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5点，格茸准备上山采松茸，就在他洗漱、烧香的十几分钟里，门外已经驶过了四五辆汽车和摩托。在松茸出菇的季节，吉迪村总有人起得更早。
吉迪村坐落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建塘镇西北，海拔3300米左右，气温降水都适宜松茸生长，曾被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选为取景地。此后，吉迪村松茸的名声和价格水涨船高，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每年都创造2500万元以上的产值。这里十多个村民小组、近500户居民，家家户户都采松茸，以此为生，也以此为傲。驱车进入吉迪村，必经之路上立有一座牌楼，上面写着“世界松茸第一村”。
松茸，一种美味的野生菌，外皮黑褐，内里白嫩，因生于松林、体如鹿茸而得名，有“菌中之王”的美誉。顶级的松茸从菌帽到茎干结实匀称、长度适中，最好的吃法是切片蘸着酱油生食，口感爽脆鲜美，嚼几下就有一股奇异的香味，日本人称之为“秋天的味道”。
日本人喜食松茸，但上世纪50年代开始，因为松材线虫的侵染和森林资源的改变，日本本土的松茸飞速减少，到上世纪70年代后已相当少见。当时正值日本经济繁荣的“泡沫世代”，日本人遂在全球范围内高价进口松茸，也培育起了中国的松茸出口市场。1985年开始，云南松茸销往日本，很快成为出口创汇的拳头产品，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超过1000吨年出口量、6000万美元产值。
云南至今仍是全国最大的松茸产地和交易集散地，多名专家估计，全省年均松茸产量约2000—3000吨。随着《舌尖上的中国》热播，又因松茸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和松茸多糖、多肽等物质，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增强体力、抗疲劳和预防癌症，目前松茸的主要市场已从出口转为内销。一方面，受新冠疫情影响，出口量连年滑落，去年仅330吨左右；另一方面，松茸在国内亦备受追捧，价格高企，消费火热。在“松茸之乡”香格里拉，置身松茸交易市场，眼见各商家送货、分拣、打包，热火朝天，一派繁忙。由于松茸保鲜期一般只有三天，如今香格里拉专门有松茸运输货机专线，只需24小时，就能抵达全国60多个城市的餐桌。
繁荣之下亦藏危机。松茸减产的消息20多年来不绝于耳，近年愈发严重，松茸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有感知，比如村民采摘就经历了“背背篓上山”到“拎手提袋上山”的过程。
也是在上世纪90年代，云南的松茸各产地已经开始尝试包山、人工促繁、限制采摘等措施，来保护、维持松茸产量。云南的海棠洼村1997年实施了“封山育茸”，在一公顷的观测点里，三年内松茸产量增加了112.5%。
但保护依然未能阻止松茸产量波动下降，如今它已是濒危红色物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这其中，气候变化是一大肇因。“大树底下好乘凉”，松茸作为和松树共生、生长在较高海拔地区的真菌，主体菌丝在地下，具有不错的气候适宜性，难有真正的灭绝风险。不过，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它会选择少出菇。
松茸不能人工繁育，只能野外生长，日本科学家花了数十年时间也未能将它驯化。它到底何时出菇、因何出菇、出多少菇，人类均无法确定，更无法控制。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迎面撞上松茸的不确定性，以一种美食可能的消失，提醒着人类，气候变化苦果已经爬上舌尖。
“人类无法控制松茸。等着看松茸是否会出现，是一个存在主义式的问题。”人类学家罗安清在她的著作《末日松茸》里写道：“它提醒我们，我们依赖着超越人类的自然过程。我们不能修复任何东西，甚至对那些我们自己所破坏的也同样如此。”
等格茸爬山时，吉迪村几乎成为空村，男女老少都扎进了密林之中。格茸把家人分成三队，自己一队，妻子追初一队，两个儿子一队，人手一根尾端削尖的竹杖，到半山腰就沿着不同的方向徒步前进，交叉搜寻。“这片山我们也不太熟，看运气吧。”他说。
雨洗过的山异常苍翠，土壤有肥沃的弹力。高大的松树栎树下，随处可见颜色各异的菌菇，煞是好看。但它们都不值得格茸停留。他攀援而上，走得飞快，时不时停下用竹杖轻轻拍打一圈，寻找松茸的踪影。
松茸是一种与松树或栎树共生的菌根真菌，主体在地下，形成过程是一连串“自然的奇迹”：一粒幸运的孢子落在松树的根系，随雨水进入浅土层，吸收寄主的养分，长出菌丝，结成菌根，经过五年以上与松树的共生，才有出菇的可能。这时候，松茸的地下菌丝、松树根和周围土壤会结合成一种白色海绵状的结构，被称为菌塘。当气温、雨水、日照等条件适宜，松茸才会从菌塘里冒出来。村民们也知道，松茸出菇往往出一窝，他们管这种地方叫菌窝。
菌窝一般被厚厚的松针和栎叶覆盖，若用人眼去找冒头的松茸，无异于大海捞针。采松茸的诀窍在于记忆，每个吉迪村民脑中都有一幅松茸地图，按图索骥，才是最高效的方式。
格茸的岳母七主脑海中就有一张详尽而准确的松茸地图，她最多一天曾采到过21公斤松茸，“最大的背篓要装两背篓”。跟着她上山，才知道熟手的效率：竹杖稳稳擎在手里，一路屏声静气，走山如履平地，直奔记忆中的菌窝，时间一丝也不浪费——上山三分钟，她就采到了第一朵松茸；半个多小时一座山巡完，共采到七朵松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