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还是投资？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性下滑已经形成。

　　今年三季度，中国经济7.3%的增速，创下2009年一季度以来新低，自2010年一季度开始的超过四年的增速趋势性下滑，是改革开放后的首次。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1.6%，与9月持平，为四年七个月以来低点；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已经连续32个月同比负增长。不少宏观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实体经济已处于轻度通缩状态。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中国经济增长迈入由高速向中高速换挡的“新常态”。但中国2013年人均GDP达到6300美元，正处于由中等收入向中高收入水平迈进的关键时期，在本届政府订立的2020年“两个翻番”的目标约束下，未来5年-10年，中国经济应该以及可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增长水平，经济增长的动能何在？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宏观经济政策究竟应如何取向？

　　海内外普遍认为，由投资向消费的再平衡是中国经济的前路。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里，出口基本是比较难控制的因素，近年来已经从2007年的峰顶大幅下滑，短期内很难再恢复元气。目前中央推出“一路一带”等刺激外需、转移产能的计划，效果如何，还需要假以时日。投资和消费应如何驾驭，市场则多有争议。

　　在2008年的大规模刺激之后，中国的投资率快速攀升，近年维持在接近48%的高位上；消费率（消费支出占比GDP）则从2008年谷底的46.975%开始，扭转此前不断下降的趋势，缓慢攀升，2013年超过50%，但在国际上仍属于较低水平，低于印度（超过50%），更低于美国（70%以上）。

　　投资率即资本形成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分比。资本形成意指，在固定时间段（如一年）内，（一国）资本存量（包括有形资产如基础设施、机器设备，无形资产如金融资本等）所增加的量。

　　不少学者和市场人士认为，受制于较大的贫富差距，居民收入水平仍较低，消费短期内难当拉动增长的大任。

　　更有观点提出警告称，如果一味降低投资率刺激消费，而非用有效率的投资来促进产业的更新换代，中国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另一方面，投资率过高，且投资主体以国企和地方政府为主，造成效率低下、腐败丛生，也持续打压着消费增长。

　　如何走出投资消费的这一困局？“新常态”下，如何重新定义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投资消费的内涵又该有哪些提升，相应的改革应包括哪些内容？这一讨论对于中国中长期内的经济走势有着极强的政策意义，直接关系着政府的政策制定、行为模式乃至相关改革的推进。

　　新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在即，2015年的增长目标和政策正在紧锣密鼓制定中。截至11月3日，已经公布前三季度GDP数据的29个省份中，18个省份的增速较上半年出现回落。在各省布置四季度经济工作的会议中，狠抓投资和项目建设再成关键词。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系主任白重恩认为，要走出投资消费困局，最重要的政府行为转变就是降低增长率目标，辅之以投资主体及机制的优化、目标更为明确的国企改革、财税及收入分配改革等，一系列政策与改革多管齐下，才能在提升效率的前提下适度降低高企的投资率、促进消费，在避免大危机的同时，让中国经济步入更可持续的轨道。

“拉消费是个慢工”

　　中国消费占GDP之比的攀升速度异常缓慢——尽管过去五年一直处于趋势性攀升，打破了之前十年下降的趋势。

　　对中国的消费和投资数据，各类质疑从未间断。不少国内外专家认为，中国统计数据失真，可能存在消费占比被严重低估、投资占比被严重高估的情况。不过，拉动增长取决于投资及消费各自的趋势性变化，与两者绝对或相对水平并无关联，因此，关于数据准确性的疑问并不影响两者对于增长作用的讨论。

　　根据美中商会的数据，国内最大的100家零售企业在截至9月的一年里销售额仅增长0.1%，远低于去年同期10.1%的增幅。国家统计局最新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显示，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消费一类在2013年增长11%，低于2008年至2013年15%的平均增幅。

　　2014年上半年增速良好的家庭消费，在三季度有所放缓。对此，宏观咨询机构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中国研究总监白安儒（Andrew Batson）认为，这反映了今年上半年企业利润增长放缓的滞后影响，企业在为员工加薪方面变得不那么慷慨，进而影响了消费。

　　对工资收入增长放缓的分析，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迪（Nick Lardy）并不认同。他对财新记者表示，当前城镇新增就业与高增速时一样强劲，工资收入仍以年均约10%的速度增长。

　　“悖论就在这里，”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对财新记者说，“人人都知道中国应该增加消费”，但这不是一个短期内具有操作性的政策，不是政府搞补贴就能解决的。中国70%的人口——一半农民工、一半农民——由于教育、住房等基本需求还未解决，消费倾向较高；收入尽管在近年增长较快，但绝对水平仍然很低，制约了消费能力。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则相对较低。

　　10月2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消费扩大和升级。会议称，在稳增长动力中，消费需求规模最大。会议要求推进一系列措施，重点推进包括信息消费、绿色消费、住房消费在内的六大领域消费。

　　“拉消费的工作是个‘慢工’。”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刘尚希对财新记者表示，以消费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增长，意味着高投入、高消耗的增长方式发生转变，增长质量提高，也意味着增长成果将会使更多的社会成员分享。

　　如何激活消费，兼顾经济和社会两方面重担，财政政策应是个有效工具。回顾中国过去的调控历程，财政政策通常更侧重于调控投资需求，往往忽视了对消费的拉动。

　　传统上政府投资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过大，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对经济的刺激效应，但是挤占了本应用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财政资金。由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足，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公共服务不到位，影响了居民的心理预期，消费信心不足，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基本达成共识的是，正是因为财政支出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的“缺位”，造成当前高储蓄不能顺利转化刺激消费。

　　财政支出不可能一夕到位，关键在于调整财政支出和收入结构，令财政的公共职能逐步到位。

　　支出方面，应逐渐减少财政资金直接用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越位”投入，同时在财政“缺位”或者“不到位”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加大投入力度。积极压缩政府自身消费引致的过高行政运行成本，尽力提高公共消费对居民消费的带动作用。

　　高盛私人财富管理中国区副主席暨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对财新记者举例道，当前中国医疗、教育等公共消费占GDP的比重在5%至6%，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很多国家这方面的投入比重都在10%以上。

　　在收入端，财政需要调整政府收入结构。哈继铭表示，多年以来地方政府享受了土地，尤其是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带来的财富效应，直接推高了投资。如果政府能在土地流转和所有权方面有所改革，使得农民拿大头，地方政府拿小头，就能够产生财富效应的转移。

　　同时，建立具有收入分配调节功能的税收体系。

　　中国目前的税制结构以间接税为主，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间接税的税收负担容易从生产者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加重消费者的购买消费成本；而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所占比重非常小，2013年个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仅为6%，且工薪阶层是缴纳主体，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十分有限。

　　在目前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方案中，完善税收制度所涉及的个税、增值税、消费税等税种改革，都将对消费产生一定刺激作用。

　　但是，对消费率的增长及其效果则需要态度谨慎。“最近几年每年调整1个百分点，多一点的话，两年（消费率）提3个百分点——这还是在各项基本改革都做了的情况下——是一种比较客观的预期。”樊纲说。

如何实现“再平衡”

　　如果走向一味刺激消费之路，如果投资率大幅下降，不注意用有效率的投资来促进产业的更新换代，“中国必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对财新记者表达了这一观点。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人均GDP3000美元-5000美元）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通过人为刺激消费，实现“再平衡”，这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看来，很可能会催生类似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事件，不但不能使中国经济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反而有可能使之脱轨。

　　上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一向强调“有为政府”，他最近撰文表示，不太赞成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从投资拉动转变成消费拉动的看法。他认为，中国还应该借助能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投资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投资短期会创造就业和增长，消费也自然会增加。

　　“无论从实践还是经济学理论，投资必然有一部分会转化成消费。”国家发改委前副主任张晓强对财新记者回忆道，“我当年去西藏看青藏铁路，到藏民家里就发现他们很高兴。原来养牦牛、种青稞麦收入太少，开始修青藏铁路后，好多人就业了，增加了收入，有钱消费了。”

　　不少领域的消费还需要投资先行提供供给，这包括供求关系最不平衡的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消费领域，需要做体制、机制上改革的大手术，也需要配合新增投资。

　　以医疗消费为例，由于近几年医疗需求爆发式增长，医疗资源的缺口巨大。地市一级的医院及以上，几乎家家人满为患。医院、医生等医疗资源的供给缺口，亟须医疗改革破题，并放开民间资本准入。

　　在林毅夫看来，相较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继续投资存在一系列有利条件。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合计约占GDP40%的负债水平在国际上仍然较低；居民储蓄仍然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50%；此外，仍有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部分用于进口机器设备和技术，用以产业的升级换代。

　　从需求端看，林毅夫认为中国仍有巨大投资空间。尽管现有产业存在不少过剩产能，但产业升级空间仍然很大；已完成的基础设施多集中在城市之间，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如轨道交通、各类管网的欠账还很多；此外，环境的改善以及进一步的城镇化也还需要投资。

　　经济体是“投资主导型还是消费主导型，不是政府可以决定的，是由储蓄率决定的”，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对财新记者表示，在十年内，中国还会是高储蓄率国家，因此也还是投资主导型国家。

　　尽管投资率攀升的势头在最近几年放缓甚至停滞，但在不少领域仍有不小的投资空间，更有很大的效率提升空间，后者则取决于改革的进程。拉迪也认为，尤其是在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由私营部门承担，投资资源从而得到更高效利用的情况下，有效率的投资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健康动力。

适度下调投资率

　　当下，中国投资率过高也是不争的事实。在哈继铭看来，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失衡状态，主要表现就是投资在GDP中占比过高。横向来看，韩国和日本的投资占比曾一度达到40%，是过去的记录保持者，但中国2013年47.8%的水平远超它们的历史最高值。纵向来看，即使是在“大跃进”时期内的1958年，中国投资占比也仅达到42.8%，现在的水平远高于中国史上的最高水平。

　　白重恩对财新记者表示，现阶段剔除价格因素和折旧，中国平均的资本回报率在5%左右，而现在中国的银行贷款平均利率在7%左右。投资得到的回报低于获得资金付出的成本，说明投资回报率已低到令人担忧的水平。

　　“我对经济增长继续靠投资持谨慎态度。”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对财新记者表示，“投资是必要的，我们需要更好的投资。但投资率适度下调可能也是必要的。”

　　针对投资率对经济体效率的影响，白重恩作了定量研究。已经发布于《比较》（2014年第4期）的部分成果显示，如果2008年之后的投资率保持在2007年时的水平（41.6%），尽管增长会慢一点，但消费会更多一点，污染会更少一点。正是从2008年开始，“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启动，中国的投资率逐年飙升，2011年达到48.315%的高点，2013年仍在47.784%，创下各国发展历史上从未出现的奇观。

　　白重恩的研究表明，在给定中国目前高投资率的情况下，总的投资率对生产效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换句话说，投资率越高，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越慢。在将投资按固定资本形成这一分类方式分为机器设备和建筑结构两类后，白重恩发现，设备购置投资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为正，建筑安装投资的影响为负。因政府投资多集中在后者——包括基础设施和房屋结构，因此政府为主体的投资越多，TFP增长越慢。

　　对于为何不采用国内人们更常用的固定资产投资这一分类方式，白重恩解释称，该分类方式的统计并不科学：房地产只要实现交易转手，就被计入固定资产投资，但事实上这只涉及资产的转移，并没有生产投资行为的发生。

　　TFP是衡量投资效率的一个指标。产出由TFP、资本存量及劳动力（或人力资本）存量共同决定。投资（资本存量）转化成增长（产出）的效率与TFP有很大关系。

　　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均资本占有量远远小于美国和日本，因此应该维持，甚至继续提高投资率。这一说法虽然直观，“但其实是不对的。”白重恩称。

　　他解释称，资本存量的目的是使用，中国的TFP远低于美国——即中国利用生产要素投入（包括资本和劳动力）的能力较低的情况下，投资转化成增长的效率是很低的。而且，投资效果存在“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即随着资本存量的不断提高，以投资来推升资本存量的努力，需要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

　　中国依靠投资拉动增长的效果确实正在变得越来越短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10月30日的一次演讲中表示， 2009年的刺激至少维持了两个季度10%以上的增长率， 两年后增长率才掉到8%以下；最近三年几次启动的刺激，时效越来越短。“未来想依靠投资拉动增长，看来是没有太大希望了。”

　　“只有当中国的TFP大幅提高、使用资本的能力与美国接近了，才应该追求美国的人均资本占有量。”白重恩说。目前，中国的TFP水平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之一。

投资机制改进空间

　　在政策圈内，一直有着对中国经济“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担心。不少观点常把企业乱投资与产能过剩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过剩产能的形成来源于不合理的投资审批制度、政府兜底鼓动投资，以及在增长压力之下“大跃进”式的投资实践。

　　其中，审批制度的改革尤为迫切。有地方官员以地铁投资为例称，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可行性研究认为地铁应该在两年后开建，但由于审批制度没有预见性——当年有指标能拿到批文，明后年有可能因为审批机构需要控制投资总量、不予批复，企业（或地方政府）因而会选择今年先拿下批文，置需求于不顾。投资审批机制的规范、可预见性，以及逐步下放，会为理性投资行为创造条件。

　　今年6月中旬，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完成城市地下老旧管网改造；用10年左右时间，建成较为完善的城市地下管线体系。

　　白重恩表示，这类政策必须考虑速度对于成本的影响：速度越快，成本越高，可能造成的产能过剩越严重。假定可行性分析表明项目应该15年完成，但是为了要增长、上速度，要求5年内完成，必然需要把产能建得很高才能满足短期内的建设需求；而在5年之后，由峰值产能水平（peak load）决定的产能多半会过剩，甚至完全浪费。

　　“这是我们这么做的一个大弊病。”白重恩说，速度得控制，不然需求不可持续，产能就会过剩。现在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去计算合理的投资速度，而是为了达到多少的增长目标，据此决定推进投资的速度，“这是本末倒置的”。

　　11月5日，国家发改委一天之内公布7条铁路项目的批复信息，投资金额总计1998.6亿元，批复时间集中在9月底。10月，发改委也曾在一周时间内公布了11个基础设施项目批复信息，总投资额约为2459亿元，批复时间集中在8月初到9月底之间。

　　从近期相关部门表态及基建项目推出的密集度来看，政府通过基建投资对冲房地产市场下滑、稳增长的思路日趋明显。

　　在白重恩看来，一些投资项目推进的方式，也需要更为科学。“政府部门要搞投资，必须有一个更严格的程序和可行性分析来判断什么样的做法合适，”他表示，不能简单地靠拍脑门决定，应该有广泛的讨论和人大的监督。

　　在投资领域选择方面，尽管白重恩也认同还是有不少的投资空间，但他认为，现在的机制不是很好，求快之下，项目选择就会不合理。

　　7月中旬，国开行获得1万亿元再贷款用于棚户区改造。支持者的理由之一是创造更多的就业。但白重恩认为，棚户区改造创造的就业并不是目前相对短缺的大学生就业，而是已经充分就业的农民工就业。“沿海企业现在最大的抱怨之一是工资增长太快”，另一大困难是资金成本太高。给国开行1万亿元搞棚户区改造，挤占了普通企业能够获得的资金，占用了普通企业可以使用的劳动力，相当于同时加剧了这两个问题。 “棚户区改造该做，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这么大的力度、这1万亿元用在这里是不是合适？我不知道。”

　　在促进投资的机制方面，也存在一些新的探索方式。10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加快落实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在减轻企业负担的同时，试图加速设备的更新换代，拉动需求，并促进向高端制造业的转型。

政府退出过度投资

　　“不能过分依赖消费的说法当然是对的。” 白重恩坦言，凡事都要有个度，但是如果政府听到这样的说法，直接反应就是，那要投资，要搞棚户区改造、基础设施、地下管道。“这每一项都对，但是做的规模是多大，以多快的速度去做，还值得研究”，“让市场去投资当然好——至少我是反对发改委对投资进行审批的，但我们的问题是，政府老在那投资，并不总是尊重市场规律。”

　　白重恩认为，政府的过度投资不仅效率低下，而且会对市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政府用的资金太多，市场能用的资金就少了，也导致利率水平更高，这不仅影响企业投资的动力，也会影响消费者。假设政府减少投资，让住房贷款利率降2个百分点，买房者就能减少很多支出。省下的支出就可以由买房者自己决定是增加消费，还是储蓄、转化成投资。

　　“其实投资（率）到底应该是多少，答案并不简单。只希望政府少做一点。我也不是主张政府完全就不做，得做适度，让市场有更大的决定权来决定是否要投资。”白重恩说。

　　国有企业的投资，在林毅夫看来，也存在一系列负面作用。在同一产业中，国企能够获得廉价的资金，外企和民企则不能，这使得国企的劳均资本密集度最高。这一扭曲在让中国的经济结构相较同等发达程度国家，资本密集度高的产业比重较高的同时，也导致收入分配偏向大企业和高收入人群。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降低，进而抑制了消费需求。

　　将投资分类来看，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大类中，制造业的产业升级仍需要投资。根据白重恩的研究，机器设备投资对于生产效率的作用总体仍是正面的，而且这部分投资主要来自于企业。但在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方面，未来投资的合理性及可持续性存在问号。

　　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哈继铭认为，中国目前的债务率不断上升，必须考虑基建投资在财政金融上的可持续性。近几年人口密度越低的地方，基建投资就越快，出现了与上世纪90年代正好相反的现象。由于人口稀缺的地方，财政能力往往相对薄弱，如果基建主要是当地政府在推进，是否会引发债务危机？

　　如果基础设施行业的价格放开，投资能够盈利，就能吸引民间资本介入。但是很多基础设施行业的公益性又决定了投资的回报率不高，在多大程度上能吸引私人部门的介入？“就目前来看，我不是特别乐观。” 哈继铭说。

　　白重恩坦言，基础设施确实仍存在投的空间，但其定量研究得出的总体结论是这部分的投资多了；并不是说得全面削减，而是给定经济稍有不好政府就要刺激的风气，要刺激时政府总是找地方来投，找的时候就不一定找得合适。

　　意识到政府未来将逐步淡化房地产驱动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物色”新的支柱产业。

　　“这恰恰是我们的问题，老想下一个增长点在哪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对财新记者称，“（政府自己）不要再去寻找新的增长点。以后完全可以是遍地开花，集腋成裘也能达到增长的效果。老去找新的增长点，只能是一轮一轮的投资热。”

　　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认为，投资主体应由政府主导的投资，过渡到更多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投资。

　　张晓强表示，以后在投资领域的选择上，该政府投的政府才投；还得杜绝政府以行政命令、各类优惠，乃至隐性兜底等手段鼓动企业上项目的做法。在城市基础设施、公共交通、环保设施等政府需要投入但力不从心的领域，应该引入PPP模式，探索如何发挥政府资金的杠杆作用。

增长目标应下台阶

　　距离新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还有近一个月，各方已纷纷开始揣测将要公布的2015年增长目标。今年以来，政府高层对于增长率目标的表述有过反复；在目标区间和目标值之间，释放的信号并不明确。

　　一些政府官员希望保持较高增速的愿望，一部分来自于海内外长期鼓吹的高速增长失速后的观念惯性。樊纲指出，中国过去9%以上的高增长率从来都不是好的增长；而增长率一到10%以上，无不伴随着恶性通胀、房市泡沫加股市泡沫。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国家统计局顾问刘遵义对财新记者表示，由于房地产价格通胀的因素，中国2006年前后及2010年曾经达到过的两位数增长，仅为统计幻象。

　　增长目标的订立，必然需要基于对潜在增长率的判断。

　　樊纲在其带头的对“十二五”的中期评估和“十三五”的前期研究中，基于“要素分析法”得出的2015年及“十三五”期间的潜在增长率在7%-7.5%区间内。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的研究则显示，“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下降至6.2%。亚洲开发银行及国内一些学者近期的研究得出，潜在增长率在6.4%左右。

　　对此，樊纲认为，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单纯考虑劳动力，并没有考虑人力资本的因素。新进入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高，退出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一进一出的人力资本差异就能将潜在增长率从6.4%直接拉升至7.1%。长期来看，樊纲认为增长率即使降到6%、5%，仍是较高的增速。

　　7月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结束与中国一年一度的经济磋商后建议，中国应将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在6.5%-7%，并应避免出台刺激措施。

　　林毅夫最近提出，在外需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明年和“十三五”期间的增长目标订在7.0%-7.5%之间较为合适。他认为，这样的增长目标既有利于稳定就业、降低金融风险，也能帮助实现“两个翻番”的目标。

　　“两个翻番”的目标既定，增长率目标因此成为多数人眼中，在消费仍然动能不足时，降低投资率的一个硬约束。

　　考虑到增长目标的约束，哈继铭对投资率下行的轨道做出了两个情景分析。如果在2020年，即本届政府任期内将投资率降至40%，未来五年到十年的增速就将在5%至6%之间。这一较快调结构的情形下，中国的债务将会比较稳健，社会总债务占GDP的比重将在2017年达到顶峰；但可能无法实现2020年“两个翻番”的目标。

　　如果把调结构的时间拉长，到2027年才把投资率调降到40%，那么未来七八年时间，经济增速年均将达到6.8%，能够满足“两个翻番”的目标，但代价是社会总债务与GDP之比将持续上升，在2027年接近300%。

　　他表示，如果政府选择较慢地调结构，增速放缓可以更慢，但随之而来的代价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投资效率依然低下，而且会产生越来越大的金融风险。

　　白重恩告诉财新记者，基于上述已发表的TFP的研究，他最近在进一步做增长率方面的研究。第一步，假定维持当前近48%的投资率，用模型测算之后30年的增长率下行轨迹。第二步则试图测算向下微调投资率的幅度，使得随之而来的TFP上升能恰好抵消投资率下调对增长率的负面影响，从而让增长率复制上述投资率不变情况下的增长轨迹。如果做到这一点，意味着能够在维持增长率水平的同时，把投资率降下来，这样就会拉升消费。

　　白重恩坦言，“今年做了承诺说要实现7.5%的增长目标，所以拼命去够，可以理解。”虽说是7.5%左右，但波动区间大小并未明确，所以一到7.5%之下中央及地方政府就慌忙启动刺激政策来拉动经济。“明年如果能把目标定得低一点、自然一点，或者说清楚能忍耐多大的波动幅度，让政府不需要那么使蛮力就能达到，岂不更好？ ”

　　10月20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发表演讲称，应该把硬性的增长指标改为弹性的预测值，因为全国的发展规划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一旦通过硬性的增长目标，就意味着要严格执行。这样的话，增长目标虽然可以完成，但是效果往往不好，没有充分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在10月底的一篇文章中他表示，对于“十三五”规划，“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专家都提出”，要保持适度增速，如果能够增长7%就不错了，即使能保持在6.5%-7%也属正常。

　　学界和媒体应该首先认识到边际投资效益递减的现实，然后帮助政府决策，把增长目标降下来，“舆论不能让政府被架在那里，非去争取高增长率不可。”白重恩称，“政府关键是要保两个东西，就业和没有大的危机，现在这两个威胁都并不大，”政府需要未雨绸缪，做一些调结构的改革安排，而不是盯在经济增长目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