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都”晋江是全国闻名的“千亿县”,疫情阻断了原本高度依赖的出口,年轻的“创二代”转向直播电商谋求突围,两辈人经营模式的迭代正在重塑晋江鞋业。

从张文彬家向外眺望,晋江陈埭镇的新与旧一览无余。近处,是改革开放后修建的“老晋江风”楼房,兼具居住、办公、生产等功能,顶楼带花园,外观视主人喜好而定,楼与楼之间风格迥异。远处,是21世纪以来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现代化高层住宅,楼栋间距固定,规格相似,体现着新一代晋江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张文彬家楼高10层,一到九层用作企业办公,顶楼被他称作“空中别墅”,是一座带花园的豪华住宅。这种居住方式在当地随处可见,深受“老晋江”们喜爱,是成功人士的标志。他从卧室窗口指向远方崭新的商品房,表示自己不久后也要搬到那去了。
晋江陈埭镇,闹市里的古庙,不远处是当地一座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酒店。
晋江安海镇,一间服装厂里的私家高尔夫球场。

晋江位于泉州市东南部,三面临海。20世纪80年代,为了摆脱人多地少的困境,当地利用“海内外500万晋江人”的侨乡优势,发展起第一批小型企业。一时间,紧贴港澳台潮流的时髦服饰,新奇的日用百货和玩具,纷纷在当地的小商品市场里上架,吸引大量国内外商家采购。也正是这一阶段的创业潮,催生出了安踏、鸿星尔克、361°等多个以鞋业发家的知名国产品牌。40多年过去,晋江已成为全国闻名的“千亿县”,上市企业数量达50家,连续28年领跑福建省县域经济。

中国鞋都电商创业园里,码放在一起的鞋盒。

繁华背后,是“老晋江”们的一部奋斗史。他们大多早早开始独立谋生,有惊人的意志力和冒险精神。

开达鞋底厂的员工宿舍墙外,印有“拼搏”两字,过去每间宿舍至少住 7 个人,现在则宽松到 4 人一间。

张文彬1963年出生,不到13岁便离开了学校,先是帮父亲拉草木灰卖到农村做肥料,而后到鞋厂上班,接着干脆自立门户,办厂生产皮包。20世纪80年代,他带着大队开的介绍信和营业执照,把皮包从晋江卖到了上海的百货商场里。20世纪90年代,张文彬去内蒙古出差时,对途经沙漠的气候印象深刻。当时正是晋江外贸鞋的销售高峰,而鞋盒里需要放置的干燥剂,却鲜少有人批量制作。他从广东番禺寻得一台老机器,拉回晋江,开始生产防霉片。没想到机器经常出问题,不时罢工。放弃就意味着亏钱,不服输的张文彬把机器拆了装、装了拆,倒腾几次后,终于摸清了它的原理,生产也上了轨道。效益好的时候,一天能挣十几万元。

和张文彬一样,已过古稀的张特开年轻时也走遍大江南北,做过药材、煤炭、饲料、瓷砖等生意。1990年,为了照顾家中儿女,张特开回乡开鞋厂。从拖鞋到童鞋,30多年来,张特开一直在寻找新的鞋业商机。

张文彬感慨,他们那一代晋江青年,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敢闯敢试,跌跌撞撞拼出了一番事业。

张文彬一边在车间视察员工生产新产品香片,一边处理业务,创业大半辈子,如今他依然停不下来。
70多岁的张特开,站在自己创办的开达鞋底厂里。他20岁离乡,走南闯北做买卖。1990年,张特开回老家办厂。先是在安海生产拖鞋,后来转做童鞋,远销海外。随着市场同质化竞争越来越激烈,他的鞋厂规模不断缩减,从高峰期的2000多名工人减少到如今的200名左右。现在他已经把工厂交给孩子们打理。
职业经理万丽平坐在他的出租房里。他是江西人,16岁离乡外出打工,在广东东莞的裕元鞋厂从流水线工人做到了管理层,裕元搬离中国后,万丽平来到晋江,进入安踏。随着企业转型,管理岗位更青睐大学毕业生,他遇到了职业瓶颈,最后选择离开。在晋江这些年,他认识了很多同样背井离乡的朋友,甚至有了几个拜把子兄弟,他认为这种人际关系比在故乡的要亲切得多。
安踏运动科学研究实验室高级研究员杨礼。2007年,她从成都体院毕业后进入安踏,加入了当时晋江惟一一家做运动鞋研究开发的实验室。

曾有人将晋江商人的特质总结为——“有钱大家赚;你能我也能;先让事情发生。” 以张文彬、张特开为代表的“老晋江”们前半生的经历,充分地诠释了这三点。与此同时,他们也将这些自己用以安身立命的信条糅入对后代的教育。

1997年出生的周善东,是个来自黔东南的侗族小伙,他手臂上的大片纹身让他看起来跟身边的工人都不太一样,他说他以前就是学纹身的,但由于没钱开店,只能出来打工,来晋江前,在浙江的眼镜厂打工。到了开达鞋底厂后,他主要负责用机器压鞋底,这个工作又热又累,完全没时间出去玩,但胜在工资较高,所以他坚持了下来。
王易每周五放学后就到厂里协助母亲工作,周末也大多在此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