渎神与缺席

旅法学者

我要到处颂扬美，不管我在哪里看见它！

——帕乌斯托夫斯基　

一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社科院哲学所《国内哲学动态》工作。那时，思想解放运动方兴未艾。经历了“文革”十年，全民“兽性大发”，一些有头脑的人开始痛定思痛，考虑起“人性”问题。突破口首选马克思著作中的人道主义内容，马克思本人从黑格尔那里借用的“异化”概念尤为人关注。当时借调到哲学所美学室工作的高尔泰先生交给我一篇文章《异化辨异》，我在《国内哲学动态》上编发了，这是当时中国国内对异化问题最早的讨论。

　　文章刊发后不久，我收到一篇文稿，寄自湖北武汉，署名墨哲兰。可以看出作者很熟悉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称《巴黎手稿》），对异化概念有很深入的理解。作者的文字也颇有个性，行文铿锵有力，甚为雄辩。我还注意到作者使用了一种薄薄的绿格稿纸，落笔力透纸背，稿纸几乎被笔锋划破。我很快编发了这篇文章，并给作者写了信，希望能够把讨论深入下去。　

　　作者回我热情洋溢的信，同他文章的犀利相比，信写得平实朴厚。我此时才知道，作者真名张志扬，墨哲兰是笔名。随后就是频繁的通信，先是谈稿件，谈编务，后来开始谈思想。虽素昧平生，却宛若老友，思虑多所契合，有相见恨晚之慨。

　　在1981年9月21日的信中，志扬写道：“你对一个素昧平生的远方的陌生人，仅凭着人的信念，就对我文章的每一个字都感受着同样的呼吸和脉搏，你一点也不曾怀疑这样的文字会有狡诈和欺骗，因为事实上‘人’才是我们的国际歌。”志扬在“人的信念”四个字下面加注黑圈，以示突出。我知道，那时，他是从彻底人本学的立场考虑问题。他断言：“我必须在横逆面前承担自己的罪责，以便挺身为一自由人。”在民族痛遭横逆惨祸之后，还有什么字眼比“自由人”更能燃起心火？　

　　1982年暮春的一个下午，有人敲炒豆胡同老宅的门，我起身应门，眼前是三位生人，两男一女。

　　女子生得秀丽，微笑时露着浅浅的酒窝；两个男人，一位身材敦实，面孔黝黑，像刚从大田收工回村的农民；另一位高身量儿，宽肩窄腰，面白皙，黑发中分，一副艺术家范儿。那女子怯生生问：“赵越胜是住这儿么？”我忙答：“在下便是，诸位找我何事？”后面那位汉子忙开口：“我是武汉张志扬。”声音浑厚，有胸腔共鸣，是个男中音。我大惊，与志扬通信几年了，他从未透露过要来北京找我的意思，人却突然就在眼前了。慌忙让进屋坐下，志扬给我介绍那女子是鲁萌，男子是她丈夫萧帆。

　　从鲁萌口中，我知道武汉有一群追寻着真理与艺术的人。她提到武大哲学系的邓晓芒，武汉艺术学院的尚扬、皮道坚。萧帆时不时插上几句补充。

　　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到处有这样的“团伙”，几个爱读书、勤思考的青年，“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却无由以鸣，只能独自蛰伏黑暗，内心何其渴求寻找同道，以证“吾道不孤”。比如当时陈嘉映黑山扈小屋的定期讨论会，就是北京弄哲学的学子“团伙”。我大约是向他们介绍了北京朋友们的情况，因为志扬走后不久的来信中，就急切地说：“很想见见你的朋友们，别忘了把你们的聚会简单叙述一下。”

　　四个人坐在那里，谈话的却是三人。志扬很少开口，我们偶尔交换一下眼神，他总是长时间沉默着，脸上甚至会出现痛苦的表情，像火山在地下积蓄着能量，然后突然开口，沉郁的男中音带着威严，表述也极有力量。后来才知道，这是因抗拒长时间的提审而养成的习惯，以致这“沉默的权利”竟成为他苦思的一个哲学命题。这种在“六面墙”中砥砺出的坚毅，成为他的护身符，因为“只有它才能建立起与墙毫不相干的纯属自我的空间”。　

　　志扬走了，虽折柔条过千尺，心中却仍怅怅。但很快就收到了他的信，信中说：“康德是个惯于自我节制的人，所以他有权讥讽柏拉图的理性像一只在真实中鼓翼奋飞的鸽子。生活的抑制，或确切地说，这充满抑制的生活，也使我的想象力特别有力，以致这样短促的北京之行，我原不打算去见你，想故意与自己的期待心情作对，还是按捺不住，去了，挑起了这样强的愿望，使匆匆归途满载遗憾。”

　　志扬遗憾时间匆匆，我们没有更深入地交谈，其实我自己也常有这种感觉。几个好友朝夕相处了几日，分手后，脑中却一片空白，不知这几天不停顿的谈话究竟说了些什么。后来习惯了这种感觉，像品尝窖藏多年的好酒，那陶醉的感觉是慢慢上来的，来得缓慢才扎实。未承想几个月后就有了和志扬畅谈的机会。　

二　

　　全国现代西方哲学讨论会定于那年9月中在庐山召开。我奉命先赴武汉为北京与会者准备往九江的船票。行程一定便急告志扬，他回信说去接我，约会地点在大东门。火车到站时刚下了一场暴雨，到处泥泞。出站一眼看见志扬站在门口，见到我，他急步跃过几洼积水就到了面前，扯过我的背包就往外走，说“回家去，嫂子在家等呢。”　

　　返家途中，电车行经一处建筑，高高的灰色围墙，上面有电网。志扬在我耳边轻轻说：“这是武汉警备区的看守所，我在里面坐了七年单身牢房。”话带着克制的平静，脸色却大变。他在《墙》中写过这段经历。让我惊异的是，他把狱卒的残酷和维罗纳晚祷的钟声放在一起，同时感受凶残与凄美。士兵的皮带抽打在他的右脸上，“后颈和右耳火灼样的热辣，刀刮般的撕裂”。这种遭遇引起他思索的却是，“真正惊人的美，会有一颗期求极高的心灵。它向生活要的东西太多，这是它天赋的权利”。“丑，是生活忍受痛苦和不平的被扭曲的印记。它正是爱的阳光理应普照的遗弃之地，因而也是美的自我完成。”他把毒打他的士兵看作一个反思的对象：“你看我抚摸我的伤口时，还在忧虑，他们经受得住这种暴行的腐蚀与毒化吗？”

　　初读志扬的文章，感觉他的文字极有力度和韧性。即使是论述问题也带有辩论的味道。这辩论并无对象，仿佛是自己左右互搏。

　　待知道了他的经历，才明白他的很多思索来自冰冷坚硬的“六面墙”中。他一旦与人辩驳，无论是和高尔泰先生还是和朱光潜先生，都有点抓住不放、不依不饶的感觉。爱德蒙·威尔逊曾评论马克思与人辩论，“一路鞭打到底，丝毫不肯放手”，志扬于此庶几近之。这固然因为志扬是从读马克思入手，又通过马克思浸染了黑格尔的风格，但更重要的是七年单身囚禁的经历。面对光秃秃的水泥墙，除在思想上和论敌厮杀之外，又能怎样呢？甚至还要以自己为对手，拼命鞭打，遍体鳞伤亦在所不惜。因此，当他从牢房进入世俗的学术圈时，他从不得意于一孔之见，相反他永远怀疑自己思索的意义，甚至常常惶恐。他在信中谈到这种惶恐，“写到后来，竟出现了这样可怕的冷漠，我几乎要对我写的每一个字问：‘什么意思？’”在提审室里，他不开口，那时他充实，得意于享有沉默的权利。而当他能开口，却感觉空虚，焦虑于思想的意义在流失。　

　　茨威格写过《象棋的故事》，讲一个被单身囚禁的B博士，如何因一本棋谱得救又几乎疯狂的故事。志扬在牢里得到的那部《巴黎手稿》就如同B博士冒死偷来的那本棋谱，而B博士不过住了几个月的单身牢房，而志扬一住就是七年。看志扬批驳高尔泰先生的文字，能想起B博士出狱后，在船上与象棋冠军对弈的场景。B博士拿起棋子就发抖不能自已，志扬文字中也洋溢着抑制不住的激情和快感。其实，志扬是个多么温和朴厚的人啊。志扬给我看过他给太太慧超画的肖像，那是他在狱中用钢笔画的，娴淑静美的慧超竟被画得头发如钢丝般竖起，脸部肌肉扭曲，双眼流出恐惧。这显然是志扬把自己当时的感觉投射到慧超身上，才有如此变形。七年单身囚禁，要多么坚强的神经，人才不会疯掉！　

三

　　志扬思道求学，永远摆脱不掉这个背景。

　　1984年9月5日，志扬给我信说：“哲学界的一些朋友越来越重视语言问题，其中少数人对‘不可言说性’极为关注。可他们是在做学问中做出来的，而我是在生活中备受它的折磨而为求解脱才去不得不做的。”

　　“不可言说性”在志扬那里首先不是个哲学问题，而是一个生存问题。提审员凶神恶煞地向他“逼供”，他首先想到的是捍卫沉默的权利。如果沉默是保有生存的基本条件，这背后一定有着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意义。随后志扬明白了：“我再也无法逃匿了，踏上思之途，而思在超越，它太险恶，太艰难，是无期的苦役。”这个“险恶之途”绝非海德格尔所说的“运伟大之思者必行伟大之迷途”，而是自由精神在凶残昏昧之地面临的直接危险。可怕的是而今国朝智士假装不再有这个危险而说个不停。他们全然不知斯坦纳早已指明：“有些精神行为扎根于沉默。它们难以言说，因为词语怎能正确地传达沉默的形态与活力。”　

　　志扬思考不可言说性，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关注维特根斯坦，但他思考的源头并非纯语言哲学的问题，不如说对语言问题的思考把他引向生存论的深处。他的独特经历使沉默自然地成为思考对象，它契合维特根斯坦的名言，“对不可言说者，只能沉默。”此何以故？斯坦纳以为：“集中营的世界，是在理性的范畴之外，也是在语言的范围之外。如果要说出这种‘不可言说’的东西，会危害到语言的存在，因为语言本是人道和理性之真理的创造者和承载者。一种充溢着谎言和暴力的语言，不可能有生命。”如果说斯坦纳是从欧洲现代史的角度赋予沉默以文本学的意义，志扬却从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的角度，通过把“沉默”转换为“缺席”而赋予沉默以人本学的意义。　

　　中国当前的社会是一个疯狂追求经济扩张的怪胎。在此背景下，作为道德和自由承载者的个体如何生存、选择？志扬试图通过伸张个人“缺席”的权利，避免个体的撕裂，使个体仍可能在“基本善”的范畴内，保有整全。

　　“所谓缺席，就是不参入认同共识，不接受认同共识的根据及其价值判断，为了新视野的开拓，为了与神共居的空间。”因为“个人不仅可以对政治、社会及其意识形态要求缺席的权利，而且对公共语言也可以要求缺席的权利”。处于奴隶状态的个体无所谓言说，“缺席”就是他保有个人尊严的惟一方式。　

　　但是，“缺席”在什么意义上不是逃避呢？如果，“你被强行置入一个既定的封闭环境中不得不接受非此即彼的拷问，要么承担责任，要么放弃责任，你必须在价值的好坏、善恶、美丑之间作二择一的取舍。这时你能对生活、对社会要求缺席的权利吗？”志扬的这一问，颇似“苏菲的抉择”。但在我看来，决心“缺席”已经作出了选择，它内含着理性的“天命”，独立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同时，它也意味着个人是伦理责任的承担者。在这个问题上，从康德到萨特，所论虽异，实质同一。缺席于众声，便选择了独见；缺席于迎合，便选择了批判。勇敢的思想者不会泯然于宣传机器造就的“共识”，在他看来，这只是本真生存“遮蔽”于言词的“欺瞒”。后来，志扬更明确地界定缺席的权利，把它限制为“‘缺席’的权利是知无的有者的自保能力，它并不一般地抗拒有，而只是抗拒有的无限僭越的垄断”。这个黑格尔式的表述有点绕，但我理解他是把“缺席的权利”当作造就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必要条件。我宁愿把它当作知识人的品性。

四

　　在武汉那几日，与志扬谈得深入、细致，也看了他的一些手稿，发现以往对志扬思考方向的认识有些偏。他固然从马克思反溯黑格尔和德国古典哲学，自己亦自诩为“青年黑格尔派”，而心中最牵挂的却是美学。他告我他出狱后下功夫啃的书是黑格尔的《美学》。这个外表冷峻、文字犀利的汉子，内里却是一腔柔情，对美的感觉敏锐细腻。艺术领域的各个门类，他几乎都关注，尤对电影格外用心。他青年时曾梦想做个电影人，20世纪60年代初就动手改编电影脚本，寄给专业人士，也得到过正面回应。但那是个什么年头儿啊，志扬的梦像达利的画《荷马的殊荣》，一派变形的荒诞。

　　命运的坎坷，未曾消磨志扬的向往，甚至在监狱里，他也从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中挖掘审美的意义。他从帕乌斯托夫斯基那里得了一个誓言，“我要到处颂扬美，不管我在哪里看见它！”男人若爱美到了极致，常常要靠哲学来救赎，这几乎是宿命。他在艺术品面前，甚至在艺术化的生活中感受着激情，为一幅画、一支曲、一阕诗心魂震荡、匍伏颠倒，泄露出内心的柔弱。

　　说起改编剧本，志扬就提起了《死于威尼斯》。依他的看法，剧本和小说差得很远，演员的表现并不出色，只是电影音乐美得不得了，似乎整部电影全靠音乐支撑着。志扬似乎不知道这电影音乐就是马勒升C小调第五交响乐第四乐章“柔板”。上世纪80年代初，马勒的音乐在中国尚未普及，熟悉的人不多。我便给志扬介绍了马勒其人其乐，志扬听得入神，说这音乐凄迷美艳，让人想不到是交响乐中的乐章，拿来配托斯·曼的作品实在是天作之合。

　　话头转到音乐，我不觉说得兴奋。其实音乐也是志扬心中至纯至柔的一隅。志扬问我，马勒这个乐章婉转缠绵，柔肠百绕，他的整部作品又如何收束？志扬担心一部作品当止不止会使整体结构漫漶不清。我为马勒辩护，说他的渲染并不空疏，实在是内心感受太丰富，想说的太多。但整体上，他的作品是严谨整饬的。我说他也善写Lieder，每一曲皆如珍珠般精美圆润，其典雅、收束绝不在舒伯特之下，并随口哼唱了几句《悼亡儿》。志扬突然停步，似被这几句歌调击中，脸色因激动而显赪红，仿佛青涩少年偶遇暗恋的女子，颇有些手足无措，说，“我不知道这些歌，我们唱的都是苏俄歌曲，你回去后一定要寄些马勒的音乐来。”话说得急，竟有些口吃。我被他打动了。只有真正懂美的人才会从几句歌调中感觉到一个新世界。随后两人不再说话，言语已随马勒音乐的余音远去，静默中只听脚下沙石作响。

　　翌日上午，我们登船往九江，志扬来码头送行，上船后，我见志扬仍在栈桥上未走，江风鼓荡，志扬衣衫飘举，长发散乱，不知怎地，心中涌上元九的诗句：“江花何处最肠断，半落江流半在空。”　

　　待下山回京，志扬的信已在家中等候，信中只有一句话：“大地、暗夜，只有脚步声。”

五

　　志扬切入思想的路径是人本学，后来，他的学术视野日益宽广，思考日益深入，但在我看来，他从来没有离开这块基石。他后来关注海德格尔，也依然是受存在哲学之人本主义倾向的吸引，虽然这个人本主义表现为存在论。

　　他早期反思理性与自由，试图深入理解马克思从异化角度探讨人性，人的自由的丧失。这仍是人本学的基本视角，所以我说他是启蒙思想的受惠者。他的哲学思考、艺术评论、社会反思，自觉不自觉地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上。

　　上世纪90年代初，他专门撰文《启蒙思想中死去的与活着的》，试图厘清自己的思路，对启蒙作一番省思。他以为“用‘人’忘记个人是中西文化第一次启蒙的通病”，似乎可以脱离启蒙思想来理解人本主义。其实，他提问题的方式仍守着传统启蒙主义的立场。只是在志扬那里，这个启蒙完全是内向的。志扬从来不以教育者的身份启“他人”之蒙，而只是坚持勇敢、独立地使用自己的理性。这本是严格意义上的康德的启蒙观。

　　启蒙思想真正的变质，始于俄国民粹派，在“苏俄革命”手中完成。这一路的“启蒙”是以“教育人民”为鹄的。后来，他受现代西方一些思想家的影响，试图重思自己的立场，但是我相信，他逃不脱启蒙的光照。因为他早就明白，“启蒙应合理地理解为一个不断重现的解蔽过程”。他理解“福柯指出启蒙或启蒙哲学，不是一个永恒的知识体系，而是一种态度，一种气质，一种哲学生活”。志扬用自己的话说得更好：“‘启蒙’不是许诺‘有’或‘无’，而是承担。首先承担的就是没有许诺中的个人真实性。”这个提法回到启蒙的核心价值：“个体的自由”。正是这个核心价值被那些启蒙的叛徒用虚假的“人民性”遮蔽了。

　　从这一视角看，启蒙思想所高扬的自由理性，是一切既定秩序、现存意识形态的永恒挑战者，志扬称其为“渎神”。志扬亲身经历过造神、崇神的社会狂热。以他思想的叛逆天性，心底总藏着“渎神的冲动”。“渎神”是自由理性醒来的第一个象征。他“天问”般地质疑：“亿万人的狂热难道真的浸透了宗教的虔诚？思想真的强大到统摄一切意志于一个目的中？多么大的神话。”这个质疑随后变为社会现实，楼起楼塌，神人不再。于是，煽动起来的神圣感幻灭了：“原来那样坚实地支撑你穿过狂风暴雨的希望居然会在顷刻之间泡影般的消失殆尽，连同环绕着它的激情与血肉的长城。多么可怕的梦幻，不是它的虚无，而是它唤起人没有灵魂的行走的如白昼般的真实。”志扬问道：“为什么十亿人的民族竟会被几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达十年之久？”对此，他不仅反思，而且承担，因为我们不仅做俘虏，而且做帮凶。“我没有排除自己，我也是这场骗局的受骗者。”　

　　自由的理性若想挣扎出一条生路，委实困难。尽管人人皆知独立之人格、精神之自由是知识人的本分，但正像志扬所说：“做起来格外难，因为我们太害怕自己的有限性了。”在我们的精神资源中，缺乏献身于纯粹超验之事的冲动，缺乏以自己的有限博取无限之知的勇气，所以我们不向帝王要阳光，不向刀剑要圆形。而在第欧根尼和阿基米德看来，这却是至重之事，值得用生命换取。纵然如此，志扬仍要挣扎着抵抗那无处不在的“消融之力”。这力量无形中吞噬人的良知和勇气，并向你提供充分的驯服的理由。他说：是，我要求缺席的权利，只要我有能力承担并超越我的要求所招致的一切后果。　

六

　　2012年夏，我回国时，志扬和慧超嫂来看望我们。志扬携来《偶在论谱系》一书赠我，扉页上题辞：“越胜，这是大哥最后一本西学著作。三十年了，你是见证。”

　　这部书称得上是呕心沥血之作。志扬从偶在论入手，试图把他读西方大哲的心路历程做一清算。其中精彩之见迭出，我两次读它，皆有深悟，亦有疑问。志扬劈头就问：“我凭什么相信你”，这是他“脑后反骨”的表现，这“脑后反骨”就是他的批判精神。　

　　志扬反感西方哲学的“强势”，他颇有些愤愤不平地说：“凡西学皆普遍必然，即为世界性、现代性，凡非西学皆特殊偶然即为民族性、传统性。”他断定这是“启蒙以来推行的看法”。这次志扬拔剑，剑指形而上学和启蒙，但荒原之上“拔剑四顾心茫然”。形而上学为了避那意识形态的污名，早已遁逃无踪，只剩启蒙，像堂吉诃德面对的风车，耸立荒原。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故意的欺骗，是横暴不义的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所构造的谎言。志扬在书中指出了马克思与黑格尔对意识形态的定义，我甚至还想补充一点哈维尔的卓见。在他看来，意识形态伪称制度的要求源于生活的要求。它让真实世界披上虚幻的外衣。但这与“形而上学”何干？我以为，哲人不欺瞒，政客才造谎言。

尾声　

　　1995年底，志扬和萌萌来巴黎看我们。匆匆两夜，那时我女儿盈盈不满周岁，我杂务繁忙，接待他们都有些狼狈。好在志扬不会怪我，像以前一样，他仍不多话，只是看着我的忙乱微笑。晚上带他们游览夜巴黎，在蓬皮杜艺术中心旁边的丽堡咖啡吧小坐。身后是建于13世纪的圣麦里教堂，面前是超现代的蓬皮杜艺术中心，时间之流漂来东方的我们，在这时空交错的地点，“却话巴山夜雨时”。　

　　这次志扬他们是去德国参加一位画家的画展。坐在咖啡吧里，他们给我讲述这次画展，但我对现代绘画的心得仅止于蒙马特和蒙帕纳斯那一代，对狄克斯、弗洛伊德、马格里特那些人已敬谢不敏，遑论当下的弄潮儿。我静坐着听他们讲述，留下的印象只有昏黄灯光下弥散的咖啡香。萌萌蜷缩在一只舒适的沙发椅上，柔和的灯光映着她秀丽的脸庞。她聚精会神地听我和志扬说话，那表情同十几年前我们初次见面时一样。不论我们讲什么，她都一样欣赏、喜悦、陶醉。有她在，谈话的氛围便温馨而动人。我惊异她仍那样年轻，仿佛时光自她脸上流过却了无痕迹。　

　　巴黎的冬夜清澈幽邃，像萌萌的眼神。窗外昏黄的灯光在木叶尽脱的梧桐树间摇曳。变换的光影不时掠过她的脸，我无意间瞥见她眼角隐隐有泪痕，虽然她一直在微笑。我深心涌上歉疚。

　　与萌萌相识多年，我始终对她过分严厉，我以为，像萌萌这么一个受朋友宠爱的女子，应该有些缺憾才好。所以我对她的批评多于赞扬，甚至说话尖刻，伤过她的心，让她流过泪。那时年轻，相信时间无限，总有机会补偿。但现在，飘零海外，让我时常检讨自己的倨傲，悔恨自己对朋友的轻慢。听她讲了这些年在国内的种种神奇经历，我由衷地赞扬她外柔内韧的性格。她听得高兴，便滔滔不绝地讲她种种构想，总是以“等你回来”开头。她为我们设计了多少美妙的未来啊，其实我只听懂了一个意思，“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谁能想到，那个冬夜的离别，竟是我们的永诀。噢，如此冬夜何！如此冬夜何！　

　　知她患病后，有机会我就给她打电话，鼓励她，给她开心，她也表现出乐观和信心。一次通话中，她突然提出要盈盈为她演奏几支曲子。盈盈乖，知道爸爸的朋友都金贵，便为她准备了柴可夫斯基的《四季》选段和肖邦的夜曲。但萌萌的病情急转直下，竟没得机会为她演奏。

　　直到2012年回国，我与志扬在菲子上海的新居相会，盈盈才为志扬演奏了这几支曲子。曲毕，志扬无语，揽盈盈入怀，清泪涟涟。那一刻，我知道萌萌和我们在一起。■

　　本文将作为别册与张志扬文集《幽僻处可有人行？》同时出版。本刊有删节。

　　全文详见本刊网络版/iPAD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