箱特别大，里面有衣服、各种小电器，还有投影机。因为有些工作是包住宿的，所以我箱子里面还放了被子。”他羡慕做自媒体和短视频的，“但是风口已过”。

“我经常告诉刚出校门的人，早认清现实是很好的。努力不一定成功，不努力一定很舒服。明天我还没有想过。我现在没有理想，适合吃软饭。”小刘说。

几年下来，胶囊旅馆有了很多常驻的“骨干”。他们在公共活动区形成了一个圈子，既像重庆老街里的茶馆，也像美剧《老友记》的情景：有熟人之间的畅聊，有最新的八卦消息，还有老板亲手调制的鸡尾酒。

老板是个1987年出生的福建小伙子。18岁就做生意，早早接触了三教九流的人。母亲去世后离家，2016年到重庆一直到今天。

胶囊旅馆的房费35元左右一晚，自接手至今，除去房租和水电，老板的收入所剩无几。这几年不断有亲友劝他别开旅馆了，他一直没下决心。有时他会去寺庙敬香跪拜，保佑天下无家可归的人。

他有一本“message board”，是旅客写下的留言。其中一名旅客写道：“认真地遇见了一些人，学会了一些道理，与一些人的经历重叠，交织成了生活。”他说如果以后真的不开了，就只会带这个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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