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气候适应“赤字”

　　世界气象组织确认：2014年为历史记录中最热的一个年份，这一气候变暖趋势将会持续。

　　在2015年2月2日发布的报告中，世界气象组织还强调了气候变化适应的重要性，称为了增加各国对灾害的抗御能力，帮助各国和社区适应气候变暖趋势，加强天气与气候服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与1961年至1990年平均值相比，2014年全球陆地和海洋表面的平均空气温度要高出0.57摄氏度。地球越来越热，极端天气越来越多，已是不争之实。学界公认，人类除了进行污染减排以自救，另一可行之道是适应气候变化。

　　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一为减缓，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使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达到某一稳定值；二为适应，即人类通过调整生态、社会或者经济系统，以适应现实或者未来气候状况。

　　“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会议之后，国际社会普遍意识到通过减排来减缓气候变化的艰难，减缓的同时更要重视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曾经三次参与撰写中国《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的学者许吟隆告诉财新记者。

　　许吟隆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多年研究中国的气候变化适应问题，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适应气候变化科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之一，并牵头撰写科技部组织的《适应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研究》报告。

　　他认为，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深重。简单来说，至少包括沿海海平面上升、西北冰川面积减少、春季物候期提前、水资源紧缺、南涝北旱格局加剧、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加重、病虫害爆发、林火风险加大等，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影响。

　　以近几年发生的事件为例，2008年的南方冰冻雨雪灾害、2009年-2010年西南干旱、2013年长江以南的高温干旱、2014年的北方干旱等，每次事件都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重大冲击。

　　他对中国的气候变化适应工作忧心忡忡。虽然气候议题在中国持续热了很久，不少地方政府也出台气候变化适应行动方案，但事实上，很多气候适应方案往往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

　　气候变化议题最早由发达国家提出，中国曾长期被国际社会牵着鼻子走，对于适应议题的关注，同样起步较晚。但中国地形、气候复杂，按照新的标准，尚有1.28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大部分位于经济发展滞后的多灾地区，对于气候变化敏感，适应能力脆弱。

　　严峻的现实情况是，一方面，中国亟需加强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另一方面，气候议题所涉时间空间尺度复杂，研究难度高，很多重点领域研究仍严重不足。

身边的气候变化

　　气候变暖最直接的影响在于水。

　　“全球200条河流，差不多三分之一径流量呈减少趋势。”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巢清尘在总结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时分析，“从中国来看，虽然有些地方降水增加，但最明显的感触是，要么缺水，要么一下暴雨成灾，极端灾害更为明显，特别是温度上升，水环境恶化。”

　　中国原本水资源就分布不均，“南多北少”。近几十年的气候变化，导致“南涝北旱”局面加剧。

　　一项对于中国385个观测站1951年-2000年的月气象资料的分析表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疆降水量增加幅度全国最大，华中、华北地区降水量下降明显。

　　另一项研究则发现，20世纪后半叶，中国南方夏季（6月-8月）雨涝面积在扩大，特别是80年代末之后趋势增强。“南涝”多表现为极端降水，如20世纪90年代以后，1991年发生了江淮大水，1994年和1996年发生了珠江流域特大洪水，1998年发生了长江、松花江和闽江大水等。

　　气候变化专家认为，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在气候变暖背景下，大气不稳定性增加，强对流天气变多，这使得以往几十年甚至百年一遇的极端气象灾害，在近期频繁出现。

　　如何判定极端气象灾害与气候变化有关？许吟隆向财新记者分析，气候变化加剧气候系统本身的波动性，由此导致温度变化剧烈，降水时空分布不均，旱涝加剧。

　　他以湖南“旱涝急转”为例。2011年1月-5月，长江中下游地区重度干旱，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江苏等省329万人饮水困难。但到了当年6月，湖北、江西、浙江等省突降暴雨，大旱迅速变为大涝。从湖南省的历史平均状况来看，这种情况极其罕见，大气环流反常与气候变化有关。极端气象灾害较易为人感知，但全球变暖对水的影响无处不在，还有对土壤、植被、重大工程等潜移默化的影响。

　　例如，升温加速水体微生物繁殖，与面源污染一起，使得水质变差，这会使降水丰富的南方地区农业结构性缺水加剧。江苏太湖、安徽巢湖以及云南滇池蓝藻的爆发，都与气候变暖有密切关系。研究表明，东海和南海的海表温度在过去100年间分别升高1.5摄氏度和0.6摄氏度-0.7摄氏度。水温升高对赤潮发生有助推作用。

　　除此之外，气候变暖对土壤含水量、作物蒸散量甚至地下水都有复杂影响，但目前研究成果很少，相关性尚不明晰。

　　“我们跟中国工程院合作，研究气候变化对重大工程的影响，做过几次讨论。”巢清尘说。被称为21世纪四大工程的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和青藏铁路，受到的气候变化潜在影响已经被关注。

　　比如，极端水文事件频次增加，会给三峡工程防洪、发电和航运带来风险；南水北调东线、中线工程的线路长度都在1000公里以上，与数百条河流交叉，通过海河及淮河流域的暴雨区，发生非常规性暴雨洪水灾害的可能性较大；暴雨洪水频率和强度增加，致使洪水和泥石流冲击河道，可能使输气管道破裂。

　　巢清尘发现，各地在工程设计时，对气候变化因素考虑不够，“过去百年一遇的标准，现在可能变成20年一遇。”

　　但在制定未来标准时，由于信息有限，纳入气候因子有心无力。“气象部门只有气象数据，铁路、电力的数据我们都没有，需要加强数据共享，这个意识在各个行业部门要提高。”

农业“适应赤字”

　　许吟隆用“两个赤字”来形容中国农业面临的困境，一个是农业系统本身的“欠账”，另一个则是由于气候变化引起的农业生产脆弱性。

　　首先，中国农业基础设施老化，年久失修，不考虑气候变化的因子，尚且隐患四伏，没有足够的弹性来应对旱涝灾害，这其中已有巨额“赤字”。考虑到气候变化带来的种植格局等变化，则又加一重“赤字”。

　　还有更多的潜在风险尚未被发现。比如，关于气候变化对果树和蔬菜病害影响、对草害影响等领域，气候变化影响生态后果的研究甚少。

　　中国《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中文版将于近期出版。项目协调人、国务院参事刘燕华说，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利弊皆有，弊大于利。有利影响包括农业光热资源的增加，部分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和森林等生态系统收益。

　　但是，不利影响更加突出，且已影响到中国粮食自给率。如1980年-2008年气候变化，引起小麦和玉米单产下降1.27%和1.73%，而且未来进一步增温带来的主要是不利影响。

　　粮食单产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增长趋缓，虽然与耕地面积下降过快及种植结构调整有关，但气候变化造成的极端气候事件危害加大是一个重要原因。此外，气候变化可能导致作物产量下降，品质降低，病虫草害加重，生产成本上升。

　　其中，旱灾造成的粮食产量损失占到全部自然灾害损失的60%。一项研究称，病虫害造成的损失约为农业总产值的20%-25%。两者皆与气候变暖有着密切关系。

　　气候变暖扩大病虫害发生范围，导致害虫向北部温度较低区域扩展。中国近50年来虫害发生面积率呈显著上升趋势。病虫更加容易越冬，部分虫害的首现期、迁飞期和高发期提前，有害生物的适宜生长期与危害期延长，繁殖代数增加，危害区域北扩。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对碳三杂草更有利。

　　例如，小麦主要害虫之一——小麦蚜虫，当气温升高2摄氏度，麦蚜越冬量在黄河流域将增加4倍-60倍。近年气温升高导致小麦蚜虫发生期提前，为害时间相应延长。

　　早稻热害、小麦干热风和雨后枯熟等高温灾害会明显加重，温度上升将加快作物发育速率，缩短生育期，光合速率降低，呼吸消耗增加，有可能导致大部分作物产量和品质下降。

　　牧业、渔业同样受到气候影响。近50年来，北方草原温度升高明显，积温总体呈增加趋势且波动增大，年降水量有减少趋势，草地退化风险加大；水温升高，水体污染加剧，淡水养殖更容易发生泛塘死鱼事件。

中国的挑战

　　“在实际中，不少地方领导常常把常规工作说成是适应气候变化，实际上没有气候变化也照样要做，怎么能把这些例行工作说成是适应气候变化呢？”许吟隆提到中国地方政府气候变化适应工作“两张皮”的问题。

　　“不少地方提的对策，跟气候变化的问题，往往没有挂上钩。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气候变化，你这些对策，照样能八九不离十地提出来。”他说。

　　他举例说，像农业沃土工程、水利建设、良种繁育等，即便没有气候变化，也是必做的常规工作，而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将其一股脑儿算入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当中。

　　他这样比喻，“你有胃病，大夫说要吃清淡些，不要抽烟喝酒，注意休息，适量运动，如果是心脏病、肾病，大夫还这么说。你不能说一点用都没有，但针对性不够。”

　　适应气候变化方案大而无当，与科技支撑不足的瓶颈密切相关。

　　中国在气候变化适应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而对于气候这种复杂系统的研究，特别依赖高质量的连续观测数据。比如，对于气候变化对土壤水分影响的研究，目前国内十分薄弱，这主要是由于高质量的土壤水分数据缺乏。

　　首先需要足够长时间的系列土壤水分数据，其次这些数据必须是在类似农业措施、特别是相同的灌溉措施下得到，否则很难剔除人类活动的影响。

　　如果没有足够精细的数据，对于气候作用的描述只能停留在宏观层面，无法有效区分气候与人类活动，自然更无法给出具体的适应措施。

　　例如，河川径流量的变化趋势中有多少是气候变化的影响，多少是人类活动的影响，目前还无法严格区别开。

　　巢清尘告诉财新记者，在研究气候变化对重大工程影响时，大风、雾对高铁影响很大，但现在都没有足够观测资料来支持。“气象部门在全国的观测系统有2000多个站，很多都不在敏感行业的躯干上。这些年灾害比较多，很多行业自己也有观测资料， 但这些资料都没有很好共享起来。”

　　她认为，目前研究还停留在定性、宏观层面。“比如农业不光是要研究种植带往北移了多少纬度，还要具体到东北几个主要粮食产区，对不同品种可能有什么影响。”

　　“写报告时很多东西提炼不出来。”巢清尘告诉财新记者，“我们能给出的，就是过去怎么变，未来可能有什么风险。但到底有什么具体影响？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很难提炼出有针对性的内容。还要加强研究。”

　　巢清尘说，目前在气候风险识别上做的不够好，最终给出来的建议也是大而空泛，很难操作。而且气候变化适应工作的难度在于公益性强，只能是以政府投入为主，而且时间周期又很长。

　　许吟隆向财新记者强调，要加强气候变化适应工作的政策环境，“虽然科技支撑不够，在现有科学认识水平上，还是能做一些事情的。关键在行动，重点在决心。”

　　他以2012年北京“7·21”暴雨事件为例称，政府应当如何从“灾前、灾中、灾后”的角度来应对气候极端事件。灾前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房屋的抗汛能力、预警，灾中包括政府的应急管理。“灾后老百姓想得最多的是萝卜、白菜，因为7月份之后只能种短生育期庄稼。”

　　然而，当年萝卜和白菜过量供应，农民只得贱卖。“其实还可以种小豆、荞麦等段生育期的作物，问题是当地有没有这样的种子储备。”许吟隆说，不仅种子储备，还包括种质储备，由于气候变化的波动性，要考虑将来适应更大的气候波动范围的种质储备。

　　“已经进入气候波动的‘新常态’，让很多事情无法预测，但可以做好事前准备。”许吟隆认为，应当将气候变化的因素纳入整个社会治理的进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