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旖最近迷上了扔东西。两轮清理后，又找出22双鞋，等待“断舍离”。钟旖审视着它们，一番抉择后，有14双被装入垃圾袋，包括一双售价超6000元的高跟鞋。“爽！”她说。在这之前，她拥有的鞋超过60双。
钟旖曾是“买东西不眨眼”的人，大学期间就通过兼职做摄影师月入过万元的她，从“种草”到下单通常不超过一分钟。疫情开始后，她的兼职生意停滞，在一轮轮找工作的竞争中，整个人“蜕了层皮”。如今，她通过舍弃旧物的方式与消费主义告别，找寻购物之外的幸福。
类似钟旖这样的生活方式转变已经不属于个案。社区网站“豆瓣”上，“极简生活”小组人数超38万人，以“抠门”为主题的多个兴趣小组人数均超过60万；生活方式平台“小红书”上，“极简主义”“断舍离”“抠门”等词汇成了流量密码，博主们靠着低物欲的生活分享，获得海量关注。
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社会正经历一场“内卷化”的阵痛，青年群体厌倦了消费主义表面愉悦背后的压力和代价，转向低物欲生活方式，形成了一股“反消费主义”的软性抵抗浪潮。在低物欲青年人群里，有人曾因网购欠债十余万元，有人曾在大学一年消费超20万元，有人曾为子女陷入花钱漩涡。如今，他们试图在低物欲状态下找回掌控感，追求“空无一物”的松弛生活。
“对不起，你们找错（主）人了。”钟旖举起相机，为几双鞋留下了最后影像，接着把它们一股脑塞进了两个塑料袋，其中一袋等待二手寄售平台取走，以半折至一折挂在网上寻找买家，另一袋将被扔进衣物捐赠箱。钟旖估算，此次丢掉鞋子的购入总价远超1万元。
“扔东西感觉就跟删除记忆一样，就很轻松。”钟旖曾经专门用一整间卧室加一个阳台来储物，搬到现在的一室一厅后，已经扔掉了一半以上的化妆品、护肤品、首饰，三分之二以上的衣物和不会再看的书，“大多数东西给你带来的是困扰。收拾它们很难，（考虑）把它们放在什么地方很难。（扔东西）就是减少了很多考虑的时间，能减负担”。
在扔东西这件事上，同在北京工作的熊满齐比钟旖更极端。他几乎把家扔空，只留下使用频率高的物件。如今，他的家里没有沙发、茶几、置物架或任何摆件，个人生活用品数量不到100件，包括只有3双鞋、1本书和1口锅，“就是家徒四壁风”。
熊满齐也很少花钱。他每周逛超市的支出控制在100元左右，主要用于高端超市食材的购买。因为预算有限，购买量很少，妻子曾向他抱怨吃不饱。“我说这就对了，好东西不用吃饱。”他回复，“因为打工人不需要吃饱，你吃饱之后就不想干活了。”周末，他带三岁的女儿一起画画、做手工或逛公园，“低成本育儿”。女儿的玩具也是亲手制作的——用鸡蛋包装盒拼接成的小动物。他介绍，他每月生活加养孩子花费为3000余元，而周围有同龄孩子的家长育儿花销是他的10倍。
熊满齐在一家著名外企工作。最近一两年以来，客户的预算开始缩水。“同事都在做消费降级。”他补充，“很多人不再拿着星巴克，大家都去茶水间，接公司的咖啡。用公司阿姨给的冻冰块，你也可以做冰美式咖啡。”
工作带来的消费降级，在中小型企业的张娟娟感受更为明显。2020年至今，她经历了被迫离职、待业数月；重新找到工作后，她见证了40余名同事被裁。
除了物质上的低欲望，她尝试给自己的数字生活也做减法。她关闭微信朋友圈、定期取关网络博主，从通讯录里删除前同事、老同学等长期没有交集的、纯粹不喜欢的人。如今，她的微信好友共200余人，除了工作伙伴，仅保留特别要好的朋友或亲人。“有时候追求物质上的清爽之后，（很快）也就过去了那个劲儿；但是精神上的清爽真的会让你爽很久。”她解释，“心理上变得洒脱了，没有那么多在乎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