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岁的木工朱张勤看向停在院子角落的摩托车，它已经在那儿停了五年，蒙着塑料布，成了一个放杂物的架子。摩托车曾是朱张勤去县城干活的交通工具，由于一场变故，如今他只能在自家院子里干些像做鸟笼这类的轻巧活计。
8月中旬的甘肃陇南，清晨已有一丝凉意。妻子去世多年，朱张勤习惯了自己照顾自己，总会在工作台旁放一副护腰。出事也是在一个早晨，2018年5月，他在老屋门口修理一台切割机，正要把插头插入电源，突然被重重撞倒，他的门牙磕到了水泥台阶上，后背传来剧痛。回头一看，一只黑乎乎的野猪眼睛发红，獠牙伸出嘴外，背上的鬃毛直直竖着。朱张勤想拿旁边的铁锹自卫，但转眼野猪就跑出了院子。
朱张勤拄着铁锹，一点点向前边的新砖房挪去。十几步的距离，他感觉自己“走了有半个小时”。村里人用门板把他抬上车送到县城医院，检查发现他两节脊椎粉碎性骨折。在医院，朱张勤得知自己并非当天惟一一个受到野猪攻击的人，同村另外两人也被同一只野猪撞伤。
据甘肃省陇南市林业和草原局提供的数据，近六年该市野猪致伤亡人数为22人。2016年至2020年五年间，该市共有12人因被野猪攻击而死亡。
野猪的适应能力极强，在中国境内广泛分布。中国林科院森林生态环境与自然保护研究所研究员金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全国28个省份有野猪分布，其中26个省份857个县（市、区）存在野猪致害，且这一趋势日益严重。
野猪在感受到威胁时易发起攻击行为，因其体型庞大、力量极强，往往导致人畜伤亡。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动物生态与恢复中心主任胡慧建认为，若不加以控制，“这样的情况还会加剧”。
今年6月，新调整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下称“三有”名录）新增了700多个物种，野猪则被逆流除名。这意味着开展野猪猎捕活动可以不再需要申请、核发狩猎证。之后多地跃跃欲试，想要控制野猪数量。
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野猪要怎么打？打了之后能不能吃？种群扩张冲在最前的野猪，能否为其他野生动物的管理提供镜鉴？在兰州大学生态学院青年研究员赵序茅看来，“调出‘三有’名录只是给这件事情画上了一个逗号，后边要做的还有很多”。顶级捕食者缺失带来的生态失衡，将是需要直面的更大挑战。
朱张勤生活的谷峪村，地处气候温润的陇南礼县山区。一条南北向的公路沿着河沟将村子分为两半，东西两侧都是大山。山坡的低矮处被开垦，多是靠天吃饭的望天田，小麦收割后留下一片片空地，有长势好的玉米已经结出红穗。
如今老屋后墙坍圮、屋瓦散落，院子里杂草丛生。“出事以后我不愿意过来，心里毛毛的，总觉得背后有东西。”朱张勤说。
对谷峪村人来说，野猪并不算罕见——尤其在缺乏食物的冬季，它们往往成群结队出没，一头大猪带着最多十来只“猪娃子”在山间觅食，一听见动静会一溜烟跑远。但冲进村庄里撞人，还是多年来头一次。
根据几名被撞者的遭遇，村里人后来复盘出那头野猪的攻击路线。出事当天，它最先出现在村西头，撞倒了刚出门的李爱琴。李爱琴胆子小，回忆起来仍觉得很害怕，“知道有什么东西咬我，但太吓人了，我不敢睁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