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鱼塘、一个湖泊三十多年没有认真地去打捞过鱼的时候，下网以后必然会出现大鱼飞、小鱼跳的局面。”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希望用这个比喻说明，最近这一年多的反腐行动，就像清理过去30多年的“反腐陈账”。
而中央巡视组，就像是撒下去的渔网。2013年以来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央巡视组已经对21个省区市、15个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进行了巡视。期间，32名副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其中的18位是在巡视省份任职，另有2人虽已调离，但也是被巡视地案件牵出。
2013年受巡的湖北、内蒙古、重庆、贵州、江西、吉林、云南、山西、安徽、广东、湖南等11个省区市中，目前仅吉林尚无副省级以上官员落马；2014年中央巡视组首轮巡视的北京、天津、辽宁、山东、河南、甘肃、宁夏、新疆、海南、福建等10个省区市，5月底刚刚完成巡视阶段工作，目前已有原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长谭力和原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等高官被调查。
据中纪委官方网站的通报，仅2013年一年，中央巡视组巡视发现并向纪检监察机关移交问题线索1879件，其中厅局级和县处级干部问题线索562件，向组织（人事）部门移交选人用人问题136件。巡视制度于1996年试点，2003年正式确立，而2013年开始威力更多显现，与巡视制度本身的改革有关。
巡视成绩单
2013年5月17日，在中央巡视工作动员暨培训会议上，亲自担任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强调，中央巡视组要当好党中央的“千里眼”，找出“老虎”和“苍蝇”。中央巡视组要关口前移，“下沉一级”，这使得主要督查省部级干部问题的中央巡视组调查覆盖面扩大到地市一级。2013年两轮巡视后，山西、江西等省区市即先后挖出窝案。
在山西，从2014年春季开始，上至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已经调到北京多年并升至正部级的原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下到基层多个县市的“一把手”，从焦煤、水利、土地到交通、公安等系统，大批官员被查，部分县市甚至出现“一把手”长期缺位的情形。到6月19日，中央纪委网站通报，原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和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亦涉嫌严重违法违纪接受调查，当地官场“地震”达到一个新的高潮。此前落马的华润集团原董事长宋林，也曾因牵涉山西问题被举报。
一位接近当地高层的消息人士称，很难想象中央纪委在山西的调查，会涉及申维辰这样离开山西已历经中宣部副部长和科协党组书记两任职位的部委高官；也很难想象，调查的目标会指向令政策这样有背景的地方实权人物。实际上，这一行动甚至涉及到中央纪委内部：5月初，中央纪委监察专员曹立新被带走，他曾分管联系山西的纪检监察工作。
在江西，2013年12月至2014年6月间相继落马的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安众，原副省长姚木根，原省委常委、秘书长赵智勇，原省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苏荣，以及2011年就已落马的原省政协副主席宋晨光，被调侃为江西官场坠落的“一大四小”。苏荣落马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副国级，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第一位被调查的国家领导人。江西反腐还涉及水利、交通等系统，萍乡、赣州等地官场受到震动。
而2014年首轮巡视5月底方才结束，7月初陆续向各省区市反馈巡视情况，原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长谭力，原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等已接受调查，甘肃省则有原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宋史刚、原处长田黎萍被带走调查。根据中央巡视组的反馈情况，土地、矿产资源、交通、工程建设等是普遍存在腐败的领域，部分省区市还在组织人事、法院等系统存在腐败。
“巡视工作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媒体进行了大量报道，与巡视有关的网络信息达560余万条，形成了‘内外共震’的良好效果。”中央纪委在总结2013年巡视工作时说，巡视工作成功践行了“当好反腐‘尖兵’，发挥‘利剑’作用”的要求。
7月17日，内蒙古原统战部长王素毅一审被判无期徒刑。他是中共十八大后首个落马并获刑的省部级官员。而此前落马的30多位高官，也在陆续进入司法程序，一个“审判季”即将到来。
巡视制度流变
从中共中央上世纪90年代提出巡视制度，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2007年十七大将巡视制度写入党章，再到2012年十八大强调更好地发挥巡视制度的监督作用，中共探索巡视制度已有将近20年的历史。
2001年到2002年，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联合派出巡视组，对部分省区市开展巡视试点，这是中央巡视组巡视的雏形。2003年12月，中共中央颁发《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巡视正式确立为党内监督的十项制度之一。
2003年8月，“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正式成立，2009年12月更名为“中央巡视组”。2009年，中共中央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同年，第一届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组长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担任，两名副组长分别为时任中组部部长、中纪委副书记，这一领导构成方式延续至今。
“巡视制度是这么多年来在监督体制方面效果较好的改革。”李永忠对财新记者分析，由于巡视组不受被巡视单位领导，也不是同级党委和党组织成员，能听到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听不到的问题，也敢于把听到看到的问题反映出来，“这就是异体监督的力量”。
2012年11月，中央纪委在十八大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提出：“进一步发挥巡视制度的监督作用，增强发现问题的能力，提高巡视工作质量，注重巡视成果运用。”2013年6月，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巡视工作的意见》《中央巡视工作2013-2017年的五年工作规划》。
李永忠认为，巡视制度在本届纪检监察机关反腐中起到特别大的作用，和之前做出的改革有关——巡视缩小外延、扩大内涵。中央巡视组巡视“突出重点”，突出发现问题，改变了过去巡视工作面面俱到、着力点多的形式。
在巡视对象上，突出省部级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这个重点。“因为一把手责任重大，权力也相对集中，如果出了问题，对一个班子、一个单位、一个地区乃至党的事业都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对一把手有效监督我们认为十分必要。”中央纪委副书记、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张军2013年11月在与网友进行交流时曾提到，“对下一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重要问题线索也要了解掌握。”
在监督内容方面，巡视组突出“四个着力”，即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问题；着力发现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存在对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政治问题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违反政治纪律的问题；着力发现是否存在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突击提拔干部等在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
张军介绍说，中央巡视组的权力与职责都有边界，不是什么都管，只直接受理被巡视地区、单位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中央管理的干部和下一级的主要负责人的问题，对个人诉求、征地拆迁、涉法涉诉等其他方面的问题，按规定不予受理。
“不再管那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集中起来查问题，因此巡视组下去就可以听到、看到，回来敢讲很多以前不敢讲的话了。以至于有的省把一个体育馆开辟出来作为接待群众检举揭发举报的重要场所，出现上千人甚至几千人排队举报的壮观场面，这都是巡视制度发挥的异体监督的作用。”李永忠有一种形象的说法：多年不捞的鱼塘，不可能一网把鱼打尽，“想一网打尽，会出现要么鱼死，要么网破，说不定鱼还没死网就先破的局面”。因此聪明的渔民对一个有很多鱼的鱼塘会采用比较明智的做法，用网眼比较大的渔网，先把那些够分量的大鱼打捞出来，避免大鱼小鱼一起起网，最后把网撑破的局面。
张军还指出，通过巡视工作方法，中央巡视组还获得很多发现“老虎”和“苍蝇”的经验，比如做实做细巡视准备工作，进驻前就会同纪检监察等部门摸清问题底数，做到有的放矢；依靠被巡视党组织开展工作，注意与党委书记、纪委书记等沟通，了解哪些人的反映比较多，对哪些人、哪些事感觉不踏实；搞好个别谈话，抓住谈话的重点人、重点事，包括刚离开岗位的领导、关键领域和部门相关人员、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办案人员等；注意从信访举报中发现问题线索；到领导干部担任过一把手的地方“下沉一级”了解情况；抽查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情况；对问题线索进行深入了解，与纪检监察部门合力深挖违纪违法问题，等等。
中央纪委已要求中央巡视组为省区市党委巡视组示范，今年3月和7月，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两次在北京组织全国省区市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座谈会，目的要形成“全国巡视一盘棋的战略态势”。
此前的2012年10月，中央纪委、中组部曾印发《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对县（市、区、旗）巡视工作实施办法》，要求，省区市党委在每届任期内对县至少巡视一次，对较长时间没有巡视或者群众反映问题较多的县应当先行安排巡视。
内外兼修的完善
授予中央巡视组反腐“利剑”的同时，王岐山还警告巡视组，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对重大问题应该发现而没有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问题没有客观如实的报告就是渎职”。
在此之前，纪检机关及巡视组本身都曾暴露过问题。曾担任过广东、浙江两省纪委书记的王华元，2010年9月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受审被判死缓；长期在纪检系统工作，分别曾任四川、山西两省纪委书记的李崇禧、金道铭，2013年12月、2014年2月被调查。
2011年财新《新世纪》周刊曾有报道，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在国家级贫困县秭归县巡视20余天，总共花费80万元，其中，烟酒两项耗费13万余元，旅游费12万余元，被称为巡视组天价账单。
如何监督巡视组？巡视组组长不固定、巡视的地区和单位不固定、巡视组与巡视对象的关系不固定——此次中央巡视采用“三个不固定”以加强巡视组的独立性。王岐山还曾表示，巡视组长不是“铁帽子”，组建巡视组组长库，要“一次一授权”。另外，巡视组“只报告，不办案”，既体现了党内监督的内部分工，也体现了对监督权的制约。
张军指出，中央巡视组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要接受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监督，也要接受被巡视地区和单位、新闻媒体、广大干部群众等监督；对巡视组成员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对属于巡视工作职责范围内的重要问题，疏于职守，有失职、渎职和违反规定行为的，要严肃追究责任。
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李永忠也提出了巡视制度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巡视组长的选派、巡视组长级别的差异、巡视的最佳组合，以及巡视目前仅限于“耳目功能”而没有“手脚功夫”，等等。
他认为，未来巡视机构要进一步完善。其一，在空间上，地域的覆盖面会更大。现在的巡视组只是中央和省（区市）两级，如何有效地覆盖到市及县，特别是县这一级，是要破解的一个难题；其二，在时间上，要把目前临时性的巡视和一些相对固定的、按大区或者按更广区域开展的定点经常巡视结合起来，而不是过好几年才轮到一个省去巡视一次；其三，在人员上，既有退下来或将要退下来的老领导担任正副巡视组长，也应有一些敢冲敢闯、敢于坚持原则的干部担任巡视组正副组长；其四，在方法上，既要缩小巡视外延，以突出重点，又要改革并创新巡视的方式方法，还可通过测评并量化巡视的成效；其五，也是最重要的，是在趋势上，异体监督亟须由巡视组这种点上的突破，转向整个纪检体制面上的推进。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巡视制度对党员干部的警示威慑作用还是很大的，巡视制度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常态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中央一级可以建立专门的巡视员队伍，设立巡视员办公室，平时接受群众投诉。
竹立家还提及，巡视组人员可以适当加入各级人大代表或专家学者，使巡视更为专业，更贴近民意，也更为准确。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则进一步指出，要解决近些年来不断出现的腐败窝案现象，必须健全体系外监督，“这包括公民监督、新闻监督、新媒体的互联网监督，特别要做到公开化”。
2013年12月19日的第四届财新峰会“反腐与法治”分论坛上，俞可平表示，“在权力监督制度建设上，相对比较完善的是体系内监督建设，而体系外监督并不完善”。据统计，中共党内有100多个廉政法规、几千条规定，详细到对几菜几汤的规定，巡视制度等自上而下的监督体系正在建立健全，但社会监督的制度建设依然短缺。他特别提出，要给媒体更大的自主权，充分发挥新闻对推动社会进步和监督预防腐败的作用。■
财新记者秦旭东、见习记者周东旭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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