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欲前往诺那塔院，乘高铁或飞机到达江西九江站或庐山站、庐山机场，再行30余公里，到达庐山风景区后，乘索道或是驾车上山，经沿“九九八十一道弯”至庐山北门，攀爬约400道石梯，曲径通幽，到达这个宁静的世界。
诺那塔院（下称“塔院”）开设了20年的公益禅修班，招募全国18岁以上的学员，食宿免费，随喜赞叹。近几年，报名人数激增，甚至高达数百人，来的以“95后”居多。今年禅修班调整为每月三期，每期五天，最终由师父随缘招募五十至六十人组成一期。
关于禅修等话题近些年已是热搜榜上的常客，上香、拜神等已成为一部分年轻人潮流的生活方式。一些年轻人认为，禅修为当下的现实问题和精神困顿提供了出口，渴求逃离都市的压力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寻求“上山”后的宁静和追寻生活的智慧。但在另一些人眼中，短暂的疗愈不过是一场对现实的逃避。如何将“山上”的生活复刻至“山下”，或才是获取生活要义的关键。
参加过上一期禅修班的正济，“下山”不久面对恼人的工作又被打回原形。她本已决定放弃得来不易的高薪工作和北京户口，可回到北京递交辞呈却被驳回。“改变不了现状就先改变心态。”正济试图让自己平静，“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一次，她借出差之名短暂“上山”，参加了皈依仪式，“有了这样的仪式感和更虔诚的心，我相信可以化解‘山下’的困顿”。
不少年轻人面临的问题和正济类似，因工作压力过大或迷失人生方向选择“上山”。5月中旬这一期禅修班学员达到了61人，其中年龄最大的四十有余，最小的刚满18岁。他们来自全国各地，除了江西本地和周边省市，还有远自内蒙古、北京，甚至包括在新加坡工作的广东人、在深圳工作的香港人。
禅修班开始前，庐山下起了蒙蒙细雨，山雾弥漫，义工们在新学员来之前便提醒，携带简单几件日常洗漱用品即可。在这里，换上灰色禅修服，便是“上山”。除了师父，这里没有论资排辈，所有男女老少皆称师兄，甚至被塔院收养的小黑狗，也被亲切地称之为“小黑师兄”。
报到这一天，山雾还未散去，熙熙攘攘的年轻人换上禅修服，彼此相互示好，不少年轻人还在雾中打着电话来回踱步，处理各种工作的信息。嘈杂的电话声和安静的寺院，似乎是割裂的两个世界。随着几声木鱼敲响，师父开课，一切归于安静。从叩拜到上香，再从斋饭到打坐，禅修的状态正式开始。
首日熟络后，学员们开始彼此了解。有些人只是倦了千篇一律的旅游，想换一种体验生活的方式；也有自媒体博主，为做新一期的热点内容；当然有虔诚想学习禅宗的人，为了更自律的生活。禅修班的师父曾说，在随缘招募的个人资料中，会特别留意被抑郁困扰的年轻人，一定会让他们来，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帮助。
在大家拍照闲聊时，小文总是一个人。她上香叩拜，在角落里看佛经，嘴角向下，时而皱起眉头。小文自述从大学时就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即便是亲情友情、风景美食也无法填补这种虚无。她回忆起某天的黄昏，窗外染红的夕阳，老师说下课，同学们欢呼雀跃，她的情绪也随之高涨，这样愉悦的情绪持续几天后，突然如过山车般掉落无底的深渊。“我的身体轻飘飘的。”在这样的痛苦中，她甚至尝试过结束生命。
在小文的自我剖析中，原生家庭的投射是因。她是家中第三个孩子，是父母抱养的。童年时光，她总在父母的争吵和暴力中担惊受怕。再长大一点后，她总在焦虑，今天家庭氛围如何？今天母亲是否开心？
一只小虫飞到小文的手臂，她没有驱赶，只是静静等它飞走。“生物都是敏感的”，在小文口中，原生家庭中埋下的“因”，进入社会工作后结出了“果”，她与父母的关系内化成了下属和领导的关系。她不懂如何处理和领导的关系，更做不到像其他同事那样和领导称兄道弟。虚无感加上工作中的挫败感蔓延到身体机能，严重时甚至寸步难行。她去看心理医生，医生说的什么，小文一句也没听进去，因为她知道自己是哪里出的问题。几个月前，在母亲的建议下，小文在家乡的寺院皈依。她渐渐对禅修感兴趣，“好像抓到了一根绳索”，但很多经文依然看不懂，她想要学习更多，于是来到了这里。
阿盛是从去年6月开始出现情绪问题的。从一个星期一两次、一次持续一两个小时的抽泣等崩溃状态，到8月变成一星期三四次，每次持续三四个小时，直到严重影响身体，呈现无意识状态。那是阿盛备战考研的日子，考试的压力和情感的挫折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让他不断自我怀疑，几度将他近乎“击碎”。阿盛想自救，学着记下自己开心的事，但只要再出现一点问题，他的情绪又被拉回崩溃边缘。
在这种不断的自我对抗中，阿盛的考研以失败告终，但他仍决心再来一次，因为心理学是他好不容找到的热爱的事情，是“支撑黑暗中仅存的微光”。阿盛想起在最痛苦无助的时候常看王阳明的“心学”，学着他打坐悟道把自己从深渊拉回来。这次来塔院，目标是想获取更多正确的禅修方法。
鹿先生上山时一身背包客的装备，是这里为数不多的中年人。第一天“洗心钟”时，大家一起诵读《暮钟偈》，一句“父母师长，六亲眷属，历代先王，同登彼岸”，他落泪了。没有活动的时候，鹿先生会默默坐在石凳上发呆，或是拿出相机和三脚架记录日出日落。聊天时大家互相说起自己的困惑时，鹿先生总是欲言又止。
在一个山雾散去、阳光普照的晌午，鹿先生终于说起了自己的故事。他早年离婚，一个人抚养儿子，直到儿子14岁时查出罕见病。为了给儿子治病，他跑遍了北京、上海、香港的各大医院求医。“四年的时间，1408天，最后病重的60天里，我睡在医院的走廊，没有合过眼。最后在ICU里待了20天。每天3万（元）……”他停顿，又模糊说道“后来因为一场意外，我亲手送走了他，我不能原谅我自己”。丧子之痛尚未痊愈，他的父母却执意让他相亲再婚，他不能接受，也无法从过去的悲痛中走出来。“我只是想找个远离过去生活的地方”。
还没有踏足社会的书琪是一所双一流大学的博士，虽然尚未离开学校，却还是被早早带入了同门之间的“内卷”。“未来还要面对社会工作的996，我该如何找到好工作、赚到更多的钱？如何得到社会的尊重？我能往哪里退呢？”书琪困顿于这种焦虑，因检索“古琴”“禅乐”等静心的方法，被大数据推送了禅修班。报名成功准备出发的时候，书琪还惦记着自己的论文，回想比如阅读文献、和导师见面讨论问题。“去，是为了放下杂念。”她最终放下了电脑，她想要解决困惑，习得生活的智慧。
诺那塔院的禅修以“生活禅”为理念衣钵，主张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禅修期间，学员每天早晨5点半就需要起床，开始一个小时的打坐，之后便是早斋，出坡（参加劳动）、诵经，然后是午斋，佛学讲座，最后是药石（晚餐），洗心钟和普茶夜话。
晚课“普茶夜话”中，学员们把疑惑或者问题写在纸条上，师父来回答——“生活很稳定，爱好很多，不知道未来要怎么选择？”“现在工作时间久了，总感觉提不起精神，如何保持精气神？”“自己比预想中的还要差劲，怎么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如何说再见？”
“这一辈的年轻人和上一辈不同。”师父认为，上一辈生活的年代物质匮乏，所以更追求物质，而到了这一代年轻人，在满足物质生活的条件下，更渴望精神上的提升，“原本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们的工作如何、怎么赚更多的钱、房价是涨是跌，近几年来，我们开始拉回到自己，开始关注我们自己的精神和身体”。
每日安排结束早早回到寮房，很多学员发现一天的时间一下被拉长，相比于刷短视频盯着手机屏幕，生活变得丰富且绵长。“腿是你的，你不能被你的腿控制你自己。”师父曾在回答打坐的问题时抛出的一句话，被大家反复盘记。
师父送给小文一本《心经》，并希望她能抄写，算是给她的作业，以此对抗对生命的虚无感。“‘上山’不想‘山下’的事，过好当下，吃斋诵经打坐，去感受阳光和山雾。”阿盛非常喜欢听师父念《金刚经》，“感觉心非常静，遗憾自己没有录下”。
不过并非所有学员都能得到解惑。书琪原本是想来此放松的，可是几天下来的课程和体验让她更困惑。“如果在学校遇到了评优，我不争不抢，让给他人，这显然与‘自立’违背。”书琪还想和师父有更多的交流，她觉得思考修行还没有结束，但她承认也有收获，“借助这里的环境，师父和师兄们的力量，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场域。即便是‘下山’，也要保留这样的力量”。
这期禅修班到了结营的时候，阿盛打算随后去考研集训营，他要实现读心理学专业的梦想；鹿先生说这一站结束后，还想继续往西走，目的地是冈仁波齐。不过大家开始普遍担忧下山后，还能不能保留在山上的状态，于是相约建了一个微信群，每天打卡“打坐”，互相监督，“这是能带下山且最有效快捷的修行方式”。
禅修班的最后一天，几位学员自愿皈依，师父为他们举办了皈依仪式，在一旁诵经的学员们，有的默默红了眼眶。仪式结束后，几位时间充裕的学员打算留下来做义工，剩下的学员们在“小黑师兄”摇着尾巴遥望相送中分批离开。第二天，山中又起雾了，下一批新入营的年轻人又要来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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