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

石头公

　　我的老家在台中乌日。每天早晨阳光射进来，老家三合院祠堂上的“宏农堂”三个字闪闪发光。整个家族有七房，六七十人，全部聚居在这里。除了中间的祠堂是祭祖的地方，其他各房分配在两侧厢房。如果人丁旺盛，就在旁边加盖。

　　我家就住在祠堂右边的两房，以及后面护龙加盖的另两间房。这大约是祖父时代所分配，所以左龙住着另一房的堂叔，其余六个叔公也分别住在三合院的各个厢房里。

　　因为紧临祠堂，我喜欢在比较宽大的祠堂里玩。下雨的时候，晒谷场湿答答，无处可去，祠堂里至少可以打打弹珠，跳跳格子。实在太无聊了，我们就拿神明前香炉上烧尽了的香脚当游戏。香脚一把，握在手上，撒开之后互相重叠，再一枝枝挑出，以不移动其他香脚为原则。若因挑动而移了其他的，就输了，换另一方。谁拿得多，谁就赢了。当然，有时也免不了躲在神明桌下，将它当一个小家庭的房子，扮起家家酒。

　　奇怪的是，神明桌下正中央，有一块石头，不是特别大，约莫就是一个人的半只手臂长一点，宽不足一尺，不规则的椭圆形，石灰色，看起来是一个极平常的石头。我们玩家家酒时，老觉得它碍事，就把它搬到旁边，靠墙角的地方。但因为有点重量，得两个人一起推。后来推得兴起，竟玩了起来，满祠堂乱滚。

　　不料此时，祖母走了出来。她看了大惊道：“啊哟，你们这几个夭寿囝仔，这石头公是你们玩的吗？”

　　我一回头，见祖母一脸惊怒神色，忍不住调皮说：“推它去洗澡，落雨啦！”

　　“憨囝仔，这是石头公呢！不许玩。”祖母走过来，拎起我的耳朵，“去！给我放好。”

　　我推着那个相貌平凡的石头，心里嘀嘀咕咕想着：这样一个笨石头，你不说，谁知道它哪里来的？而且随便捡一个石头，都可以替换，干嘛这么生气？

　　晚上，等祖母气消了，我才问她：“阿嬷，你说那石头公，是阿公的石头吗？”我的祖父在我三岁时过世。

　　“呵呵呵，憨孙，不是阿公带来的，是咱的祖先，阿公的阿公呢！古早古早的以前的以前了。”她笑着说。

　　“那唐山呢？”

　　“唐山啊，就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们祖先来的地方。”祖母安安静静微笑着，“那时候，祖先从唐山渡海来台，什么都没有，穷得只有几件衣服一包米，包成一个小包袱。他用一根扁担挑着，走呀走的，实在很不方便，就找了一条绳子，绑了一粒石头，让扁担的两边平一点，挑着走路。这样来到了台湾。这石头，他一直带着，无论走到哪里，一代传一代，最后，传到了今天。”

　　“可是，他为什么要用扁担挑石头，很重呢，拿着包袱就好了呀？”我问。

　　“呵呵呵，囝仔人，问这么多做什么？”祖母笑着说，“我也不知道，那是清朝的时代，也许可以用扁担打坏人吧！”

　　夜雨细细地下着。祖母的眼睛，微微地眯着。

　　这个石头，随着最早的祖先渡海来台，落地生根，祖先想念家乡，便舍不得丢弃。中间经历漳泉械斗、家族互斗，传说祖先也曾流离过许多地方，辗转逃亡，但这个石头，竟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它被放在祠堂里，作为一种不能遗忘的象征，象征着我们祭拜祖先的时候，没有遗忘自己的根。而留传下来的渡海故事，或许不被提起，但每一个后代都知道，这是“祖先石”。

　　“咱台湾人的老祖啊，就是挑着这石头，一枝扁担，一个人，来到台湾啊！才有这些子子孙孙⋯⋯”

大年初一

　　我三岁的时候，祖父过世了。祖母总是说，祖父极其疼爱我这个长孙，常常骑着脚踏车，用一藤椅架子搁在前座，带去乌日街道上，叫一碗咸汤圆给我吃。人问他：“阿永伯仔，你自己不来一碗吗？”

　　“唉哟，我省一点，明天他又有一碗可以吃了。”祖父总是这样回答。他的节俭因此出了名，他的正直也出了名。日据时期日本人警察曾向乡人说：“如果人人像海永仔，乌日就不必设警察局了。”

　　祖父因牙龈生了肿瘤，远赴台北的台大医院开刀。当时交通不便，就由大姑姑北上照顾。祖父住院检查，开刀后还治疗许久，医生以为切除干净了，不料癌细胞迅速扩散，医生眼看没希望，赶紧叫他回家准备后事。回来没几天，就病逝了。

　　依习俗，灵柩要停在祠堂里，举行家祭法事。

　　有一天晚上，祖母半夜醒来，原本睡在她身边的我竟然不见了。她吓得起身找，床下没找着，她找到隔壁房间，找到厨房，都没找着，最后到了祠堂，才见到三岁小孙子，小小的身躯，站在祖父的灵堂前，呆呆望着遗照，不知道已经望了多久。

　　她大惊失色，赶紧抱起我，发现全身冰冷，立即焚香祭拜，向祖父说：“我知道你这么疼这个孙子，你就千万不要吓到他。他还小，你已经去天上做了神，就好好做神，全心保佑他，让他平平安安，乖乖长大！”

　　此时，我妈妈刚生了弟弟，她白天忙农事，晚上还得哺乳，我便由祖母照顾，一路由祖母带大。我仍记得，刚上小学时，要准备考试的冬天清晨，祖母怕我冷，从后面抱着我，让我躲在她的怀中读书。她不识字，却总是说：“好好读书，学会写字，懂得道理，长大做贤人。”

　　祖母一出生就和祖父指腹为婚，不到17岁就嫁来杨家，非常了解家族的历史。她没读过书，民间故事两下子就说完，只好讲起家族的故事。我们祖先如何从唐山迁徙而来，二叔公是如何跛脚的，六叔公去了南洋当军伕，三叔公如何娶了一个上海婆子，她的娘家如何淹大水，如何重建等等，都是她隐隐约约，东说一句、西道一点的说出来的。它像珍珠，多年后我才有能力把它串起来，成为连贯的故事。

　　虽然日本曾统治台湾50年，后期更厉行皇民化政策，要求台湾人改姓名、改信神道教，可我们家族的传统信仰和名姓都未曾改变。

　　每年春节是家族的共同祭典。大年初一早晨，各家族把三牲四果各种供品和香烛，摆满了供桌，祭拜神明和祖先，为新的一年祈福。

　　神桌正前方，供着神明，左边则供奉祖先牌位。牌位旁边，放着一块旧旧的、色泽灰黄灰黄的木牌。木牌上，用不整齐的毛笔字，写了一些名字。男性写上姓名，女性是嫁过来的，就写杨氏某某。

　　每年祭祖，老一辈的人会拿下来看一看，用布擦拭一下。

　　曾祖母去世的那年春节，一个叔公拿下来擦拭时，看了看说：“也该把她写上去了。”

　　在祭祖的缭绕香火中，写字比较好看的七叔公被推出来写。他磨好墨汁，拿着毛笔，整整齐齐、一笔一划写上“杨氏□□”，写在最后的位置。墨迹未干，字体仍新，七叔公用嘴巴轻轻呼了呼，拿起来端详，脸上露出满意神色。大家都高兴地说：“这样就一起做伴了。”

　　仿佛把她的名字写上，灵魂就归队，重新和我的曾祖父，以及所有的祖先团聚在一起。

流亡渡船头

　　这一座写着“宏农堂”的家族，隐藏着一段曲折的历史。

　　在祖母隐隐晦晦的传说中，清朝时代，祖先原居住福建平和一带，因与人有仇隙，迁移来台，在各地流落当长工，后来到了今日的丰原、神冈一带，租佃土地种作维生。

　　然而，祖先在平和县的仇家竟追杀而来，最后在神冈找着了。在当地“头人”的安排下，双方进行谈判。“头人”表示大家都历经台湾海峡黑水沟的生死艰难，能活着到台湾，已经很不容易，不妨好好解决旧怨，重新在这一块土地上生活。“头人”既然说了话，官府也已经知道，双方因此表示愿意和解。

　　不料当夜，地方“头人”就差人来传话，说对方打算夜半发动袭击，正在调集人手，武器大刀，来抄家灭族，大人小孩，一个不留。

　　眼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条路是找帮手，聚众人，搏杀到底；另一条路是立即躲避逃亡。据说当年祖先在福建平和就为了互相寻仇，杀红了眼，最后杀了对方家族的人，还砍下人头，他的家人不堪奇辱，誓言报仇，才千里追踪到台湾。祖先可能也觉得做过了头，有意避祸，就远走异乡，想重新做人。此时此刻，毕竟已到台湾，他只想新天新地，重头来起。当夜，立即带上家小，一行四五个男女，背上简单包袱，连夜逃亡。

　　当时夜半无灯无火，他们摸黑走啊走，走累了也不敢休息，直到天亮，最后碰到乌溪。

　　乌溪河口宽广，沼泽如湖，水流湍急，夜半无渡船，过也过不去，就先停下，找到一间小小妈祖庙，在廊檐下先借住。后来妈祖庙的人看祖先拖着家小逃亡，也不是办法，就把庙产的田地，佃给他们种作。

　　就这样，贫困流离的一家傍着乌溪，在乌村定居了下来，绵延成一个家族。

　　在老一辈的叙述里，这一段家族历史有如谜团。有一说是因为抗日，才流离神冈。但日本警察应不会有“抄家灭族”之说，且其追缉不会因逃亡而停止。另一个谜团是，为什么逃到乌村以后，就没再追过来了？是找不到？还是因为乌村有许多杨姓的家族，所以不敢来寻仇？

　　祖先到达乌日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宽阔的沼泽地。靠河岸的地方，有一大片石板的码头，停泊了几十只小型木帆船，沼泽芦苇丛中，还有十几艘竹筏作为摆渡之用。唐山来的中小型船只常在这里靠岸，再转往上游的雾峰一带，运输从草屯、埔里等地带出来的山产作物，如米粮、兽肉、鹿皮等。而运进去的则不外乎盐、农具、铁器、衣服、布料等等。

　　当时雾峰林家已经在阿罩雾拓垦，农产山产相当丰富，都是靠着乌溪做转运，销往大陆。两岸的货品在鹿港、彰化一带交换，这些地方成了重要的水陆码头。

　　当时的乌溪河面宽阔，水泽饱满。清晨，初升的太阳穿出中央山脉，映照宽阔江面，河水平缓如湖。人立河边，东望上游，雾气蒸腾，缠绵环绕着中央山脉，山峦重叠，由远至近，由翠绿至墨绿，层次极是分明。那便是雾峰。

　　晨风中，白鹭鸶贴着江面飞行，偶而停下，啄食江中小鱼。黄昏西望，但见溪流向宽阔的出海口延伸。天地远处，红彤彤落日，映满河面，白茫茫芦苇，遍洒金光。河水平静如湖，这一带被称为“湖日”。

　　到了日据时期，日本人不知闽南语本意，遂依其发音，改成没人知道的“乌日”二字，仿佛这是有着“黑色的太阳”的地方。和日本的红色太阳旗，恰恰成了反比。

美军大轰炸

　　我父亲小时候，那一大群如神鬼般出没的美国轰炸机，正是从乌溪宽阔的出海口，沿着沼泽河面飞行而来。它们起初尽量放低引擎声音，贴着河面飞行，以避免被侦察到。

　　等到接近成功岭一带，低低的引擎加足油门，突然起飞升高，机身一个斜刺，在我祖先最初停留的乌溪渡口上空，拉高到半空中，机身90度转弯，以极快速度，向北直冲，炸弹就陆续丢了下来。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轰炸目标：清泉岗空军基地。

　　父亲说，那时候他还小，不明白为什么空气中会传来一种很沉闷的声音，有如大型野兽紧闭嘴巴，从喉底发出愤怒的低音，“呣呣呣——”，直到轰然一声，美军飞机突然群起升空，他才警觉到那是轰炸机。那低飞的轰炸机非常之大，成排向北飞去，让少年的他心生恐惧。然而轰炸过后，他即心生气愤，希望有一天，可以驾着飞机，在天空中，和这一群巨无霸决一死战，为家乡死去的人报仇。

　　第二次世界大战，祖父的七兄弟有三人投入战争。美军轰炸正凶悍的那一年，作为长兄的祖父，还不到40岁，带着七个年幼子女躲警报，还要照料在前线的两个兄弟的家庭。

　　日语非常流利的三叔公，因为语言天分高，被征调到唐山去当通译。据他最后一次来信说，是在上海的法院里当法庭的通译，为日本人翻译上海话。他是什么时候学会了上海话，连我祖父都非常惊讶。

　　年轻的六叔公去南洋当军伕。作为殖民地的台湾人，他还不够资格拿枪当正规军，只是战场上的工兵。虽然不至于上战场，但美军的飞机难道会分辨是不是正规军吗？投入战场两三年了，家里只偶尔接到他寄回来的微薄军饷，聊以贴补家用。他的妻小还在三合院一起生活，家里没有男人，更需要兄弟的帮忙。

　　然而最先出事的，竟然是二叔公。

　　战争快结束的那一年，美军轰炸机从乌溪出海口上岸，等到贴近成功岭一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斜斜转向清泉岗。整个乌村就位在美军轰炸的航道上，只要美军一高兴，按几个钮，随手丢几颗炸弹，整个乌村就震得轰轰作响。更何况乌村是美军轰炸机开始拉高的起点。要等到轰炸机拉高，日军一发现，才“呜呜呜”发出警报，飞机已经飞到头顶上空，跑都来不及了！

　　“美国飞机啊，像一只大鸟。炸弹真像大鸟在空中拉鸟屎，随时会掉下来，你闪都来不及闪啊！”老一辈的叔公总是这么说。

　　美军炸了两次之后，发觉乌溪边上的成功岭开始有高射炮伏击，如果不先炸平，航道无法顺利。于是下一次美军飞机转向，目标瞄准成功岭。

　　成功岭本不是重要的军事基地，它只是日本军队的练马场。一些准备派上战场的马，会运来此地训练。二叔公精明干练，脾气火爆，却对养马特别在行，就在此受雇练马，以供前线军队所需。不料日本政府发动高射炮攻击后，美军用猛烈的大轰炸来回击。

　　轰炸的那一天，每一个三合院的人都记得，飞机起初低飞，成功岭的基地发出空袭警报，不料飞机竟提早拉高，在出海口的地方，忽地转向。大家正惊讶美军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机身一个斜转，直直向成功岭的方向飞来。等惊觉到大事不妙，连练马场的马都惊慌失措地嘶鸣起来，却已经来不及了。

　　炮弹，像下雨。下大雨。大得无法躲避的大雨。

　　雨落在成功岭的山头。巨大，密集，打得大地不断抖动燃烧。

　　有人来不及躲进防空洞，炸弹就在他身边爆炸。马被吓得失了魂魄，满山遍野的嘶鸣狂奔，冲过来冲过去。

　　我的二叔公当年才三十几岁，他在哀鸿遍野、马嘶声震天的成功岭上，爬了许久，才终于被发现。他的一条腿从膝盖以下，全部炸烂了，必须立即切除才能活命。终其一生，都必须靠着柺杖行走。

　　乌村的三合院在大轰炸过后一片残破。孩子用惊惶的眼神望着天空，大人则狂骂：“夭寿啊，这些阿督仔，要轰炸也不会看一看。炸死的都是台湾人啊！”

　　二叔公精明强悍，炸断了一条腿，也不装义肢，任由脚下的西装裤拖着一条空荡荡的裤管，拄着柺杖，坐在家门口的老藤椅上，望着门前经过的孩子。他的眼神愤怒，有威严，每一个经过的孩子都怕他。惟独我经过时，他总是正色说：“你生作书生的样子，看来不是种田的料，要好好读书哦，不然你会没饭吃。”

　　但他不知道的是，夏天台风来时，风狂雨大，我会趁着下雨无人的下午，翻过屋顶，去他家芒果树上摘芒果青。他根本不知道我身手敏捷，可以爬上龙眼树，沿着三合院相连的屋檐，去品尝比较哪一家的龙眼最好吃。

归来的破兵仔

　　我的几个叔公的命运，几乎就是日据时代台湾人命运的缩影。

　　三叔公日本语流利，反应灵敏，二次大战后期，因为有语言天分，被调去大陆战场，担任法院通译。

　　起初在厦门，后来转上海。据说他也能讲上海话。战争结束时，上海到处抓日本人报复，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在街道上逮捕殴打“日本人及其走狗”。我三叔公改变身份逃躲，讲带有外地腔的上海话，找机会回台湾。

　　战败的日本人还可以在国民政府所谓“以德报怨”的政策下，被遣送回日本，台湾人却无人闻问，只能靠自己想办法买船票回家。但日本人一战败，日本钱无用了，要如何买船票？所以只能到处找同乡关系，托人借钱买票，以后再想办法还。

　　三叔公在上海到处找门路，不料有一天，他在街道上碰到了盘查日本人的群众。当时，上海有来自中国各地的人，光靠上海口音还不足以分辨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及其走狗”，所以，他们要求被盘查的人，要当场脱下外裤，检查内裤。如果内裤穿的是中式的大开档内裤，那是中国人无误，如果穿的是日本式的“裈”（兜裆布），那就当场逮捕。我三叔公根本没想到这一着，还未改日本习惯，穿着“裈”，他知道裤子一脱，必然穿帮，而这一被逮捕，在乱世，很可能被活活打死。

　　当时防人逃跑都是抓紧裤头，或者衣领，我三叔公情急之下，当机立断，趁着脱下外套的刹那，金蝉脱壳，直接把外衣脱了，只穿着长裤内衣往前直冲，趁乱逃走。

　　战争结束六个多月后，三叔公才回到台湾。他回来的那一天，是初春寒夜，我祖母紧裹棉被睡觉，却恍惚听到有人拍打柴门，用沙哑的声音在叫着：“阿嫂，阿嫂啊，开门啦，开门啦。”

　　祖母吓得半死，叫醒了祖父。祖父披衣起床，开门一看，并无人影。他吓得正想关上门，不料只听得一个微弱的声音说：“阿兄，我在这里⋯⋯”

　　声音是从地上传来的。祖父低头一看，三叔公赫然无力地躺在地上，头靠着门槛，气息低微如鬼。

　　他终于回到家了，衣服褴褛，瘦弱不堪，只剩一丝游魂。

　　他说，上海脱逃之后，孑然一身，连一件正式衣服都没有，是靠着以前当通译曾帮过一些人，到处逃躲，勉力掩护，才保下一条小命。最后是去找了上海的台湾同乡，借一点钱，再加上沿路乞讨，才凑够钱买一张船票，坐在最下等的货舱，回到基隆。再从基隆沿路半乞讨、半搭车，终于走回到家。

　　长得精瘦结实的六叔公是个典型农民，被征召去南洋，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一带的一个群岛上当工兵，负责建防御工事、搬运水泥等粗活。日本人把此地当成南进的基地。

　　“二战”后期，美国开始以“跳岛政策”反攻，他们所处的岛屿很幸运，是被美国跳过去的一个小岛，没被战火波及。但一夕之间，所有补给切断，通讯全无。美国打到什么地方，日军如何作战，“二战”进行到哪里，他们完全不知道。甚至日本天皇已经投降了，他们还在等待。

　　六叔公被正规日本军带着，在这个荒岛上野地求生，找寻各种食物。怕有烟火会被美军发现，他们不敢生火，全部食物都生食。他们曾经啃树皮、吃青草，为了补充蛋白质，甚至抓一种长得很像台湾鸡母虫的白虫来吃。“那味道，有一种草腥味，但很肥，很软。”六叔公曾对我说。

　　断绝补给，失去通讯半年多之后，物资早已消耗净尽，他们衣物破烂不堪，面黄肌瘦。他们也曾碰见当地的原住民，六叔公叫他们是“在地番仔”。他说，这些人瘦小，黝黑，长得比我们矮小一个头，手持长木削尖的棍子当武器，射鱼生吃维生。

　　因为不敢生火熟食，很多人开始感染疟疾，早晚发作起来，全身发抖，寒颤不已，有许多人因此死于荒岛丛林。日本投降半年多以后，美军在南太平洋清理战场，发现有些跳过的岛屿可能有日军残留，才上岸去寻找，但怕遭遇伏击，也不敢深入。

　　起初，六叔公他们都不相信天皇会投降，日军的士官坚信这是美军的欺敌战术，不能上当。逼不得已，美军后来在岛上遍撒传单，以日语将天皇投降的“玉音放送”内容印出来，这才终于让他们相信日本已经战败，战争已经结束，从丛林走出来。

　　美军用军舰将六叔公运回台湾的时候，他简直不敢相信美军的待遇竟如此“高级”。日本的宣传中，美军会如同对待印地安人一样，将他们虐杀至死。不料美军的食物、军舰、衣服，竟都比日本还“高级”。

　　“那食物不只比荒岛好太多，比日本统治时候的台湾都好！我终于回到‘人的世界’！”六叔公说。他只有一个感想：“阿督仔”这么强，“阿本仔”怎么打得赢？

　　“阿督仔”是美国人的俗称，“阿本仔”是日本人的俗称。

　　六叔公这一支部队还不是最后一支，1974年，还有一个台湾台东原住民李光辉，在南洋丛林中生活30年，最后由印尼军方组织11人的搜索队，跋涉30多小时，从蛮荒深林把他找出来，成为最后一个投降的“日本兵”。日本发动的南洋战争，才终于宣告结束。

　　回三合院以后，六叔公瘦弱得皮包骨，家人用土鸡、土龙（一种补元气的在地鲈鳗）来调养，半年后才把他的骨血补回来。

　　终其一生，六叔公都在向日本政府追讨他的薪水。他那在南洋血汗战场所赚的一点工兵薪水，全部存在日本军部的邮局中。但战后，日本政府一概否认，把它归于战争损失。六叔公一生瞧不起日本政府，每次都用鼻孔说：“哼哼，欠钱不还，这个贼仔政府，这些阿本仔，还敢说武士道？”

　　远赴大陆的三叔公，被当成日本人、汉奸，几乎死于上海，连回乡的道路都如此艰难；远赴太平洋的六叔公，被日军征召，差点饿死于南太平洋的荒岛上，竟是靠着美军带回家；而留在家乡的二叔公，左腿竟毁于美军的大轰炸。一个小小家族，在一场战争中，竟有这样不同的际遇，这或许就是台湾人命运的缩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