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5月1日清晨，我乘坐的“运-7”小型飞机降落在延安机场。《延安日报》摄影记者王学锋和延安四山管理委员会的李广林一行人来接我。我们一路沿宋代得名的“杜甫川”向西南行驶，来到16公里外的万花山（又名“牡丹山”）。晌午时分，顶着烈日、伴着蝉鸣，我背着摄影器材和生活用品，走进了“杜甫祠”与“木兰祠”之间的新窑子村。
当时，据村支部书记白整风介绍：新窑子位于延安市西南8公里处的杜甫川北端，海拔1200米，属宝塔区万花山乡管辖。不算黑户，全村一共58户、236口人，有大牲畜23头、简易公路2.5公里、耕地500亩。村里至今没通广播、电话、邮路，没订报纸，没人外出打工，几乎都在村里种地糊口。自1982年放最后一场电影后，多年没有文化娱乐活动。今年人均毛收入不足300元，最低的不到100元，村委会累计欠债12.6万元。
这一次进村，村里人对我很警惕。村支部还派了两个民兵暗中盯梢，拍摄也屡遭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