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金勇：IFC的中国CEO

　　现年55岁的蔡金勇出任世界银行集团旗下国际金融公司（IFC）首位中国籍CEO已有两年。从地质地理出身到经济学博士，从世行到投行再回到世行，从上任时的聚光灯下到如今四年任期过半，蔡金勇近日在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表示，希望自己的中国身份，让客户和团队都认为，“中国人是很好的CEO。”

　　这让人不由想起曾任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的中国人章晟曼《先站住，再站高》书中的一句话：“十年世行生涯，我始终认为，自己真正的贡献，不过是给中国人，或东亚人，开了一个‘堪称其职’的先例。”

还是为客户

　　2012年8月11日，IFC宣布，高盛高华证券公司CEO蔡金勇将于10月1日起，接替6月30日卸任的瑞典人Lars Thunell，成为该国际机构的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IFC总裁从来都由世界银行行长兼任。作为执行副总裁兼CEO，蔡金勇将执掌这家总部位于华盛顿、在近100多个国家布局、有接近4000余名员工的金融机构。

　　这是继章晟曼（2001年-2005年任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朱民（2010年至今任IMF副总裁）、林毅夫（2008年-2012年间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之后，第四位在多边国际金融机构中担任高管的中国人。

　　也许是因为投行背景，蔡金勇在采访中提到“客户”的频率很高。他告诉财新记者，对IFC有两个目标：一是更关注客户，为客户提供更有增加值的服务；二是简化内部程序，提升效率。“我希望在我任期内给IFC带来的变化就是我们真正能够帮助客户解决问题。”

　　蔡金勇认为，IFC作为一个多边金融机构，本质是提供服务，这与投行和商业银行相同，要了解客户真正所需。

　　不过，与投行相比，IFC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被外界视作公平。“在高盛需要花很长时间赢得客户信任，在IFC可能第一次见面客户就相信你。”

　　相对于投行的工作强度，IFC比蔡金勇想象中更忙碌一些，尤其是金墉任行长以来，推行一系列改革，内部会议很多，“真是马不停蹄。”

　　上世纪90年代自波士顿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后，蔡金勇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世行中欧局任职，负责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的能源环境板块事务。十余年后，重返世行，他认为世行的定位已经有所调整。“上世纪90年代的资本不太容易到发展中国家去，可能惟一的来源是世行；现在的资本市场从资金量来说非常开放，发展中国家从市场上很容易找到钱。”

　　世行集团每年向100多个发展中国家投资500亿美元，其中IFC每年约为230亿美元。“这并不是一个大数目，”蔡金勇说，从资本角度，世行的作用比原来要小。不过，在融资上，和商业银行相比，IFC比较灵活，因为不受监管，且关注投资带来的持续效应和附加值。

　　IFC的大部分客户是公司，如水、电等一些公共事业公司，IFC提供的资金没有任何政府担保的要求，“完全是看我们自己对风险的判断能力来决定融资的量和条件。”IFC投资地点“风险往往很大”，一年在非洲投资将近六七十亿美元。

　　“我们非常关注实现真正的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不是只是把项目建起来，把基础设施建起来，还要保证项目建成后的运营可持续、财务安全、收回投资，只有这样市场才能真正调动起来。”蔡金勇告诉财新记者。

　　同为世界银行集团旗下的子公司，IFC和俗称世界银行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有所不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主要与各国政府合作，通过资金支持各国政府发展基础设施、扶贫等项目；IFC则与各国私营部门、民营企业合作，直接投资或贷款。两者目标殊途同归：减少贫困，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像企业一样追求利润最大化。

与中国同行

　　在中国，IFC曾经入股北京市商业银行、上海银行、南京市商业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等中资银行，参与刚起步的中国银行业改制。中共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蔡金勇说，IFC有兴趣“有选择地”参与其中，希望增加在中国市场的价值，把全球经验、业务模式、标准等带到中国。

　　“因为中国今天的民营企业和整个的民营资本应该很发达了，我们再没必要跟这些伙伴去竞争这个机会，而我们是非常愿意在IFC真正能增加价值的地方参与。”蔡金勇对财新记者表示。

　　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亲历者，蔡金勇多年往返于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等国家。他建议，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工程承包仍为主体，这类项目建设重要，同时建成后的管理和运营同样重要。应关注项目的质量和在生命周期（life cycle）的效果，运营复杂项目要培养当地人，让当地社区得到益处。

　　过去20年，蔡金勇见证了投行在中国从无到有，中国资本市场由小到大。他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如何让市场成为主导分配资源的核心平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开放的市场，让国际机构更多参与，或将提高中国资本市场效率。 “要相信市场机制，若市场有深度，可以自我调整，不能因为担心风险就管得太死，那样市场永远发展不起来。”蔡金勇说。

　　在2005年，IFC作为首家境外发行人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即熊猫债券。此外，IFC在香港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即点心债，在伦敦发行人民币债券，还定期发行离岸人民币贴现票据。蔡金勇说，这些参与是希望引起市场关注，运用IFC品牌帮助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得更好，创造更多流动性。

　　他认为，人民币最终将变成储备货币，这一过程的速度取决于国内资本市场改革，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机制的形成。“资本市场兑换肯定是人民币国际化非常重要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套利风险客观存在，在市场机制建立起来的前提下，不必过多担心。”蔡金勇说，当有效的市场化机制形成，人民币国际化自然就基本实现了。

　　对于筹划中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蔡金勇说，世行和IFC欢迎金砖国家银行的成立，因为在开发性金融这个市场里需求远远大于供给，希望资本市场起到更多的作用。

缘起世行

　　1959年出生的蔡金勇高中毕业即赶上高考恢复，1978年进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学习。毕业后蔡金勇考取出国留学名额，赴波士顿大学继续攻读这一专业。之后不久，他接到世行一位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打来的电话，问他是否感兴趣去世行实习。

　　实习内容是为一份报告搜集材料。改革开放伊始的中国领导层希望世行能够针对中国做一份全面的分析报告，当时世行负责中国业务处的林重庚提议，找一些具备专业知识的中国留学生来协助。这份名为《中国：长期问题与选择》的报告于1984年完成，促成次年“巴山轮会议”的召开，后者为中国经济转入市场化轨道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这次实习经历让蔡金勇对经济学产生兴趣，他转而申请经济学博士，师从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克里寇夫（Larry Kotlikoff），关注公共财政领域的研究。1990年，博士毕业的蔡金勇申请到世界银行青年经济学家项目，后被派驻世行中欧局工作。

　　1994年，林重庚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委托，开始筹备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的组建，建议蔡金勇加盟摩根士丹利，成为派驻中金公司的暂调人员。1995年中金公司成立，蔡金勇成为其投资银行部初创员工之一。之后的五年，蔡金勇参与和主导了电信、石油等战略性行业国企的重组，目睹国际资本市场从“中国折扣”向“中国溢价”的转变。

　　2000年，蔡金勇加盟高盛（Goldman Sachs），继续投行工作。首先是在伦敦，为壳牌石油进入中石化全球IPO的战略投资提供顾问工作；后转战香港，关注跨境并购和投资；2005年高盛与高华证券合资成立高盛高华，蔡金勇回到北京。

　　再次与世行结缘也是偶然。IFC招聘CEO历时半年以上，首先由世行高层、外部专家、世行职工代表组成的搜寻委员会确定大致的选择标准和方向，通过猎头在全球寻找合适对象形成“长名单”，再通过内部辩论将长名单精简为“短名单”。蔡金勇接到猎头电话，并最终进入五人短名单。

　　在结束任期后，蔡金勇希望继续将公益与商业相结合。“我希望通过我的经验，能够用市场的力量，帮助解决世界经济面临的难题。”■

　　对蔡金勇的专访视频，将在近期财新网《舒立时间》 播出，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