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68岁的杨可全，他头戴蓝色的鸭舌帽，眼里全是对外来者的惊讶与疑惑。走到跟前，他伸出手——只需一眼就知道这就是庄稼人的手——又迟疑地收了回去。因为在地里不常见到外人，杨可全有些尴尬不知所措，他的妻子舒启碧披着衣服从远处颤颤巍巍走来，从怀里抽出蜷缩变形的双手，招呼我进屋坐坐。
杨可全是生活在成都市高新区的一名农民，耕种地位于天府五街与盛华南路的路口，原属双流区华阳镇民乐村。2004年左右，因高新区城市规划需要，政府将土地征收，民乐村各队的村民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农转非”安置过程。如今的民乐村原址与其说是一片田，不如说更像是荒地，被铁皮围绕，突兀地横亘于高大的电梯公寓和造型前卫的幼儿园之间。而这荒地之间有一条小河穿过，菜畦散落两旁，抬眼还能看见几间篷布搭成的房子，那是民乐村“遗民”们的栖身之所。
杨可全和舒启碧其实并非民乐村人，“2005年4月，我记得很清楚，我就是4月来的成都”。两口子原是四川乐至县劳动镇人，来成都前，杨可全刚进乐至县城附近的一家塑料厂工作。那时，他们的大儿子再婚入赘到云南，留下了8个月的女儿，小儿子也外出到成都闯生活。“正巧这个时候我们塑料厂老板在成都民乐村投资的农家乐倒闭了，留下一些房屋林木，就找到我，每个月给我的工资增加到600元，希望我来看守农家乐的‘遗产’。”就这样，杨可全两口子，还有他们8个月大的孙女，举家来到了民乐村。
从2005年4月到2013年11月，杨可全看守了农家乐8年，“老板一开始找了3个人来看农家乐，我们要守大厅，以防有人来偷东西，还要给各种树木浇水打药”。可随着民乐村动迁，其他两个人陆续离开，只剩下杨可全继续留守。其间，杨可全的老家又遭遇汶川大地震，“最老的那间泥巴糊的草屋塌没了，后来建的小楼房也变成了危楼，不敢再住人了”。没钱翻修楼房，民乐村成为杨可全惟一的居所。
2013年11月，杨可全看守的农家乐被彻底拆除，“好多挖掘机开进来，把这里铲了个精光。（好在）老板付完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后，给我留了一间瓦房，说不能让我孙女没地方住”。虽然有了地方住，但一家失去了经济来源，“我只有小学文化，没啥子能力，本来就是农民，那就种点地”。杨可全就这样开始了在废墟上种菜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