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国泰君安资产管理子公司总经理章飚带着几位骨干转投齐鲁证券。这位在业内颇有名气的君安资管老将离职受到市场关注，章飚离职的原因，是齐鲁证券刚成立的子公司为他提供了更好条件。
“章飚去那边是有股权激励的，这在国泰君安暂时很难做到。”国泰君安一位高管近日对财新记者说。另有接近齐鲁证券的人士也证实了该公司在延揽章飚时作了股权方面的承诺，整个薪酬包相当可观。
证券公司的资产管理业务线，正在经历与一年多前基金子公司相似的一幕。一方面是高管和核心团队人员大量离职转投私募，另一方面是公司层面酝酿以提高提成比例和安排股权激励计划等方式，留住人才。
然而，证券公司进行股权激励仍处探路阶段。证监会去年就《证券公司股权激励约束机制管理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但目前未正式发布和实施。而基金子公司的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已有数家公司实施或向证监会报送方案。
“证券公司的业务线更多元，如何均衡好股权激励的收益和风险，相对更加困难，”一位券商人士对财新记者说，“另外，基金子公司是从零起步的，创业阶段搞股权激励较容易。但券商的资产管理子公司是继承了原有的业务线，搞股权激励就是分蛋糕，这里的利益安排如何平衡要比基金子公司复杂得多。”
尽管如此，除了齐鲁证券，多家券商资产管理子公司已在酝酿实施股权激励，包括以自营和资产管理业务见长的东方证券以及规模较小的江海证券等。
“虽然出发点是留住人才，但先走这一步的公司必然带动一批人员跳槽，更加剧了整个行业的人才流动。”一位券商高层对财新记者说。
“现在整个行业都在看东证资管的股权激励，因为它算是一个正式的试点，”熟悉券商资管行业的人士对财新记者说，“但听说方案也一直没有敲定。”
人才流失
激励机制是资管行业的核心，国际和国内市场概莫能外。“我们选择基金管理人，特别关注能否给投资团队恰当的股权、薪酬和所需的资源。”从事国际投资顾问服务的Wilshire Associates基金管理部董事总经理张成蓓对财新记者说。
当市场对基金公司高管和明星基金经理下海自创私募基金习以为常时，证券公司的资产管理业务，也随之进入了核心团队大量跳槽和“奔私”的阶段。
去年6月，申银万国资产管理总部总经理单蔚良和常务副总张骏同期去职，整个团队发生较大变动。单蔚良最终选择了民族证券，仍然负责资产管理业务；张骏则转去一家知名私募基金。
去年底，同在上海的兴业证券资管部门总经理徐京德逐步脱离管理事务，由其副总经理接替。徐京德稍后离开公司创业，成立了自己的私募基金，同时也带走了一些旧部。
今年初，经历了“8•16”事件的光大证券资产管理部门人员大量流失，总经理吴亮也在春节后离职。
章飚离职之所以备受关注，一是因为其是券商资管行业老人；二是国泰君安的资管团队在其领导下是业内业务线最全的一个，权益和债券方面都具备优势，排名长期居于行业前三。章飚转投齐鲁证券则填补其在资管方面的空白。
兴业证券资管部门已在今年6月转为资管子公司，并且公司内部有说法是，管理层和核心员工会有股权激励安排。
艳羡基金
股权激励对于基层员工的吸引力并不大，他们更倾向于比较直接的业绩提成和奖金。高层管理人员和核心投资团队人员则需要有更长期的利益绑定。但比起基金公司子公司，证券公司资管业务线开展股权激励更加困难。
“我持怀疑态度。母公司和股东凭什么愿意跟子公司管理层分股权？基金子公司是白手起家，大家一起创业，这个事情好办。券商的资管已有基础了，搞股权激励难免争议。”一位从兴业证券资管部门离职的员工对财新记者说。
在证监会的基金部和机构部今年年初合并为大机构部之前，基金部放松管制的步伐一直走在前面，比如允许基金公司5%以下的股权转让不需审批，允许专业人士参股基金公司等。
中欧基金和天弘基金已经率先在母公司层面实施股权激励或实现员工持股。今年4月，中欧基金的两家股东拿出占比总计20%的股权，转让给公司董事长窦玉明等高管，窦玉明个人的出资是921.2万元，占股4.9%。天弘基金与阿里巴巴合作余额宝风生水起，也有股权激励的需要。这两家公司均是股东推动股权激励，在盘子不大的时候，激励管理层做大蛋糕符合股东的利益。
基金子公司层面的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则更早实现。去年2月，万家基金子公司万家共赢获证监会批复成立，注册资本6000万元。其中上海承圆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出资14%，该企业即代表了万家共赢管理层和员工的利益。齐鲁证券是万家基金的大股东。
易方达基金的子公司也于去年获批员工持股，母公司和子公司员工的持股比例高达60%。
这些大尺度的放开，证券公司暂时只有羡慕的份。
自2012年开始，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业务线同样经历了一轮放松管制，集合理财等券商资管产品开始逐步过渡到备案制。但证监会对券商的管制仍然明显，各项业务都需要与净资本挂钩，资管业务线的各类品种灵活度也仍然不够。
去年，证监会要求证券公司停发大集合产品，此产品类目与公募基金的监管接轨，逐步参照公募基金管理，并且鼓励成立单独的子公司。这条要求带有一些一刀切的色彩，导致一些券商在获批公募业务资质之前产品出现断档，有的小券商甚至因为开展资管业务年限或资产规模不达标，只能继续做小集合定向产品。这也间接促成了这些公司借定向产品做通道业务，以此来冲规模。
券商资管业务的这些局限虽然可能只是暂时的，但恰逢整个资产管理行业共同面临挑战时，比如今年年初以来证监会稽查部门针对老鼠仓和内幕交易的持续调查等，人心浮动更加难免。与之相比，股权激励或许来晚了一些。
“券商的体制需要遵守各种规则的束缚，自己去做私募还是自由些，风险也没有那么高。”一位证券业人士对财新记者说。
定价难题
东方证券资管子公司是业内首个券商资管子公司，成立于2010年7月，注册资本3亿元。其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是上海市属金融机构中的首个试点性安排。今年年初这项安排提出的时点，也正值上海市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之后。
在资管业务排名靠前的券商中，东方证券有明显特色，其资管子公司与阿里金融合作的小贷证券化项目开业内之先河。截至目前，运行四年的东证资管股权激励提出过若干方案，仍尚未敲定，定价是核心问题。知情人士称，有的方案安排高管和员工持股接近50%，股东方面可能觉得过高；也有的方案要求员工以现金认购股权，员工一次性要拿出的现金数量过多，员工不满意。
章飚能否在齐鲁证券获得股权亦有不确定性，其原因也在于如何定价。“也许还不如把奖金和提成定得高点划算。”接近齐鲁证券的人士说。
风控平衡点
另一个难点在于如何控制风险。“股权激励是好事情，但也有可能提高管理层的风险偏好，甚至出现违规行为。这之间需要平衡。”一位曾在券商资管部门长期从事合规工作的人士对财新记者说。
资产管理面临的风控和合规要求，在券商各条业务线中是最高的。
由于同时管理不同投资者的账户，利益输送是资产管理业务常见的违规现象。去年债市稽查风暴期间，一些券商和基金公司暴露出在不同账户之间“倒券”操纵利润，甚至是向个人掌控的账户输送利益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证监会在券商股权激励的征求意见稿中，也明确要求激励与约束相结合，防止出现从事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虚假陈述和信息误导等行为。
尽管东方证券敢于吃螃蟹，但业内对这家公司的激进风格不无批评，认为其在资管子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时更需要注意做好约束。2008年，东方证券因自营业务连累，当年业绩亏损，导致上市计划不得不推迟。这一事件的影响持续至今，目前该公司在上海市属国企的上市计划中只能排在国泰君安之后。
更多的证券公司仍然受制于既有体制，或是因为国有股东背景，开展股权激励的审批程序难度太大；或是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层和股东难以达成一致。多位证券业人士对于短期内实现较为普遍的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并不乐观。
“有一种不太好的趋势，就是券商长期导向的激励做不了，被短期化的激励所取代。比如信托业就很少有股权激励，主要是业绩报酬为主，”一位券商资管部门人士对财新记者说，“单纯的业绩报酬，更容易催生从业者的风险偏好，导致负面的外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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