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煤”

　　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长期保持着70%左右的绝对主导地位。2013年全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排放量分别高达2117.6万吨、2337.8万吨、1234.3万吨。其中大部分排放集中在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燃煤锅炉、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黑色金属冶炼业等重点煤炭消费行业，上述行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排放量约占全国排放总量的90%、70%和80%。而中国煤炭的消费还是大气中PM2.5的主要来源。

　　这一切，给居民的健康到底带来了何种影响？

　　以2013年为例，即使当年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已经下降到了最低的水平，每开采100万吨煤所造成的事故人员伤亡为0.288个，但全国煤矿还是有各类事故共604起、死亡1067人。

　　煤炭行业由尘肺病引发的矿工伤亡人数，远远高于各类工伤事故伤亡人数的总和。2012年中国共报告尘肺病新病例2.42万例，占职业病总例数的88.27%， 其中54.52% 出自煤炭行业。

　　煤炭消费或者说使用的外部损害主要体现在大气污染物排放对空气质量和人体健康的影响。

　　针对目前公众关注度较高的PM2.5，研究考虑了四种由PM2.5引起的健康结局：缺血性心脏病、脑卒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肺癌，并估计了2012年因煤PM2.5排放导致的不同健康结局的超额死亡人数，约67万人。其中因脑卒中、缺血性心脏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肺癌的超额死亡人数分别为35万、17万、8.4万和6.5万。

漏斗与塌陷

　　除了常规的煤炭环境破坏，《2012煤炭的真实成本》还指出一些公众之前没有太多关注的环境损害。

　　中国的煤炭和水资源呈逆向分布，即大部分重点煤炭基地出于水资源供需矛盾较为突出的地区。目前中国煤炭开采过程中矿井水的利用率不足60%，一方面导致了水资源的流失，另一方面矿井水中的各种污染物导致了严重的水环境污染问题。煤炭的开采中不间断、大规模挖煤形成的漏斗、水位下降以及水污染等问题对水资源也会造成破坏。

　　煤炭开采带来的地表塌陷，也使得原有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引发生态问题。报告指出，目前中国每采1万吨煤炭带来的地表沉陷多达2666.67平方米，按照中国煤炭年产量30亿吨计算，每年就有800平方公里土地遭到破坏。

　　地表沉陷带来的破坏已经涉及到了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各方面，是亟待解决的地质环境问题。

　　在煤炭的运输过程中，交通事故、空气污染和噪声等同样会产生外部损害。同时由于中国煤炭生产和消费的中心相对较远，长距离运输也会产生一定的外部成本。

　　在不久前发布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国承诺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对于全球和中国能源活动二氧化碳排放相关分析，煤炭消费二氧化碳排放在能源活动二氧化碳排放中占比长期维持在80%左右。在《2012煤炭的真实成本》中，也有温室气体排放的社会成本估算。

　　滕飞介绍：“基于主流的全球综合评价模型的估计结果在12美元到64美元之间，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国内还没有开展类似的研究。所以这个社会成本在中国究竟是多少目前并没有共识。我们利用了主流模型估计的低限结果，即每吨二氧化碳12美元，由此初步估计1吨煤在生产、运输、消费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所造成的长期的社会成本是在160元人民币左右，占煤炭外部成本比例相当大。”

煤税怎么收

　　报告指出，2012年中国每吨煤炭生产、运输与消费过程中的环境税费仅约30元-50元。并且绝大部分集中在煤炭的生产环节。煤炭消费环节的环境税费仅为5元/吨的排污费，仅占煤炭消费对人体健康损害成本的3%。

　　以上税收设计与煤炭带来的环境等外部性情况严重错位。煤炭的环境和健康成本最主要的体现在消费端。

　　《2012煤炭的真实成本》分析表明，在260元/吨煤的外部成本中，煤炭生产的外部损害为66.3元/吨煤，约占25.5%；煤炭运输的外部损害为27.8元/吨煤，约占10.7%；煤炭消费的外部损害为166元/吨煤，约占63.8%。

　　这一结论与环保部环境规划院一个研究的结论类似。2014年7月，该院发布研究报告《煤炭环境外部成本核算及内部化方案研究》。报告指出，2010年每吨煤环境外部成本204.76元，其中煤炭燃烧带来的空气污染公众健康损失、矿区职工健康损失最大，分别为2117亿元、934亿元，占总外部成本的55%。

　　税收是将煤炭的外部环境成本内化的有效途径。新一轮的煤炭资源税改革提出煤炭资源税的征收幅度在2%-10%之间。杨富强认为，对于控煤来说，公众不能对煤炭资源税改革持过分乐观的态度。

　　“征收幅度（指2%至10%的跨度）太大，而且2%的最低值恐怕太低了。另外，这个资源税主要还是针对生产端。此税可以加强对煤炭资源的保护，提高煤炭回采率，进行开采煤炭的生态环境修复和生态补偿。”

　　杨富强认为，中国接下来需要煤炭消费过程加税，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等污染物或者温室气体也要收税。“每一个税种负责哪一块应该是比较清晰的。”

　　目前，环境税已经处在立法阶段。关于碳税，中国学界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究竟何时开征尚未可知。

　　税改未定，但现实不容乐观。

　　2014年发布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特别指出了要对煤炭消费总量进行控制。计划指出，到2020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8亿吨标准煤左右，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42亿吨左右。到2020年，全国煤炭消费比重降至62%以内。该战略意味着，中国煤比虽降，但燃煤总量仍将大幅上升。

　　在近期举行的财新峰会上，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用“煤瘾”来形容中国的烧煤情结。2014年11月，清华大学的研究团队发布了《中国与新气候经济》报告，恰好验证了中国这种“煤瘾”——

　　“为了满足不断快速增加的能源需求，我国不得不依赖国内资源相对丰富、建设周期短的煤炭资源。从2000年至2010年，煤炭行业投资增长达17倍之多。‘十二五’期间，我国依然延续了过去的惯性思维，加大了大型煤炭基地的建设力度，全国煤炭建成及在建产能已近50 亿吨，远远超过煤炭需求量。”

　　“为了消化过剩的煤炭产能，全国各地又积极争取上马煤制油、煤制天然气、煤制烯烃等煤化工项目。据不完全统计，各省区上报的煤化工项目产能规模已达2亿吨，如果这些项目均建成投产，需增加煤炭消费6亿吨至8亿吨。”“此外，为了推进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基地建设，提高电网消纳可再生能源电力水平，部分地区还要求相应配套发展一定规模煤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