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57岁的史家珍卸任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正式走马上任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在考古学界，史家珍以田野考古知名，他主持发掘的洛阳汉代帝陵等项目，曾数次获评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到国内三大石窟寺之一的龙门石窟工作后，他强调工作要开放，既让大众了解石窟寺艺术，也欢迎公众、社会和媒体监督研究院的工作。
史家珍到任之前，2019年12月，龙门石窟研究院由龙门文化旅游园区管理委员会的二级机构，调整为洛阳市政府直属的正处级事业单位。2020年以来，随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国家文物局《“十四五”石窟寺保护利用专项规划》先后发布，中国的石窟寺保护事业面临着新机遇。2021年4月，在史家珍主持下，龙门石窟研究院提出了自己的“十四五”计划，从保护、考古、数字化、展示利用、科研平台建设等方面入手，着力打造世界一流石窟研究机构。
在与财新的交流中，史家珍并不讳言龙门与敦煌、云冈和大足在保护利用方面存在差距。他的语言质朴而不乏智慧，对于现阶段还做不了的工作，他选择暂时放下。“研究院有很多重要的工作，先把能做的做了”。
龙门石窟地处伊洛河平原南端。在伊河水北流汇入黄河的途中，有一处长300多米的天然峡谷，是洛阳通往南方的必经古道，龙门石窟就开凿在峡谷的山间。石窟主体开凿于北魏至唐代，数百年间形成了由2300余座窟龛、10万余尊造像、2800余块碑刻题记组成的石窟遗存。这些造像多为皇室营建，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皇家石窟。
公元493年，开凿过云冈石窟的北魏王朝，孝文帝决定将都城从大同迁至洛阳，到达了丝绸之路东段的起点。这一时期，佛教在经历与本土宗教道教的激烈斗争之后，已经积极投靠政治，取得了有力的外护，其影响力不断壮大。东魏杨衔之所著《洛阳伽蓝记·序》就记载，当时洛阳“笃信弥繁，法教愈盛”，城内“招提栉比，宝塔骈罗”。
根据学者考证，在龙门地区，北魏王朝先后营造了古阳洞、莲花洞、宾阳洞和皇甫公窟等洞窟。其中古阳洞为孝文帝为其祖母冯太后祈福发愿雕造，宾阳洞是宣武皇帝为父母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所建，而皇甫公窟则由北魏胡太后舅父开凿。
龙门石窟的造像艺术承袭了云冈的遗韵，也有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风格。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李裕群在《中国石窟寺》一书中指出，宾阳洞出现孝文帝和文昭皇后在比丘引导和众人簇拥下静心礼佛的场景，说明北魏平城（今山西大同）时期曾经流行的“皇帝即当今如来”的观念，到了北魏洛阳宣武帝时期已经弱化，即皇权与神权分离，帝王是作为神权维护者的面貌而出现的，这或许是石窟性质转变的标志。
到了公元534年北魏孝庄帝时期，王朝分裂，洛阳沦为废墟，成为东西魏和北齐北周争霸的战场，佛教和寺院的开凿也遭受沉重打击。李裕群考证认为，直至唐太宗贞观十五年，魏王李泰为生母长孙皇后在龙门开凿洞窟后，李唐皇室才在龙门继续开凿石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高宗发愿开凿、武则天出脂粉钱资助建造的大卢舍那佛像，此后唐皇室在龙门的开凿活动一直持续至安史之乱爆发。
两朝皇室的陆续营造，使龙门石窟形成了横跨东西两山、南北长达1000米的石窟群。当时的龙门石窟已是沙门活动的圣地，不乏高僧、信众和文人游历的记载，东西两山还建有诸多寺院，其中香山寺和广化寺颇负盛名。
根据学者的考证，香山寺最早可能建于北魏时期，但确切记载则为唐武则天时期。当时有印度高僧地婆诃罗到达洛阳，曾先后翻译过《大乘显识经》和《最胜佛顶陀罗尼净除业障咒经》等十多部70余卷经书，深得武则天尊崇和礼遇。地婆诃罗圆寂后武则天十分悲痛，敕令葬于龙门东山，并为其筑塔扩建寺院，即香山寺，寺院建成后武则天还曾亲驾游览。白居易晚年常在香山寺生活，“香山居士”也由此得名，白居易生前曾为好友元稹撰写墓志铭，并将所得的六七十万钱全部布施，用于重新修葺香山寺。白居易去世后，遗命葬于香山寺。香山寺于北宋后就逐渐消失，直到清康熙年间有官员重新选址，重建了香山寺。
广化寺则因开元三大士之一的善无畏修建，他是唐玄宗和唐肃宗时期最著名的密教高僧。文献显示，唐朝与外族发生战争时，善无畏曾多次通过诵经、筑坛作法帮助退敌，其咒术灵验并可降雨雪。善无畏圆寂后，瘗葬于龙门西山北岗，肃宗下旨将善无畏塔院扩建为广化寺。在中晚唐时期，广化寺名气不大，但五代和北宋初期，因帝王频频驾临祈求雨雪而闻名。
龙门周围沙门众多，除了前述两位高僧，有不少僧人同样圆寂或瘗葬于此。到了金元时期，洛阳地位不复，近代更因战争等原因，龙门石窟和周围寺院不可避免走向衰落。直至1893年日本人冈仓觉三到此调查，才使得龙门石窟及其艺术再次获得世人关注，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的盗凿。日本学者关野贞记载，“从民国三年（1914年）起，洞窟雕刻的多数佛头，能取下的都被卖掉给了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