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获得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法国新闻界、出版界一片惊呼：“出乎意料！”“想不到！”“谁也没猜到！”在颁奖前一周诡异难测的气氛中，呼声最高的是肯尼亚反殖民主义作家恩古齐·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和白俄罗斯报告文学女作家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Svetlana Alexievitch），而被英国博彩公司看好的则是连续六年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
与许多获奖者和入选者在这一天被大批记者、照相机、摄像机包围，在紧张和亢奋中等待来自斯德哥尔摩的消息相反，此时的莫迪亚诺正悠闲自在地漫步在巴黎卢森堡公园附近的街道上，下午1点15分，他的手机电话响了，是女儿玛丽打来的。莫迪亚诺听到他获奖后的第一反应是“这很奇怪！”“奇怪”是他的口头禅，也是他对扑朔迷离的人生的一贯态度。
在稍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被问到获奖的感想，莫迪亚诺还是那句话：
“这很奇怪。”
“我没想到会是我。”
“我好像分成了两个人，得奖的是另一个和我叫同样名字的人。”
“作家对自己写的东西总是盲目的。我很想知道他们选我的理由。”
瑞典学院终身秘书彼得·英格伦（Peter Englund）在宣布获奖人之后对瑞典公共电视台说，他们之前没有联系到莫迪亚诺。他的出版商安东尼·伽利玛（Antoine Gallimard）也说事先没有接到通知。瑞典学院的院士善于用诺贝尔文学奖制造悬念，并且乐此不疲。“您听到获奖消息后做了什么？”
“没做什么，继续逛街。”
“您最喜欢哪本书？”
“这个很难说。可能是加缪的《堕落》，我也喜欢纪德、圣-琼·佩斯和普罗维尔的书。”
“外国文学对您有什么影响？”
“这是一个混合体，包括英国文学、德国文学、俄国文学、美国文学、日本文学⋯⋯”
纳粹德国粪池中长出的一株植物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今年69岁，身高1米98，脸色苍白，目光柔和，为人处世谦虚低调，淡泊名利。虽然已是30多本小说的作者，得过许多文学奖项，但他生性不善言表，说话犹疑不决，甚至前言不搭后语。面对媒体，他虽然不回避任何问题，但轻松和紧张的情绪交织是有目共睹的。他时不时用右手推眼镜，不断打着各种手势，好像要驱赶一个故意破坏其语言连贯性的飞蛾（他的一双手显然比他的语言更富有表现力）。
纸媒记者可以重组他断断续续的语句，就像我上文做的那样，电视有画面就行，说什么并不重要，特别是名人。可这样的名人会真让广播电台的记者和外国媒体叫苦连天。莫迪亚诺说话支支吾吾，能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吗？这样子怎么致获奖词？快到2米的个头得定制一套特殊的燕尾服吧？这是记者们在下面嘀咕，不好意思问的问题。或许是猜到了记者们的心思，莫迪亚诺肯定地说：
“我会去斯德哥尔摩领奖，但我还不知道讲什么。”
“我有一个两岁的外孙是瑞典人，我把这个奖给他，因为这是他的国家。”
“听说奥朗德总统亲自给您打电话表示祝贺。”一个记者问道。
“是的，我想他祝贺的是受到奖励的法国。”莫迪亚诺回答。
自从1901年苏利·普鲁多姆（Sully Prudhomme）意外击败列夫·托尔斯泰、易卜生和左拉，获得首届诺贝尔文学奖以来，莫迪亚诺是第十五位获得这一殊荣的法国作家，这也使法国领先美国（12人）和英国（10人），稳居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头把交椅。
巧的是2008年10月9日，上一位获诺奖的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也是在伽利玛出版社的同一个沙龙举行记者会，无怪乎有人建议索性将它改名为“诺贝尔沙龙”。更巧的是勒克莱齐奥和莫迪亚诺都是在23岁的时候发表处女作，勒克莱齐奥生于1940年，比莫迪亚诺大五岁。1963年，他的第一部小说《诉讼笔录》问世，获得当年的雷诺多奖（Prix Renaudot）。五年后，莫迪亚诺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星形广场》，获得当年的罗歇·尼米埃奖（Prix Roger Nimier），而两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时间也只相差六年。还有一件事既是巧合，也不是巧合：这两位作家都拒绝加入法兰西学院。
艾雷娜·贾海尔-亚克斯（Hélène Carrère d'Encausse），法兰西学院终身秘书，俄国历史学家，在对莫迪亚诺获奖表示祝贺后说，“莫迪亚诺从不愿意加入任何一个机构，但是他知道，如果当时他愿意，法兰西学院一定会张开双臂欢迎他。”“这是一位面向记忆和历史的作家，这也是法国文学的特征之一。”记忆与历史，这正是瑞典学院授予莫迪亚诺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他用记忆的艺术揭示了最难以捕捉的人类命运和被占领的世界”。
生于1945年7月30日的莫迪亚诺并没有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他常说自己“是在法国被纳粹德国占领时期的粪池中长出的一株植物”。尽管莫迪亚诺笔下的法国处于被占领时期，但他并没有讴歌抵抗运动。相反，他的小说粉碎了被占领时期法国人民同仇敌忾一致抗敌的神话，因为纳粹的合作者中不仅有大量的法国人，而且还有数量不少的犹太人，莫迪亚诺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集体记忆，个人创伤，身份认同，遗忘症，罪恶感成为贯穿莫迪亚诺文学创作的主题，困扰他的不仅是哈姆雷特式的疑问“存在，还是不存在？”还有一个更折磨人的问题：“我是不是犹太人？”其实莫迪亚诺的疑问是存在主义的，与外界说的“寻根”热潮没有什么关系。
莫迪亚诺的父亲阿尔伯特·莫迪亚诺（Albert Modiano）是一个意大利犹太人的后裔，在“二战”期间从事走私和黑市交易，他化名亨利·拉格鲁（Henri Lagroux），使用的是假身份证，其政治立场非常暧昧。据说他在一次犹太人大逮捕中被抓，本来要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结果很快被释放，而搭救他的人是法国盖世太保的成员，与德国间谍机构有特殊关系。莫迪亚诺的母亲是弗拉芒人，她是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在法国成立的大陆电影公司（Continental-Films）旗下的演员。
由于父母经常外出，莫迪亚诺从小被交给祖父母抚养，因此他真正的母语是弗拉芒语。1949年母亲将四岁的莫迪亚诺和比他小两岁的弟弟吕迪（Rudy）寄养在法国西南部比亚里茨(Biarritz)的奶妈家中，莫迪亚诺五岁受洗时，父母无一在场。1952年母亲又将兄弟俩寄养在一个常有走私犯出没的女友家中，一年后这个女友因盗窃被捕。发表于1988年的《缓刑》就是以这段经历为背景创作的自传体小说，描写在孩子眼里疑窦丛生的世界。小说结尾，本应照看他们的大人都不见了，留下两个孩子惊恐地面对来搜查的宪兵，后者只含糊地对他们说“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1953年，莫迪亚诺和弟弟吕迪被母亲寄养在一个少儿公寓，既没有父爱也缺少母爱。动荡不安的童年使兄弟俩相依为命，感情甚笃，不幸的是1957年，十岁的弟弟突然死于白血病，莫迪亚诺从此变得更加孤苦伶仃。后来他一度将吕迪出生的1947年作为自己的生年，希望弟弟的生命在他的身上延续。他还把1968年到1982年间出版的八部小说全都题献给吕迪，这在世界文学史上可能也是独一无二的事情。
莫迪亚诺从小学开始就经常逃学，高中毕业后一度嗜好乙醚，辍学。他的第一个女友是她母亲的朋友，比他大十岁。他曾为贴补母亲的用度在图书馆偷书卖给书商，甚至为了卖出高价还在书上模仿作者的签名。一次他为母亲找父亲要钱，与继母发生冲突，被警察拘留。20岁的时候为了拖延服兵役，在巴黎索邦大学文学院注册，但这个“影子学生”从未上过课，他喜欢穿行巴黎的大街小巷，去老电影院，出入圣日耳曼大街拉丁区的咖啡馆，混迹于上世纪60年代在巴黎盛行的各种文学圈。
莫迪亚诺的母亲与作家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的妻子是朋友，由于这层关系，莫迪亚诺在亨利四世高中住校的时候，得到这位作家的关照。格诺帮他补习几何，还请这个腼腆的大小伙子周六去家里午餐，与多才多艺的作家、诗人、音乐家鲍里斯·维昂（Boris Vian）见面，出席伽利玛出版社的鸡尾酒会。
也是在格诺的推荐下，莫迪亚诺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星形广场》，那年他23岁，从此步入职业作家的行列，成为一个雅俗共赏的小说家。
如果说这是莫迪亚诺的命运，那雷蒙·格诺就是在他命运转折点上出现的大贵人。1970年，格诺与刚卸任的戴高乐的文化部长马尔罗（André Malraux）为莫迪亚诺和他的妻子做证婚人。
记忆的王国不是实证主义的天下
《星形广场》在莫迪亚诺的创作中占有特殊地位并非仅仅因为这是他的处女作和成名作，而且因为它像一条红线贯穿了他的全部作品，无怪乎有评论说莫迪亚诺一生都在写同一本书。《星形广场》是一部半自传体小说，主人公出生于“二战”刚刚结束的法国，是一个有反犹倾向的犹太青年。
40年来，随着《星形广场》一版再版，一些有反犹嫌疑的句子和段落被作者删除。例如在1985年再版的书中，下面这段话不见了：“犹太人不是惟一的受难者。在奥斯维辛和达豪集中营，也有很多奥弗涅人，佩里古尔人，布列塔尼人。为什么总是向我们反复唠叨犹太人的不幸？难道人们忘记了贝里人的不幸？普瓦图人的悲壮？皮卡第人的绝望？”清理旧作是莫迪亚诺受到压力的“自律”行为，还是他放弃了年轻时的观点呢？
发表于1969年的《夜巡》，叙事者是家旅馆的值夜员，先被法国盖世太保吸收为间谍，受命打入一个叫“地下骑士团”的抵抗运动组织。他与这个组织的领导人交上朋友，又领命打进盖世太保，就这样周旋于两者之间，为保全自己疲于奔命，身心备受煎熬，直到有一天两方都让他去搞暗杀，而盖世太保让他暗杀的人与他在抵抗组织中的代号吻合。他自觉无法再胜任“双料间谍”的角色，又无力作出选择，最后终于向盖世太保坦白，并开枪打伤后者。莫迪亚诺小说的情节既不逻辑也不荒诞，离真实和虚幻都只有一步之遥。他喜欢引用司汤达的一句话：“我无法道出事实的真相，我只能呈现这一真相的投影。”
1972年出版的《环城大道》，写一个年青人寻找失踪了十多年的父亲。这个父亲形迹可疑，与一伙走私犯和诈骗犯为伍。早年（不知是真有其事还是出于儿子的想象），父亲曾在巴黎乔治五世地铁站将儿子推下站台，但儿子不计前嫌，想方设法接近和帮助父亲，父亲被捕时，他还挺身搭救。1965年，莫迪亚诺与再婚的父亲彻底决裂，从此再也没有见过父亲，他似乎是有意在这部小说中重建现实世界中父子分离的关系。《环城大道》获得了当年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
1978年出版的《暗铺街》的叙事者是一个私人侦探，发生在15年前的一次神秘的事故使他失去了记忆。经过明察暗访，他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是一个希腊的犹太人，“二战”期间生活在巴黎，为多米尼加共和国公使馆工作。他的女伴是一个法国模特，朋友中有俄裔美国籍的女舞蹈家，英国的赛马骑师。为了逃避德军占领下的巴黎的压抑气氛，他和女友试图翻越阿尔卑斯山逃往瑞士，他的记忆在雪山上中断⋯⋯最后，对过去身份的探寻将他带到30年代位于罗马犹太居民区的暗铺街二号。《暗铺街》获得当年的龚古尔奖。
至此，莫迪亚诺的小说几乎囊括了法国所有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但他的创作并没有就此停止，之后又出版了25部小说。此外，还写过或改编过八九个电影剧本。
人们经常把莫迪亚诺比作当代的普鲁斯特，原因是他们都通过文学写作追忆过去（莫迪亚诺承认他从16岁开始读普鲁斯特的长篇小说《追忆逝水年华》，直到20岁才读完），但这两位作家的可比性也仅此而已。普鲁斯特的文笔隽永悠长，似抽刀断水，引丝抽茧。莫迪亚诺的文笔简洁洗练，颇有极简主义的风格，在这一点上，他更接近于海明威的文风。
如果说句子的长短只是形式上的区别，那么他与普鲁斯特对过去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同样是对抗遗忘，普鲁斯特是通过唤起失去的记忆而复原一去不复返的韶光，莫迪亚诺的感觉是“有的时候过去，现在，甚至未来是重叠在一起的，时代的重叠使时间变得晶莹剔透”，他尝试在小说中复原这种感觉。有时他也试图弥补时间的缺口，重织时间的网眼。当发现时间的网眼必然是模糊和浑浊的，他就借助具体的人名、地名、街名、门牌号码、咖啡馆和地铁站的名字来弥补（莫迪亚诺有收藏旧电话簿的癖好，他书中的很多人名来自电话薄）。莫迪亚诺的小说世界是在20岁以前建立起来的，那是往昔的巴黎，也是永恒的巴黎，模糊的记忆好像他小说中的人物，没有细节刻画，只有印象、侧影和轮廓。他用小说挑战实证主义：记忆的王国不是实证主义的天下。
记者会上，有人问“获诺奖会妨碍您写作吗？”莫迪亚诺难得用清晰的语言回答：
“不会，我会坚持不懈地写下去。”
“写作的人习惯了孤独。”
“写作就是无休止地开始。”
诺贝尔文学奖引起的喧闹声很快就会过去。莫迪亚诺在他刚出版的小说《为了使你不迷失在街头》的结尾写道：“起初，这几乎没什么，轮胎在砾石路上发出的嘎吱声，渐渐远去的马达声，你还需要一点儿时间才能发现房子里只剩下了你自己。”■
作者为旅法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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