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与中国科幻的兴起

科幻作家

甲午之战催生中国科幻？

　　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科幻“诞生”110周年。这两件事深有关系，甚至可以说，正是甲午之战催生了中国科幻。

　　北洋水师的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割地赔款更震惊朝野，仁人志士开始觉醒，要在更深的层面改造中国，于是才有戊戌变法。此前在中国公众意识中不起眼的日本，因为迅速崛起为现代强国，而突然成了学习的榜样：日本的君主立宪政治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它在文化上实现了东西方的融合，并对西学有广泛的译介，中国人学习日文又比英文更容易。就这样，在中国人的现代化速成班上，日本自然地成了最合适的老师。戊戌变法虽然迅速告败，但清政府的改革并未因此完全停滞不前，而是或主动或被迫地开启了所谓的“新政”。

　　另一方面，日本也有自己的考虑。出于对西方势力的新判断，它已不再将中国视为假想敌，而将注意力转向北方的俄国。此时的东西方都在进化论的视野中，担心着白种和有色人种将有一场迫在眉睫的大斗争。1897年，章太炎就在由梁启超和日本研究专家黄遵宪主编的《时务报》上号召联日抗俄，指出亚洲的复兴始自日本，中日唇亡齿寒，甚至说几年前的战争是日本反对俄国威胁的必要自救。这种论调在日本同样流行。1898年，近卫笃麿公爵也在鼓吹：东亚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未来人种竞争的舞台，注定有一场“白黄大战”，中日应当联合对抗白人。许多日本人大声疾呼与中国合作，“支那保全”的舆论成为时髦。

　　热衷改革的中国和不断劝诱的日本，由于对西方的忧惧而克服了深深的敌意，开创了前所未有的中日合作新纪元。在被视作“黄金十年”的1898-1907年间，日本广泛参与到中国的军事、经济、教育、文化、政治、法律等领域的建设中；清政府也在它的最后岁月中，表现出了出乎意料的活力，并赢得了梁启超等爱国人士的重新支持。

　　正是这样的大时代孕育了小说在清末的勃兴，而中国科幻就萌芽于其中。

1902：划时代的一年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往日本。日军舰长为了排遣他的旅途忧闷，向他推荐了东海散士（柴四郎）的小说《佳人奇遇》。梁启超认为这种政治小说是对民族前途关系重大的文学样式。到日本后，他不但将其译成中文，还在1902年创办了《新小说》，以其富有魔力的大笔写下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以“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小说从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不入流者一跃成为“文学之最上乘”，各路小说报刊纷纷创办。

　　为了以身作则，任公还亲自上阵，写下平生惟一一篇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畅想60年之后，中国已繁荣昌盛，世界各国齐聚首都南京，召开和平会议。此时恰逢中国维新50周年纪念，上海举办博览会盛况空前，孔子后人孔觉民老先生为几万名听众开坛讲法，演说60年国史⋯⋯这万国来朝的场面实在壮观，可惜只连载五回，便像任公其他许多伟大的计划一样半途夭折了。

　　此前，中国并无想象“未来”的小说。古典中国的时间总带有循环特征，其憧憬的理想世界，不是已然失落的三代之治，就是时间静止的世外桃源。只有当进化论被视为普世“公理”，铺平了时间无限线性延展的通途，“未来”才能在视野中展开，因此这确实是中国文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

　　《新小说》第一期还刊载了梁启超翻译的《世界末日记》，讲述220万年后的场景：太阳冷却，人类文明凋零，茫茫大地一片冰雪；最后一对男女遍历废墟，在飞雪中相拥而死；天上群星灿烂依旧，惟有爱在寂灭中开花。这好似《星际穿越》的故事，出自法国天文学家、神秘主义爱好者弗拉马里翁。梁启超之所以从日译本翻译这个世界末日的故事，是被其中“一切皆凋零，惟至高无上之爱存续”的景象所感动。他与挚友谭嗣同一样，当时正被大乘佛教所吸引，认为中国人如果能明白死是进化之母的道理，能够感悟宇宙之无量广大和一己之身之藐小，便可克服“有我之见”，放下诸般贪恋，以舍生取义的大无畏精神行普度众生之业，促进中国乃至人类的进步。

　　同一期上，梁启超还推出了凡尔纳的《海底旅行》（即《海底两万里》），将其作为“泰西最新科学小说”推荐给读者。这个以科学家为主角的冒险故事令中国读者耳目一新。这也是“科学小说”这个概念第一次在中文世界出现，此后，在西方和日本科幻的启发下，中国本土上演了种种“科学”与“小说”的热恋。

　　因此可以说，1902年是中国科幻史上跨时代的一年，而这一切都与日本有关。

本土第一部原创科幻作品

　　早在1886年，日本就有了“科学小说”的概念，恰与凡尔纳在法国活跃的时代相吻合。这一概念的最初命名者是尾崎行雄，有趣的是，这位日本“宪政之神”自己惟一的小说作品也是“政治小说”，名为《新日本》，且同样未完成。

　　事实上，明治时代不少政治家都创作过描绘理想世界、未知世界或平行历史的想象性作品，其中不少人又与梁启超过从甚密，所以任公之举很像是对他们的借鉴。

　　如果比较早期日中科幻的发展，类似现象还有很多。就像是朝着一个目标，以一步之遥前后奔跑的对手，前者刚刚跑过的地方，很快也出现了后者的身影。

　　也是在1902年，年轻的周树人怀着科学救国的梦想来到日本留学。次年，他就翻译了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还套用思想领袖的话，高呼“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把这种文学样式提到如此高的位置。同年，《新小说》由于梁启超赴美而延迟出刊，这让三年前刚刚收购了日人开设的修文印书局、事业正蒸蒸日上的商务印书馆，误以为其停刊，因此找到当时的小说名家李伯元做主编，创办了《绣像小说》杂志。

　　半年后，正谋求在中国拓展出版业务的日本金港堂入股商务印书馆。在日本的雄厚资本和技术支持下，商务印书馆发展壮大，同时也烙下了日本的印记：日本人（长尾雨山）不但受聘为该馆编辑主任，也在中国本土第一部原创科幻作品《月球殖民地小说》中，担负起协助中国志士寻求光明的重任。

　　《月球殖民地小说》于1904年开始在《绣像小说》连载，以文人龙孟华为主角。其岳父参奏权臣招致杀身之祸，他要报仇但行刺未遂。携妻避难途中，夫妇失散，八年后，他才得知妻子为美国人所救，并生下一子。恰逢此时，日本青年科学家玉太郎乘着他新发明的先进气球登场了，并协助龙孟华开始了一场漫长的环游世界、寻妻觅子的旅行。历尽波折后，一家人终于团聚，并被神秘而强大的月球人带走去月球留学。留在地上的玉太郎，苦心积虑地想要发明出能够媲美月球人、摆脱地心引力的先进气球。

　　小说连载时，日俄战争正如火如荼。商务印书馆也创办了另一份以“联络东亚”为宗旨的《东方杂志》，全面报道了战争进程。在对俄国侵占东北的憎恶和无奈情绪中，日本与俄国的战争，被视作黄种对抗白种、立宪对抗专制。既然无能的清廷要保持中立，那么只能寄望于“友邦仗义，出而代争，将以夺诸强邻，归诸于我”了。当现实世界中的长尾雨山写下“友邦冢君，盘敦订谊”时，小说中的玉太郎先生也娶了一位中国太太，后者是曾留学日本的发明家。夫妇俩琴瑟和鸣，身为中国女婿，玉太郎更责无旁贷帮助龙孟华这位中国义士。后来又有英国医生加入，而气球所到之处，总不出日本及其盟友大英帝国和美利坚的势力范围。这个国际团队勘察着各大洋的岛屿，绘制成地图，准备开辟殖民地——这也是玉太郎受日本政府委托的使命之一。

　　作为亚洲复兴先锋的日本人，就这样在故事中成了未来进步的力量代表。龙孟华由于无护照入境，在纽约被捕入狱，因是朝廷通缉犯，本国大使不予营救，最后还不得不假扮成日本人，由日本大使解救出来。种种国耻家恨，逼得龙孟华郁郁寡欢疯疯癫癫，不停地痛哭流涕、昏迷吐血、寻死觅活。与之对照，玉太郎则理性而有力，高效而科学，担负着教导者、保护者和治疗者的角色。然而到了结尾，玉太郎却被月界文明所震撼，开始担心：将来地球沦为月球殖民地怎么办？如果其他行星有更高级的文明，又征服了月球怎么办？这个层层扩展的同心圆，让这位日本青年陷入了忧伤，甚至开始出现和龙孟华一样的精神失常。

　　就在清廷下诏预备立宪后不久，小说连载也戛然而止。作者“荒江钓叟”的真实身份至今不明。虽说这篇小说粗糙杂乱，有始无终，但毕竟有首创之功：不但借殖民话语和新式交通工具翻新了延续千年的“愁人对月”意象，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认真描写到地外文明，并第一次提出了太阳系规模的政治学。而提出这个命题并为之苦恼的却是一位日本人，这实在意味深长。再联想到被追认为日本科幻起源的《西征快心编》（1857）却是用汉文写成的，就更令人感慨万千了。

日本传来的怪异药方

　　据说，凡尔纳在明治日本的受欢迎，引发了日本本土以宇宙为舞台的小说。这样的情况，在凡尔纳“来到”中国之后不久，也发生了。“荒江钓叟”并没有正面描写过大气层之外的世界，但到了1905年，热衷于翻译日本科幻小说的徐念慈，想到了离开地球的办法。

　　在读到经由日译本转译而来的《法螺先生谭》（《吹牛大王历险记》）后，徐念慈马上写了一个中国版的《新法螺先生谭》：吹牛大王因为冥思苦想，在高山之巅灵肉分离，灵魂漫游太阳系。那灵魂飞升又最终复返肉体的描绘，让人疑心作者自己亲身体验过当时流行的催眠术。

　　19世纪后半叶，作为欧洲物质文明进步伴生物的“灵学”和催眠术，开始成为日本城市中的一种流行文化，并一度被视为能够弥补物质科学之不足的“精神科学”。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们，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将其介绍给大海对面的同胞，甚至打出了“精神救国”的旗号。当周树人翻译凡尔纳的时候，他的同学陶成章则在东京钻研起了催眠术，并在自学成才后，于1905年的夏天在上海讲授（那些认真的听众中，坐着后来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尽管他的催眠不怎么灵验，却不影响一批以催眠为设定的小说出现。到了民国，“灵学”和催眠术一度兴旺发达，甚至成立了“中国催眠学校”“环球催眠大学”。这个普度众生的怪异药方，也是从日本传来的。

　　面对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西方列强也变得更加主动，以争夺文化外交的战果。大约在1908-1909年，中国开始转向西方，以求获得现代的教育和训练。不过，日本依然在中国小说家的脑海里浮浮沉沉。

　　在清王朝覆灭的两年前，许指严写下了《电世界》：据说在宣统一百零一年（公历2009年），中国出了一位大发明家、工业巨子黄震球，他把中国建设成了一个发达的工业社会，自己则靠一双神奇的电翅在天空自由翱翔。西威国国王拿破仑第十的飞行舰队在称霸欧洲之后，要扫尽黄种，可怜的“东阴国”便被极厉害的炸药炸得人畜俱无、山川倾覆，只剩一座极高的雪山兀然不动。（这似乎提前预演了几十年后广岛和长崎的惨剧。）电王黄震球一怒冲天，用一只可怕的鍟质手枪，单枪匹马消灭了1000多支飞行舰。

　　这位梳着大辫子、连护甲都不需要、比“钢铁侠”早半个世纪诞生的中国超级英雄，最后当然征服了世界，一手缔造了天下大同。在都市遥遥耸立着的高塔上，点亮着巨大的瓦斯圆灯，这个人工太阳让城市永无黑夜。这令人难以忘怀的一幕，不但预示着后来《子夜》开篇中扑面而来的“Light，Heat，Power！”，更回应着1897年的日本小说《芙蓉峰》：那个在中国小说家笔下险些被炸掉的富士山顶上，也装着强劲的探照灯，照亮了整个东京。

　　电王治下的世界盛极一时，却仍然无法消灭道德败坏。电王好生伤感，有了出世之念。在海底世界漫游时，他无意中看见了已经改名为“海东省”的日本岛，基座已经被侵蚀得千疮百孔，便让岛上人民搬去了西伯利亚。后来果然发生了60多年后伟大的日本科幻作家小松左京在《日本沉没》中所想象的大地震，曾经的东亚先锋，从此沉入了海底，而那些流落他乡的人们，会与他们曾经为之战斗过的俄国人和谐共处吗？作者没有交代。我们只知道因为人口膨胀、世界局促，电王嫌弃自己的伟业远不够圆满，到底还是不得不像玉太郎曾经渴望过的那样，把目光投向太空了。故事的结尾，他把自己的神器传授给好友，独自坐上电球，踏上了茫茫征途，去寻找道德更完备的人类了。

　　中国人将在外太空找到什么呢？在1909年出版的《新野叟曝言》中，上海名医陆士谔做了一番遐想。一群中国少年，不但用飞船征服了欧洲，还登陆了月球，了却了玉太郎的心愿，虽然在那里竖起的是一面黄龙国旗。在木星上，他们见到了有日本岛那么大的磁石岛。英勇的少年们从岛上弄了些磁石带回地球，据说，这是可以对付欧洲铁质兵舰、防备白种人造反的最好武器。磁石岛那奇妙的尺寸，总让人不免联想些什么。　　

“甜蜜期”终于结束了

　　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深入，以及1915年提出的“二十一条”，中日之间曾经有过的甜蜜期终于结束了。中国公众对日本的敌意也在增强，出现了从商务印书馆分裂而生的中华书局，以标榜自己“完全华商自办”，来攻击商务印书馆日资背景的情况。

　　在这样的氛围中，经过谈判，商务终于在1914 年1月正式退掉了日股，并在第二天就马上发布公告宣布清白。当然，这并不妨碍印书馆继续出版发现那些由日译本转移过来的科学小说。

　　正如美国学者任达所说：“受日本影响的中国杰出人物，在使中国脱离旧轨道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即使到了1934年，这些杰出人物之一，已经成为“鲁迅”的周树人，还犀利地说出这样不太中听的话：

　　“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我在这里要提出现在大家所不高兴说的日本来，他的会摹仿，少创造，是为中国的许多论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们的出版物和工业品，早非中国所及，就知道‘会摹仿’决不是劣点，我们正应该学习这‘会摹仿’的。‘会摹仿’又加以有创造，不是更好么？否则，只不过是一个‘恨恨而死’而已。”

　　说完这话仅两年，鲁迅就去世了。之后不久，发生了“七七事变”，日军全面侵华开始了。反抗侵略，成了进步的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头等大事。

　　也在这时，与凡尔纳一起在科幻史双星闪耀上的威尔斯，也已在中国广为人知，他几年前所写的《未来世界》（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 1933），预言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并最终战败，更让他名声大噪。这一类预想远东战争发展趋势的小说在当时大受欢迎，于是在1937年汉口的秋雨中，《抗战周刊》的几位主创人员一边喝酒，一边讨论要发表些类似的作品。对清末小说颇为熟悉的杨世骥，突然想起一部已被人遗忘的作品《新纪元》。

　　这部作品的作者署名“碧荷馆主人”，真实身份同样成谜。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长篇军事科幻，讲述了1999年，黄白人种混居的匈牙利，因争论到底要采用中国黄帝纪年还是西方耶稣纪年而引发内乱，最终点燃了世界大战。在轮番登场的各种科学法宝辅助下，中国大元帅黄之盛一路突破南海、印度洋、红海，最后直达地中海，迫使白人订约赔款。这部作品就这样作为反抗帝国主义的作品被重新刊载出来，不知道当时浴血抗战的中国人，是否从中得到了一些鼓舞和启迪。令人唏嘘的是，在这个写于30年前的小说中，日本曾与中国并肩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