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促的吱吱声从李岳（化名）喉咙传出，他的眼睛和嘴角用力挤作一团，却说不出任何字眼。他用手势比画道：聋人微信群，女人找我聊天，我相信，她真的爱我……
这段短暂的“恋爱”，让52岁的李岳失去了惟一房产和半生积蓄。对方同为听力障碍者，没有口语能力，取走李岳近50万元财产后，女人消失不见。李岳从沈阳追到重庆，得知她早有丈夫，这才醒悟过来。
“我知道我是真的被骗了，就回去了，我没有法律意识，也没有报警。”一份之后的律师谈话笔录里记录道。后经听障朋友介绍，李岳认识了手语律师唐帅，才知道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追回损失。
唐帅不记得自己接洽过多少个类似案件。除了大年三十，他每天都在处理听障人士相关的法律工作，无论何时打开手机，都能看到数十条来自听障人士的新增好友申请。
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2021年发布的数据，到2010年末，中国听力残疾人数约为2054万，另有部分同时具有听力障碍、言语障碍等人士被归为多重残疾，多重残疾人数约1386万人。听力障碍将他们隔绝在由声音和文字构建的主流世界之外，公共普法宣传难以触达，加上整体低于健全群体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该群体的各项权益更容易被不法分子觊觎。另一方面，我国尚未建立针对听障群体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不少听障人士吃了“哑巴亏”。唐帅创办的重庆华代律师事务所是我国极少数有能力接待听障群体的法律服务机构，但相对于上千万的听障群体，律所接待能力如杯水车薪，需求与供给极不平衡。
这是李岳第三次受骗。
第一次是在广西，对方以投资为由，骗去他九万余元；第二次被网恋对象套走两万余元；第三次，重庆女人白桂枝（化名）对他展开猛烈追求，甚至上门提亲，他再次选择相信对方，出售了自己惟一的房产，把银行卡交给对方。
李岳曾是火葬场工人，1999年下岗后，靠着打零工维持生计。他从小耳聋，没有机会学说话，也没有上过学，成年后逐渐与亲戚断了来往，朋友多为网络或现实生活中结识的听障人士。
多次被骗的状况在听障群体中并非特例。26岁的张晓雨毕业于郑州师范学院，拥有本科学历，但依然没逃过骗子精心设计的圈套。她先是在好友的介绍下，陷入“套路贷”；后为了帮熟人找工作，两次向“劳务中介”转账汇款，人财两空；最近，她又被某疑似传销的微商代理发展为下线，囤货2万余元。
“我很傻，相信别人。”李岳这样总结自己反复被骗的原因。而张晓雨说，她不轻信陌生人，但挣钱难，她愿意“赌一把”。唐帅代理过的案件里，有女性听障者被丈夫殴打至多次流产，仍不觉对方有错，直到看了律所的手语普法视频，才知道女性有权起诉离婚；有女性听障者被组织卖淫，自觉工资过低，希望唐帅能帮她争取与健全卖淫女同工同酬，却意识不到卖淫违法；有听障者不懂要签订劳动合同，被拖欠工资后，无处追讨；还有的在朋友介绍下参与贩毒、扒窃、诈骗等违法活动。
学者冉美华对北京地区手语新闻收视情况的一项调查显示，60%的聋人偶尔看配有手语翻译的电视新闻节目，其中近79%的聋人只能理解这类节目中不足60%的内容，难以满足听障群体获取信息的需要。另一方面，该群体较低的书面阅读水平阻碍着他们从网络、出版物、公共宣传标语等渠道获取普法知识，导致大多数听障者法律意识淡薄。
明白自己被骗后，身无分文的李岳留在了重庆。每天下午四点，他准时换上黑红色工作服，钻进火锅店后厨，清洗火锅油污，直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后，才能下班。
“一边打工赚钱，一边努力维权，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他表示，“不想放弃一点机会，就算是败诉了，也要再想其他办法。”
法律给李岳的生活重新带来了希望，但给其委托律师林磬和翻译郝舒欣留下了一个难题。
2021年春，郝舒欣的假期被连续打来的视频通话中断。李岳和女友不断发来消息，恳请律所接下案子。“当时就分析(拿回钱)很难嘛，但是李岳就很坚持。”郝舒欣回忆，律所的同事们都评估该案败诉风险较大，但她还是草草结束了假期，回到律所协助翻译。
一份不到2000字的案情陈述，双方约谈了三次，其中两次谈话时长超三小时。手语表达难以阐释过于抽象或精细的问题，陈述方式简短、模糊。林磬要反复变更询问方式，帮助其理解每个细节的重要性，还要分多次核查其记忆的准确性。“他每次说的不一样的时候，你要给他时间想，然后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不明白你的问题。”林磬回忆。
更棘手的是笔录内容缺乏证据支撑。李岳和白桂枝主要通过视频通话交流，没有留下文字或语音记录，难以形成李岳遭遇婚恋诈骗的实质证据。林磬曾调取白桂枝的婚姻登记情况，仅重庆地区，她就在短时间内与七名男子进行过婚姻登记，但这无法满足刑事立案的证据要求。
缺乏证据是听障案件中经常出现的硬伤。林磬说：“聋哑人对法律意识、证据保留这块确实做得不行，没有在第一时间保留证据，通过我们过后再去收集的证据，再拿到公安机关去，一般就不够充分。”没有实质性证据就难以立案，而不立案又难有更多调查权限，林磬时常感到自己被困在了这个循环里。
为了帮助一位听障受害者维权，林磬曾四次前往公安机关报案，但都因证据不足立案不成，维权周期被无限拉长。林磬不想李岳的案子重蹈覆辙，便另辟蹊径，以借贷纠纷名义起诉了白桂枝，要求还钱。“对他(李岳)来说已经被骗了，婚也已经离了，你再让她（白桂枝）一个聋哑人去坐牢，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她说，“还不如找她要钱，如果确实要不了，再走刑事。”凭借白桂枝与李岳离婚后补签的借条和银行流水，法院宣布李岳胜诉。
但不是每一个案子都能如李岳案件这般顺利开庭。要维护自身权益，摆在听障人群面前的首要困难就是沟通。李岳介绍，他曾尝试到派出所报案，但派出所民警不具备手语能力，双方只好写字交流。李岳没上过学，不具备基本的书面表达能力，难以阐明案情。警察让他在纸上写下事情原委，也没核对、询问，便通知他回家等消息了，连报案回执都没给。
李岳使用的自然手语作为一门独立语言，拥有其独立的词汇和语法，无法与汉语一一对应。大部分时候，他们只能用直译的方式，将为数不多自己知道的汉字词汇码放在一起，而无法组合成流利的句子和段落。
“（沟通）过程速度较慢，成本高昂，效率低下。因此，基层派出所在不涉及刑事案件讯问的普通问话中，往往不与聋人直接交流。”南京森林警察学院侦查学院的聋人犯罪学者韩佳彤曾总结。
无效沟通加剧不信任感。唐帅介绍，司法公信力在听障人群中普遍丧失，听障者认为报警解决不了问题，不少选择忍气吞声，也有人索性诉诸暴力。
为了顺畅沟通，司法机关有时也会聘请特教学校教师担任手语翻译，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我国听障人群中并用着两套手语体系：自然手语是在听障群体中自发形成的，广泛运用于我国听障人群中；文法手语与汉语逐字对应，需要同时懂得汉语拼音、汉字字形和象形手语，掌握者多为特教学校教师及高校学生，社会上大部分听障者无法看懂和使用。聘请文法手语使用者为自然手语使用者做翻译，如鸡同鸭讲，双方互不理解。
另一方面，通晓自然手语的健全人多为听障人士亲属，不具备翻译资质，缺乏出庭经验，亲属自主代替原告发言，扰乱法庭秩序的情况偶有发生；加上自然手语能表达的词汇有限，大部分自然手语使用者不掌握法律词汇的手语表达，难以服务于法律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