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婴沉重

　　产后第三天，郑玉玲乳房涨得比石头还硬，一碰就疼。她特别想给孩子喂奶，但孩子已经没了。丈夫陈达埠因涉嫌遗弃罪，在前一天进了看守所。

　　夫妇俩将福利院用于接纳弃婴的婴儿安全岛当做儿童保障的最后希望。尽管不久前检方最终对其不予起诉，但并未减轻这个家庭的负罪感。

　　他们的孩子是广州市婴儿安全岛短短48天试点中收到的第一个死婴。48天中共收治弃婴262人，平均每天有超过5名孩子被送到这里，全部患有重病。试点不久就停了，福利院的理由是，“超出负荷，达到极限，无法继续”。

　　自2013年7月以来，经民政部正式发文推动，中国有30多个城市效仿西方国家的做法，为避免随意丢弃导致伤害，纷纷试点婴儿安全岛。这一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新政一时颇受好评。但据财新记者近日在各地了解，这些城市的婴儿安全岛，或如广州般不堪重负，被迫关停；或将政策收紧，对弃婴行为进行劝阻；而那些还在波澜不惊运行着的，则在媒体上找不到只言片语，就像从未存在过。其中更以广州市的故事最为极端。

　　和十年前相比，中国“先天缺陷”婴儿比例的统计数已大幅上升。卫生部门的《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2012）》显示，中国每年新增90万至100万有缺陷的新生儿。被广泛引用的2010年《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则提到，相关部门保守统计，中国每年大约有10万名儿童被遗弃，大多为残疾儿童或女童。

　　民政部希望建立重度残疾儿童基本生活补贴和医疗康复补贴制度，“从源头上抑制弃婴现象”。但要让这个群体有尊严地存活下去，中国依然任重道远。

孩子死了

　　孩子出生11个小时后，郑玉玲夫妇做出了决定——将这个重病的孩子送往广州市婴儿安全岛。他们说，希望这样能让孩子“再多活一会儿”。

　　孩子出生于2014年2月22日晚间10点。她刚出生就被发现气管和食管不分，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体征。在专家会诊之后，医生通知郑玉玲夫妇，“这孩子没法治了。”

　　23日凌晨5点，在新生儿科重症监护室，郑玉玲第一次——也是孩子生前最后一次认真端详她——全身皮肤发青，眼缝很短，两眼距离较宽，鼻子和嘴巴被氧气面罩遮住，小胸脯随呼吸机剧烈起伏。郑玉玲想摸摸女儿的小手，但她的手在半空停了停，又缩了回来。

　　郑玉玲最初希望，让孩子在呼吸机上维持一段时间，再找北京和上海的专家会诊，看能不能还有救。但最终她放弃了这一想法——对一个毫无存款、每月花七八百元租下城中村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的家庭来说，若每天开支三四千元，很快就会被拖垮。

　　决定放弃治疗后，他们却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刚刚当上母亲只有几个小时，郑玉玲反复向丈夫哭诉的一条是：“我没办法眼睁睁地看着她躺我怀里死去，她毕竟是我刚生下来的骨肉。”

　　那时，关于广州婴儿安全岛试点的新闻早已家喻户晓。郑玉玲自述，注意到婴儿安全岛内不但有空调、被褥等必备用品，还有和产房里一样的婴儿保温箱，便考虑：与其让孩子在她身边死去，不如送去婴儿安全岛，“或许还能有一丝希望”。23日早上9点，医院下发前一天的费用记录，郑玉玲发现，“钱已经用得差不多了”，她狠狠心，对丈夫说，“那就送去这里（婴儿安全岛）吧！”

　　陈达埠为孩子办理了出院手续。出院记录显示：“患儿气管插管困难，不排除严重复杂先天畸形存在，病情危重，与患儿家长详细解释病情，家长表示知情理解并要求放弃治疗，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患儿家长承担，于即刻签字办理出院。”

　　上午11点，陈达埠和岳母坐上出租车。拔掉呼吸管的孩子被一床粉红色的崭新抱被裹着，藏在一个大大的红色手提袋里。大人一路沉默，孩子也安静。

　　出租车在婴儿安全岛前停下。陈达埠下车，快步走过去，推了推婴儿安全岛的门。门是锁着的。他将手提袋放在门口，转身回到出租车上，整个过程不超过2分钟。慌乱中，陈达埠压根没有来得及仔细看看这座婴儿安全岛。

　　这是一座红瓦灰墙的小房子。门窗右边有一份由福利院孤残儿童亲笔书写的心声：“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真的忍心抛弃我吗？福利院虽好，也不及同你们一起生活好。求求你们别抛弃我！”

　　而婴儿安全岛的侧面，则注明了运行制度：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但对外开放时间为每天晚上7时至次日上午7时，一旦有孩子被送入“岛”内，工作人员就会接到报警，并于3分钟内抵达安全岛，按照规定程序开展救助。但如果是白天遗弃孩子，保安会进行劝阻。

　　广州市社会（儿童）福利院的保安亭距离婴儿岛约50米。这天，当保安发现有人将一个手提袋放在门口，正欲劝阻时，陈达埠已经坐上出租车，走了。

　　保安打开手提袋时，孩子的脸已经黑了。她上身赤裸，下身穿着纸尿裤，肚脐上还包着白色医用纱布。120随后赶来，经检查后现场宣布，孩子死了。

福利院不堪重负

　　这是自2014年1月28日广州婴儿安全岛试点以来收到的第一个死婴。

　　对广州市社会（儿童）福利院而言，他们必须向外界证明这个孩子并非死于婴儿安全岛——试点尚未满月，若真有孩子死于这里，福利院将难辞其咎。

　　保安当时就向公安部门报警。24日下午4点多，警察来到病房，对郑玉玲录了口供，并带走了陈达埠。晚上，警方通知郑玉玲，因涉嫌遗弃罪，陈达埠被刑事拘留了。

　　据《刑法》第261条，对年老、年幼、患病或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

　　当天，广州市社会（儿童）福利院院长徐久即在媒体上谴责这一恶性事件。他表示，“开设弃婴岛的原本意图是生命至上，保护弃婴的弱小生命，并不是鼓励遗弃。我们一直强调，遗弃孩子是违法行为。我们正在商议，要出措施来面对和打击恶意遗弃行为。”

　　从2月24日——即陈达埠将孩子遗弃在婴儿安全岛的第二天起，“弃婴违法”的大标语竖在了路口。广州市民政局还推出了新举措：对试图遗弃明显超过一岁小孩的人员进行劝离，对涉嫌遗弃婴儿的行为进行劝阻，对不听劝阻执意遗弃婴儿的行为及时报警并向警方提交相关追查证据和线索。

　　为什么是一岁？广州市民政局解释，婴儿广义上是指不满一岁的小孩，婴儿安全岛接收的应是婴儿。

　　尽管政策明显收紧，但还仍然有不少家长宁可违法，也要将孩子送来。只是与24日之前相比，家长与保安通宵僵持的情况急剧增多。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和郑玉玲一样，觉得自己已无力继续抚养孩子。

　　对此，徐久也在媒体上公开表态，“福利院不是医疗机构，医院如果没有办法治好，福利院也不会有办法。”

　　2月28日，广州市婴儿安全岛试点整整一个月，共接受弃婴200名，是福利院正常年份中大约半年的数量。这200名孩子中，大约三分之一超过了一岁，其中年龄最大的已经七岁。

　　3月16日，广州市宣布暂停弃婴岛试点，理由是“超出负荷，达到极限，无法继续”——48天，这个婴儿安全岛共收治弃婴262人，全部患有重病。媒体报道称，在福利院内，大部分原本睡一个婴儿的床上都安放了两个婴儿，原本每个班组养育儿童的人数已经从50余人增至近百人，一个养育员需要照顾20个婴儿——这已达到工作量的极限。

　　弃婴的家长却依然源源不绝。就在婴儿安全岛暂停的当天晚上，一名带着患有唇腭裂和先天双下肢短缩女婴的父亲来到这里，当被告知这里已经暂停接受孩子后，他突然双膝跪地痛哭不已。“孩子送到这里还有一丝希望，跟我们就只能等死了！”

　　“虎毒不吃子，今天遗弃骨肉如同用刀削骨，医生说我儿的病情无药可治，留在家中会导致更大的家庭悲剧。”这是在婴儿安全岛内发现的一张字条，落款为“没有资格为人父”。

试点沉寂

　　在广州市婴儿安全岛宣布暂停后，广州市民政局方面也称：“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接受的弃婴数量已经远远超过广州民政部门之前的预期。”

　　广州婴儿安全岛的命运，正是国家民政部2013年7月在全国各地推行婴儿安全岛试点的缩影。2014年6月24日，民政部召开新闻发布会称，截至6月18日，中国共有16个省区市建立了32个婴儿安全岛，共接受1400余名弃婴、弃童。

　　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称，常德、贵阳、铜仁、太原等城市的婴儿安全岛运行平稳，接收弃婴、弃童的数量始终保持相对稳定状态。哈尔滨、牡丹江、绥化等城市儿童福利院接收弃婴、弃童的数量与开展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之前相比，没有明显差别。

　　财新记者查阅公开报道，上述城市中，除常德有媒体零星报道之外，其余城市的婴儿安全岛几无公开报道。这意味着，这些城市的婴儿安全岛“运行平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无人知晓。

　　而在南京、济南、厦门、西安等地，在婴儿安全岛开放初期，接受弃婴的数量均出现大幅度增长。公开报道显示：南京，三个月接受159名弃婴；济南在最初十余天，平均每天接受超过10名弃婴；厦门，三个月时间，接受120余名弃婴；西安，接受弃婴是以往的2倍。这些孩子多患有疾病，主要为唐氏综合征(先天愚型)、脑瘫、先心病患儿。

　　继广州于3月16日关停婴儿安全岛后，4月初，厦门也宣布暂时关闭婴儿安全岛。曾经有一患儿的父母，曾先后前往广州、厦门，了解到当地婴儿安全岛均已关闭之后，将孩子抱到济南婴儿安全岛，无论工作人员如何劝阻，他们最终还是将孩子遗弃在那。

　　类似效应使得仍在开放中的婴儿安全岛压力巨大。他们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控制弃婴数量。

　　发布会上，民政部介绍试点地区的“改进措施”—— 在济南、天津等地，婴儿安全岛的开放时间调整为白天开放、晚上关闭，以应对夜间遗弃行为。在南京、西安等地，婴儿安全岛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并对弃婴年龄等相关情况进行询问，严格控制进入婴儿安全岛的婴幼儿的年龄。还有一些福利机构派出专门人员，联合公安部门在福利院周边进行巡查，对遗弃孩子的家长进行及时干预和劝阻，并联合公安部门对恶意遗弃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更多细节显示：婴儿安全岛不再希望受到公众关注。财新记者拨打多个试点地区福利院的电话，均表示对婴儿安全岛的话题“不接受采访”。其中某福利院的工作人员称，“一旦有媒体报道，之后几天就会有家长把孩子送过来。”

　　而那些还未开始的试点地区，也已经开始打退堂鼓——曾经希望建立广东首个婴儿安全岛的深圳市，至今没有任何动静；毗邻广州的东莞市，民政局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更表示，“由于广州试点暂停，因此东莞需要更加谨慎，有时候好事不一定能达到预期效果”。

　　此外，临沂、郑州、乌鲁木齐、杭州、温州等原本计划启动试点的城市均推迟了试点。

从源头控制

　　在广州婴儿安全岛被塑料围起来后，郑玉玲专程来到这里。她带来一束花，放在孩子曾经被放下的那块地上。

　　4月2日，在被刑拘36天之后，陈达埠被取保候审。10月27日，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对陈达埠作出了不起诉决定。《不起诉决定书》称，尽管陈达埠实施了遗弃罪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无须判处刑罚。

　　事实上，尽管法律中有遗弃罪，但在真正的执行过程中，受到惩罚的并不多。司法机关即便找到孩子的父母，考虑到其家庭经济困难等原因，多以批评教育为主，极少使用有期徒刑。

　　郑玉玲夫妇在表达悔恨的同时，更提到“希望制度越来越完善，生病的宝宝们都能得到治疗” 。

　　长期关注未成年人保护的律师郑子殷称，由于中国暂时没有一个专门针对重病儿童群体的具有操作性的福利和保护政策，“ 对于那些没进入福利院接受国家庇护的重病儿童而言，社会保障制度几乎是空白 。”

　　民政部门正在试图努力填补这样的空白。在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宣布，将着力推动建立重度残疾儿童基本生活补贴和医疗康复补贴制度。浙江、山东、天津等地在建立婴儿安全岛的同时，也大力加强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建设，加快政策性文件的出台步伐，使各类困境儿童得到及时有效的保障，“从源头上抑制弃婴现象”。

　　比如天津，地方财政将为困境家庭的残疾儿童提供补助：重度残疾儿童基本生活费每人每月420元，轻度残疾儿童基本生活费每人每月310元；同时重度残疾儿童每人每月享有价值100元的护理服务。医疗康复方面，困境家庭患脑瘫0-7岁的儿童到指定医疗机构康复训练，每年每名儿童补贴1.2万元。对0-14岁脑瘫患儿医疗费个人支付部分给予35%的补贴，14岁以上25%补贴。

　　这或许的确能够缓解家庭抚养先天缺陷孩子的压力，并抑制住部分家长将先天缺陷的婴儿遗弃的冲动。这是一场赛跑，一方是制度，另一方是现实。前者，重度残疾儿童基本生活补贴和医疗康复补贴制度何时普及至全国，尚无明确的时间表；后者，有先天缺陷的中国孩子正在以平均每30秒钟一个的速度来到这个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