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奥会圣火在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熊熊燃烧的13天，南京市民史女士心情一直格外好。8月16日至28日，南京城焕然一新，街道整洁，交通秩序井然，甚至连空气质量都很配合。
“整个8月空气都很不错”。作为小学老师，史女士热衷于每天用手机应用查看当天空气指数。她告诉财新记者，比照平时空气维持在API（空气污染指数）100、200多，动辄超过300的情况，青奥会期间API不超过80的空气，“简直太好了”。
8月27日，《中国环境报》报道了南京的好空气：过去，南京市空气质量在整个江苏省垫底，但8月以来，南京一跃成为全省空气最清洁的城市。
在南京市160公里之外，安徽省合肥市某水泥厂的销售经理丁先生却高兴不起来。2014年8月，这家水泥厂的四条生产线只有一半在运转，虽处淡季，但对于这家上市公司旗下的主要生产企业来说，停工50%仍是不寻常的举措。
“为了青奥会，整个合肥地区的水泥行业都限产了。”丁先生对财新记者表示，为了保障南京青奥会，当地环保部门、行业协会早早地发出了限产的通知，但限产期间的损失，却没有人明确该怎么办。
青奥会期间的好空气，是中国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之后又一次成功地在重大活动、赛事期间保障空气质量。六年间的四大国际赛事、活动，中国似乎总能在世界目光聚焦之时，突击完成一份漂亮的蓝天白云答卷。
然而，四次给人美好体验的“赛会空气”都没有持续。当赛会远离，临时管制措施结束，坏空气重又回到城市。一个逃不掉的质疑由此而来——
“数百万上千万城市居民的日常健康和几百名运动员顺利参加一场赛事，孰轻孰重？”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的质疑，其实也是公众的质疑。
与民间质疑相呼应，近年中国的空气学者已开始反思“赛会空气”。
“打造”好空气
住在南京市建邺区的史女士离青奥会主要场馆不远。8月初，她就观察到了身边发生了切切实实的改变。
她偶尔会光顾的街边大排档和小吃摊已好久没有出现。有一天，附近一条热闹了十几年的小饭店一条街也在一夜之间停业。此外，她听说南京所有的大型工厂都停产、限产，市区内所有建筑工地停工。甚至，正在装修的邻居家也被官方告知，暂时不能处理装修垃圾。
事实上，这些现象只是南京迈大步治理青奥会期间空气的一个侧影。
南京的环境问题积弊已久。上世纪50年代起，南京走上重化工之路。金陵石化、扬子石化等石油炼化巨头逐渐分布在长江南京段的南北两岸，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产业链上下游200多家化工企业齐聚周边，南京早已发展为长三角地区的化工重镇之一。
与此同时，南京的城市化也一刻没有停歇。重工业带来的燃煤、废气、废水，与常年进行的大拆大建、机动车迅速增加等相叠加，雾霾成了南京的常客，多条城市河流也变得污浊。
早在2010年，南京市在申办青奥会成功之后，就开始对周边重化工工业进行清理和整顿，但产业结构调整并非几年的时间可以完成。“集中整顿”“突击治理”的行动常有，其效果却无法达到南京所承诺的那样——在2014年8月，向世界展示出一个阳光灿烂、蓝天白云的古城南京。
青奥会开幕前两个月，2013年南京市环境公报发布。结果显示，在几年的常规治理之后，这一年，南京市空气质量超标天数仍然有163天，空气污染指数经常在江苏省“垫底”，秦淮河、玄武湖等南京标志性水系的水体则是地表水标准最低端的五类和劣五类。
因此，采取非常规的额外措施势在必行。
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钱锋在对媒体介绍时，曾把青奥会期间针对空气质量的临时管控措施总结为“控煤、控污、控尘、控车”四个方面。
控煤方面，青奥会开幕一个半月前，南京关停一批燃煤机组，淘汰所有分散燃煤锅炉。停用部分燃煤电厂机组或降低生产负荷，在青奥会举行的关键月份，所有燃煤电厂都必须使用含硫量低于0.6%的优质煤。
虽然时值夏季用电高峰，南京市仍力争保证燃煤电厂8月的发电量同比下降15%。
控污方面，南京对辖区内重化工企业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停产限产。扬子、金陵石化等重点化工企业停用部分生产装置，压缩产能20%以上。南钢、梅钢等主要钢铁企业的烧结、球团、焦化等生产减产30% 。水泥行业熟料生产线、小化工、铸造行业全面停产。此外，比赛场馆、驻地周边及场馆上风向的企业全面停产。
控尘方面，青奥会开幕前一个月，全市土石方、拆迁等施工作业停工，开幕前半个月，所有在建工地全部停工，停止物料运输和混凝土生产，禁止煤炭、矿石、渣土、沙石等物料的道路运输，混凝土、沥青搅拌企业停止生产。开幕前两天，包括地铁等重点工地在内，所有施工项目全面叫停。
控车方面，青奥会前两个月，全市黄标车淘汰任务完成，禁止“冒黑烟”公交车、货车、工程车等上路行驶。8月，在入城主要路口设卡分流，禁止外地黄标车、无标车、超标车和危化品运输车进入主城区和绕城公路。
针对空气质量可能超标或出现灰霾天气，南京也准备了一系列应急响应方案，例如进一步扩大停产限产范围和强度，严格交通管制，增强冲洗洒水频次。
除了南京市辖区内的重拳措施，南京周边23座城市也响应起来，近200家企业停产，共同保障南京青奥会期间的环境质量。它们与南京实现监测信息共享和预测预报，限制高污染车辆进入南京市区，同时控制重点废气排放企业产能以及共同推动绿色施工等。
这些城市中既有镇江、扬州、淮安等同属江苏省的临近地市，也有邻省安徽的巢湖、马鞍山等地市。甚至，安徽省会合肥也被加入。例如，巢湖曾开展专项整治，要求重点燃煤企业在青奥会期间，使用优质低硫煤；对重点管控废气排放企业实施限产。
最终，整个青奥会期间，南京市空气污染指数维持在30至70之间，达到国家质量二级标准。这也是国际奥委会对举办奥林匹克赛事城市的要求。
8月28日，青奥会在一片流光溢彩中落下帷幕。此后，合肥市丁先生所在的水泥厂，开始准备让工厂再度全速运转。丁先生表示，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早已抓紧开工弥补损失，他们也要迎头赶上。
青奥会结束，1800多家工地会陆续复工。钱锋在接受本地媒体采访时坦陈，南京空气质量反弹几乎不能避免。
“赛会空气”之道
在保障空气的措施上，南京并非开拓者，只是一个活学活用的好学生而已。青奥会的好空气，再次证明了中国保障“赛会空气”的成功理论和娴熟经验。
时间回到2013年1月底，当时南京正处于一场雾霾之中，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来到南京考察青奥会筹备情况。罗格指出，青奥会有相应的环境指标，如果空气当中的某些污染物超标，会影响到年轻人的身体健康，奥委会将安排赛事延期举行。
面对指责，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对罗格承诺：青奥会期间空气一定达标。
类似的情节也曾出现在筹办2008年奥运会的北京。申奥成功后，时任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的杜少中也代表北京市政府一再承诺，北京奥运会期间一定会有好空气。杜少中后来曾向财新记者表示，北京奥运会之前，他曾“一年接受1400名外国记者采访”，而他们最关心的就是空气质量。
重重压力之下，中国的科研工作者一次次地投入到如何“临时把空气变好”的研究中来。
“北京奥运会第一次实施大规模的防控措施。”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跃思对财新记者表示，“广州亚运会、南京青奥会等赛会期间的空气保障的基本理论都是和奥运会一脉相承的，按照奥运会的成功经验来做的。”
王跃思介绍，在奥运会举办的前一年2007年，北京市环保局等单位在测试赛时做了一系列控制污染的实验，并邀请中国科学院等多家研究单位共同观测模拟，并对结果科学评估，证明通过一定的污染源限制控制措施，可使空气污染下降达到国家标准。
而在此之前，制定防控污染措施的依据，首先是通过区域联网观测，实测出空气污染的程度，根据污染源的分布和强度，通过模型进行敏感试验，即通过模拟一定比例地削减污染源排放，计算出控制污染措施的实施范围、时间和强度等。
王跃思所在的中科院大气物理所是当时承担北京奥运会空气质量保障方案制定的主要单位之一。在发表于2010年9月的《气候与环境研究》的一篇论文中，该所吴其重、王自发等学者表示，在北京奥运会之前，他们根据2006年8月的空气数据为基准情形，对北京近地面二氧化硫和PM10（当时中国尚未开始检测PM2.5）的污染来源做了研究，确定北京的空气污染主要来自于北京污染源，部分来自于廊坊、保定和天津等地，并测算出在减排情形下，北京及周边各源区采用大型电厂脱硫、较大规模削减颗粒物排放等方式，能够达到二氧化硫、颗粒物浓度显著减小的效果。
文章还表示，奥运期间北京空气达标的事实，亦证明了奥运保障方案的有效性。
随后，这种临时管控空气的模式被复制到世博会、亚运会和青奥会。
与奥运会利用测试赛做“空气实验”类似，南京事先开展了一系列的观测、研究，并利用青奥举办前一年的“亚青会”做试验，总结出最终版临时管控措施方案。
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发表的研究结果表示，南京市空气污染主要受 VOC 和颗粒物控制，石化是主要的VOC排放企业，钢铁、电力、施工扬尘是主要颗粒物来源。
因此，与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期间机动车单双号限行不同，南京青奥会期间临时管控措施，主要针对工业排放和工地扬尘，这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赛会空气”的两面
“赛会空气”给中国的空气治理带来了什么？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曾在一次研讨会中对财新记者表示，奥运会空气临时保障最终引起全国效仿，现在地方只要开会、定计划，当地空气就能好上一阵子。
马中表示：“问题的关键是（临时管控空气）能不能可持续？全国都跟着学，都能在想达标时达成目标，活动一过又都反弹回来了。”
“多次的数据都显示，要想在重大活动那几天达到空气标准，不采用额外手段是不可能达到目标的。”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宋国君则认为，不必对地方政府保障“赛会空气”的决定过于苛责。“国情决定，在重大活动、顾及国际影响的情况下采用几天这样的手段问题也不大。但长期这样保证空气质量，我们支付不起。”
宋国君把赛会期间的空气保障形容成“运动式”治理空气，“所有部门都出动，不再管本部门的工作，带上袖标上街。”他认为，环保部门主导、其他部门协作，提高管理水平，才是空气污染治理的常规模式。
另一种声音认为，“赛会空气”除了履行国家承诺，在关键时刻展示国家和城市的良好形象之外，也对日常空气治理意义巨大。
一方面，保障“赛会空气”是全政府部门、全民参与的一场控制实验，利用许多非常规的手段实现了平时不可能实现的条件，为以后制定控污方案提供了技术支持。另一方面，“赛会空气”的成功恰恰证明了，空气治理并非没有出路。
“联防联控是一个来自于赛会成功控制空气质量达标的例子，区域空气质量达标，联防联控是必经之路，但当应急手段转为常态措施，需要制定更长远的目标，采用更加科学的技术方法，花费更长的时间。”王跃思举例说。
“奥运期间临时性对污染源的管制措施如何发展成为保障空气质量长期达标的措施，一直是人们这些年思考的问题。”王跃思又表示，“奥运之后空气质量的反弹也说明，那些手段只能作为应急使用，另一个角度也证明我们的空气是可以变好的，但需要找到和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相匹配的方法。”
马军也认为，“赛会空气”证明了空气污染是可以治理的，并且提示针对不同地区和情况，空气治理需要有不同侧重点。“例如南京的经验就证明，当地的重点不在于机动车的排放，最主要的是限制大型的排放企业，管好这些就可以使得空气质量明显好转。”
马军表示：“既然可以为了保障一场运动会而减排，那么为了居民的健康也应该同样做到，最需要的还是政府的政治决心。”■
财新记者孔令钰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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