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打拐库查到疑似你女儿的同龄小孩，应该是匹配上了。”4月9日中午，正在寻亲路上的陈生梨突然接到了贵州民警的电话，他握着手机激动得说不出话，只是频繁点头。挂断电话前，贵州民警称云南警方会主动联系他，并说了一句：“你们父女的缘分应该到了。”
父女缘未了
接完电话，陈生梨第一时间把好消息告诉了全家人，之后转达给余华英拐卖儿童案的受害者杨妞花，又在4月10日凌晨1点，给此前采访过他的财新发了条微信：“兄弟，孩子找到了。”文字后面附加了三个痛哭的表情。
2003年5月女儿出生时，陈生梨夫妇在浙江余姚打工，正值吃杨梅的季节，舅舅便给孩子起名陈杨梅。后来，他带着妻女往云南昆明打工，2006年在官渡区新南站广场附近经营户外KTV时，女儿丢失。此后，陈生梨的人生轨迹彻底转向：为了找孩子，他带着全家辗转多地打工，经常一发工资就辞职踏上寻亲路，在信息技术不够发达的年代，只能靠笨方法，将印有女儿信息的寻人启事贴在一根又一根电线杆上，“打印一张寻人启事就要一元钱”。与他一起在路上漂泊的还有其他同病相怜的寻亲者。
再后来，陈生梨返回老家贵州纳雍，租住在一处阳光照不进去的民房内，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继续走在寻亲路上，平时靠贷款和做小买卖支撑整个家庭，妻子曾丽则在出租屋附近的一处公厕做保洁员，每月有1000多元收入。
“即便家里还有5个孩子，我也不会放弃寻找”，随着孩子长大，开销慢慢增大，陈生梨名下的贷款越来越多，为了保持良好的征信记录，只要摆摊有一些盈余，他就先把利息还上，“下次再借就不难”。19 年中，曾有亲戚劝他放弃，但是陈生梨觉得：“我们家是女宝，如果不找，孩子会以为是父母不要她了。”
陈生梨租住的出租屋外，自制的棉花糖机上面张贴着女儿的失踪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