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5年1月18日的极客公园创新大会上，锤子手机创始人罗永浩与一加手机CEO刘作虎相遇。两人分别领取“最佳用户体验”“年度创业新星”奖之后，刘作虎开玩笑地和罗永浩打了个赌：“信不信，2015年我把你的最佳用户体验奖拿过来？”

　　作为同时期的手机创业者，罗永浩的名气比刘作虎大得多。除了在数码科技圈，大众似乎少有人知道刘作虎。即便现在使用一加手机或者曾经使用过OPPO蓝光DVD的用户，在产品之外也很可能不识刘作虎。

　　刘作虎是谁？今年40岁的刘作虎是湖北汉川人，毕业于浙江大学应用电子技术系。2013年12月，刘作虎从OPPO辞职自立门户，创立一加科技，主攻智能手机市场。在过去长达15个月的时间里，刘作虎只拿出了一款手机——一加。

　　中国的手机市场从未像现在这样热闹。市场先行者华为、中兴、酷派、联想、OPPO、VIVO、金立、TCL等厂商，几乎每隔三五个月就会推出一款新机。更多的创业者像刘作虎一样正努力拿出自己的智能手机，尤其是刘作虎所在的深圳，原来的山寨手机厂商、从品牌手机厂商离职出来的员工、海外归来的科技精英，都在扎堆做手机。中国的智能手机市场，几乎每天都会涌现出一两款新机。

　　在千军万马奔向智能手机的大潮中，创业者来来去去如过江之鲫，鲜有人能站稳脚跟屹立潮头。一加手机却让刘作虎初步确立了自己的江湖地位。一加的性能和设计工艺受到国内外同行们的认可，一位移动运营商高层经理曾对财新记者感慨，刘作虎和罗永浩不同，“是个行家”。国外媒体譬如《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华尔街日报》，也对一加颇多追捧，刘作虎现在去美国，不时会有人向他索要一加的海外购买邀请码。

　　刘作虎的名声目前还止于智能手机及相关的数码科技行业。但各种猜测已经开始了，比如刘作虎与OPPO其实是一家公司两张皮，一加用的是OPPO弃用的设计方案，刘作虎刻意公关海外媒体等，也有人预言一加没前途。不过，这些说法都挡不住一加在短短八个月内出货量超过了100万台，算是拿到了智能手机的入门券。要知道刚刚被阿里估值60亿美元入股的魅族成立了十年，2013年的出货量也不过200万台，2014年才冲刺到500万台。

　　在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存在的今天，中国的手机市场竞争惨烈，在苹果、小米、华为们的强势冲击下，能够占住一个山头已非易事。刘作虎像一个运筹帷幄的谋士，靠兄弟情拉出了一支自己的队伍，同时以开放姿态引来各种外援，分寸拿捏得到位。他的团队成员说，帮衬他只因“大家都是做产品的人”。

　　一家只有工号没有职衔的公司

　　一加科技的全称是深圳市万普拉斯科技有限公司，取一加“one plus”的谐音。在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上，一加科技的办公室悄然占据了深业泰然大厦整整一层写字楼。办公室是水泥地、青砖墙，天花板没有吊顶，间杂放一些运动器材，风格简约明快。

　　整个办公室里最贵的是每个员工坐着的椅子。椅子钢制结构，带头枕和扶手，可自由伸缩，员工工作累了拉伸椅子，放低高度，就能直接当床小憩。每把椅子市场价卖到6000元，直接从厂商订是4000多元。按一加总部300名员工计算，仅购买椅子一项的投入就是120万元。

　　“我们每天接触时间最长的就是椅子。工作已经很辛苦了，应该让大家坐得舒服一点。”一加科技CEO刘作虎对财新记者说，“本来我还想把办公桌换成可升降的，但实在太贵了，就没有买。”

　　刘作虎和所有员工一样坐着大通铺式的长条办公桌。按他的要求，桌子要有木头的质感，办公桌没有用挡板隔开，每个人一抬头就能看到彼此——刘作虎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一加科技内部没有副总裁，没有高级总监，所有人进来都按进公司的时间先后顺序编个工号，然后看哪个项目谁在行，谁就是负责人。

　　张璇是一加的产品研发负责人。他的工号排在前五，是跟随刘作虎一起从OPPO辞职出来创业的元老。2013年下半年的一天，张璇突然接到刘作虎的电话，邀请他参加一个饭局。张璇在那场饭局上正式被刘作虎邀请去创造“一款最好的安卓手机品牌”。张璇欣然加入。张璇在那场饭局上还见到了七八个做研发、客服、公关等业务的人，他们后来大部分来了一加。

　　所有人都参与了产品的细节讨论。最初大家聚在小咖啡馆里讨论产品定位、价格、工艺设计，经常讨论到晚上一两点。讨论告一段落，一群人开车去南山区的大排档吃串喝酒。有时分歧较大，意见相持不下，就有人赌饭，以市场调研定输赢，用户喜欢的方案赢，输了的请客吃饭。刘作虎说自己也会赌输，不过，还是赢的次数多一些。

　　刘作虎不干涉研发团队，他只等拿到产品，反复把玩、品味。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或者拜访合作伙伴的路上，只要一有时间就拿出来研究。因为他老对着手机，刚上学的女儿经常会藏起他的手机。他观察细致，芯片、屏幕、摄像头、后盖甚至几个螺丝、几条线路，稍有瑕疵都会被要求返工。

　　按照设计，一加手机的悬浮屏幕要比边框高0.5毫米。拿到成品后，他总觉得有点怪，一测，原来高了0.6毫米。0.1毫米的差别普通人可能根本觉察不到，但刘作虎坚持要求研发人员将屏幕下沉0.1毫米，因为很难操作，后来只能把屏幕下降0.05毫米，再把边框上抬0.05毫米才达到要求。

　　类似故事在一加的研发过程中层出不穷。刘作虎坚持一加的包装盒必须是90度直角，会不断修改喷漆的力度、色调，一点点调整塑料后壳的硬度，还要求给手机内里的铝镁合金框架喷漆以及拆机之后的布线排版。

　　“他是有点强迫症，每次他自己的PPT，排版的格式不对甚至有些段落没有对齐，他都会指出来。一加官网的设计、官方微博的长博文排版，他都经常看，觉得不舒服就要求改。”张璇笑着说，“不过，大家都没觉得他烦，还挺认同。”

　　刘作虎对产品的把握标准似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他说是一种直觉，“把产品摆在那里天天看，每时每刻看，看了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还是觉得好看，感觉就到位了”。

　　从读书到工作，刘作虎一直广泛涉猎欧美大大小小的设计网站，一有机会就主动向优秀的设计师求教，还搜集iPhone的拆机图研究设计细节。而2008年，他带领OPPO蓝光DVD，在市场上打败国际知名的索尼、天龙DVD，不仅验证了他对市场价格空间的把握，也强化了他对工艺设计的敏锐度。

　　2013年下半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竞争趋于白热化，已有江湖地位的手机厂商们相互捉对厮杀，不仅前脚跟后脚地发布新品，且纷纷开始了粉丝互动、用户参与设计等玩法，甚至打广告都在暗暗较劲，经常可在同一个卖场看到华为、中兴、酷派、OPPO打擂台般相对而立的巨幅广告；刚刚创业的手机厂商们也各出奇招，欲在巨头之下拼杀细分市场，就像一茬茬韭菜在巨头强势碾压之下被收割，又一茬茬长出来。

　　许多人认为手机已经过了最佳的创业时间点，刘作虎对财新记者说，“以前在海外卖OPPO蓝光DVD，有外国朋友看到员工佩戴OPPO工牌，就主动跑过来感谢OPPO做出了如此好的产品。现在的中国手机还没有做到极致，我为什么不能试着创造一个像OPPO蓝光DVD那样的手机品牌呢？何况中国的手机市场那么大。”

　　刘作虎和他的朋友们

　　一个普通的手机厂商员工离职，即便与刘作虎一样具备产品思维，囿于创业初期生产规模小及资金有限，可能迟迟拿不到高通芯片或三星屏幕，可能找不到合适的操作系统或手机应用，更可能得不到门户网站的推广资源，想要杀出重围很困难。

　　但是刘作虎的朋友们帮他补齐了短板。一加手机刚起步，高通为其提供了当时顶级的骁龙801芯片，被誉为安卓定制之父的Steve Kondik为其提供了CM操作系统。等到一加手机正式亮相，除了网易董事局主席丁磊为一加提供免费的推广资源，刘作虎的朋友们还在场地设施、口碑营销等层面给予帮助。

　　刘作虎的朋友似乎特别多。他在1998年进入步步高公司工作，2003年出任OPPO蓝光DVD开发部长，五年内晋升到OPPO蓝光事业部总经理，并在2012年升任OPPO主管手机互联网营销的副总裁，直至2013年11月离职。

　　在海外销售OPPO蓝光DVD时，刘作虎就曾去过硅谷，与一些科技公司譬如Google、Facebook的员工成为朋友。同时，国内不少互联网企业的高层，譬如网易首席执行官丁磊、搜狗CEO王小川，也因此知道了刘作虎。在OPPO担任负责手机营销业务副总裁时，刘作虎又与高通、CM团队建立了不错的关系。

　　刘作虎为何能将以前建立的关系延续到新创立的公司中？刘作虎说，归根到底，大家都是做产品的人，能够理解彼此的产品思维，“有基本的信任和默契”。

　　刘作虎2012年赴网易总部与丁磊谈合作，第一次见面就谈到了凌晨两三点。“就是聊产品，聊各种有趣的细节。”刘作虎说，丁磊特别重视产品细节，“他指着网易云音乐播放器中的虚拟CD光盘问我看出特别之处了没有，然后特别兴奋地告诉我转速是20转。这个转速刚刚好，多一点不舒服，少一点也不舒服。我觉得我们俩在对产品设计的执着上是一样的”。

　　然而，感性的彼此欣赏只是商业行为的催化剂，本身并不足以转化成真正的合作。根本原因是双方都有利益诉求。以CM团队与一加的合作为例。CM团队是Steve Kondik领导的全球最大的Android第三方系统修改小组，发布基于Android 2.1内核的CM5系列操作系统等，在海外科技圈里享有盛名。2013年，将兴趣小组CM团队注册成公司不久的Steve Kondik正在寻求商业化路径，刘作虎找上门来谈合作，并最终促成OPPO推出了一款搭载CM操作系统的手机。不过，知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那款手机出货量很少。

　　刘作虎创立一加之后，Steve Kondik的合作对象也由OPPO变成了一加。

　　“OPPO拥有自己的操作系统，不可能所有手机都采用CM系统。同时，OPPO也不会愿意推出一款带有CM团队LOGO的双品牌手机。”刘作虎说，“只有创业公司与刚刚商业化的CM团队才能做这样的事情，而创业公司里的选择并不多，选择一加很正常。”

　　至于一加，一是创业初期没有资金和实力去做软件，一是可以借CM之势进行海外市场拓展。在海外市场，一加的产品打上了一加、CM双品牌，在科技圈里获得不错的口碑和销量。公开资料显示，2014年，一加手机销量过百万台，其中，欧洲和北美的销量占比分别为32%和22%。

　　手机中国联盟秘书长王艳辉认为，一加的成功一方面确实是产品做得有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也是得益于一加在海外市场的口碑传导到了中国市场。而一加在海外市场的口碑与CM操作系统密不可分。

　　除了以往建立的关系，由于一加手机的主要销售渠道是电商平台，刘作虎还在不断拓展自己的互联网关系圈。在朋友的介绍下，他也加入了一个以互联网创业企业为主的私董会，学习互联网思维的“术”。

　　刘作虎的“术”运用得不错。一加手机发布之际，刘作虎给私董会里100多名成员每人送了一部一加手机，折合20多万元。刘作虎认为值得，“相信他们体验一加手机的品质之后会形成良好的口碑效应”。一加手机发布之初，曾被一些用户大骂黄屏、发热。刘作虎就在YY平台上开了个账户搞在线直播，拉上负责产品研发的张璇，用技术解释问题，称屏幕并非黄屏，而是遭遇色温差异，其散热设计能够使产品保持正常散热。刘作虎也越来越熟练地使用微博营销。小米note发布当天，他发的微博是“一加一今天还是旗舰”。

　　刘作虎认为他懂互联网思维的“道”。“互联网思维的本质是免费？现在，手机赚的还是硬件的钱，靠软件收取的钱非常少，免费就把自己弄死了。互联网思维的本质是用户互动？互动不是什么新鲜东西，2006年我卖蓝光DVD就开始搞用户反馈、系统升级，当时有用户提交了70页的建议。所以，互联网思维的本质其实是产品和服务。没有好的产品和服务，互联网上炒作一下就过去了，到最后肯定是立不住脚的。”刘作虎说。

　　刘作虎并不跟风追跑O2O，“在电梯里、机场招牌上放一个二维码，有谁会扫呀？”他只把互联网当成产品的销售渠道。当一加做到一定规模之后，刘作虎打算将线下渠道也铺下去。

　　三层关系

　　站在现在的位置，刘作虎并不轻松。和任何一家做手机品牌的企业一样，他必须处理与供应商、移动运营商的各种关系，但最特殊的还是与他的老东家OPPO的关系。

　　刘作虎极力撇清与OPPO的关系，手机圈的人却不这么看。数位知名手机品牌厂商内部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一加的股东是OPPO，一加的产品是OPPO代工厂生产的，一加的产品风格与OPPO类似，一加招人和OPPO是同一个猎头公司。在他们看来，一加与OPPO，就像华为与荣耀、酷派与大神。

　　事实上关系也很难撇清。工商资料显示，一加科技于2013年10月14日在深圳注册，注册资本5000万元，其股东与OPPO的股东同为广东欧珀电子工业有限公司（下称欧珀），法人最早也都是金乐亲，2014年4月才变更为王军。

　　不过，刘作虎坚持一加与OPPO是互相独立的两家企业，一加不是OPPO的互联网手机子品牌，一加以后要做自己的线下渠道。“两家公司的股东有重合，都与同一个类似于基金会的投资机构有关，里面有人投了OPPO，有人投了一加。有没有联系我们等十年后看吧。”刘作虎说。

　　和供应商的关系也是任何一家手机品牌初创商都要面对的难题。刘作虎一直强调品质，为此选择的都是业内排名最靠前的大供应商。问题是，一加作为初创企业订单量相对较小，如何让强势的供应商为品质让步，需要把握分寸。一加就曾经因为喷漆硬的问题与供应商几经磋商。

　　“一加对待供应商，其实很简单，让供应商赚到钱，不欺骗。”张璇称。一加曾经因竹质后盖的生产工艺难度高导致供应商良品率仅为30%，在供应商面临压力的情况下，一加将手机价格提高100元，让供应商获得应有的利润。

　　一加与运营商的关系也很微妙。受用户需求推动，一些运营商主动找到刘作虎，要求合作。合作的话，一加可能借着运营商的东风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但如果销售不理想，库存很难控制；不合作的话，一加会丧失掉潜在的合作伙伴。刘作虎最终拒绝了运营商的要求。他的考虑相当现实，手机厂商与运营商交易都是先交货后付款的，一旦运营商下的订单超过预期，出现卖不动的情况，一堆货堆在仓库里怎么办？一加作为新创品牌市场容量有限，不像一些大的手机厂商可以将运营商卖不动的货自行消化掉，到时候一加可能被拖死。“虽然有运营商承诺给一加付订金，我们还是拒绝了。因为赚钱的机会有99%，剩下的1%却是致命的。”

　　刘作虎在2014年初第一次给一加手机的供应商下订单时，就对库存特别警惕。一开始刘作虎预计的订单是20万台，后来看到好几个手机厂商的销量都上不去，被库存积压搞得特别痛苦。他就将20万台改为了5万台。结果一加销量走俏，订单下得少，直接导致七八月份严重缺货。刘作虎很痛，但并不后悔，他不想一开始就摔倒在库存上。

　　未来，一加面临的是如何从小众走向大众。刘作虎自己要求不高。“为什么一定要特别大众呢，2000万台够我搭建一个很好的生态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