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户北京收紧

　　2015年春节，一些人被北京户口搞得很闹心。

　　“哪里有心思过节？毕业就失业。”说这话的三禾(化名)，是北京一所重点大学的硕士高材生。原本心情非常好，以为节后可以顺利进入心仪的央企工作。

　　他得到这份工作非常不易，过五关斩六将，“面试是从1000多应征者筛选出五六个”。不过，在三禾看来，这并非最理想的一份工作，深圳某公司提供的薪水和发展前景更具吸引力。但是和很多应届毕业生一样，他选择北京央企的理由很简单：获得北京户口。

　　美梦在春节前突然破灭。

　　2月9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在官网发布题为“人社部严控在京单位接收应届毕业生”的消息，指出人社部2月6日召开国务院各部门及在京央企2015年高校毕业生接收计划工作会，要求各单位压缩留京毕业生落户指标。

　　该官网消息称：“ 人社部缩减了2015年度高校毕业生进京落户的计划指标，各中央单位在2014年基础上指标压缩17%；毕业生进京落户条件相比以往更加严格，并实施违规责任追究制度等。”

　　2月6日人社部消息出台后，许多央企和已经签约了的应届高校毕业生约谈解约事宜。财新记者了解到，消息一出，北京有关高校受政策波及的学生人数骤然增加。面临此类问题的学生自发组织了一个讨论群，人数很快逼近1000。

　　与此同时，自2014年底，北京公安机关在市长指示下成立专案组，开始突击整治买卖北京户口现象。通过中间人花钱办理北京户口指标原本是“公开的秘密”，如今当事人纷纷“中枪”。

　　2014年12月5日，因涉嫌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 北京大学2014届研究生李某、陈某被海淀警方刑事拘留， 2015年1月9日取保候审释放。

　　2月8日下午，北京大学2013届研究生艾晶（化名）以同样理由被海淀警方刑事拘留。

　　为了获得一纸北京户口，这些同学眼中的学霸，世人眼中的骄子，遭遇了难以言说的尴尬。

毕业生突遭解约

　　对于应届高校毕业生来说，考公务员或进入大型央企，应聘有进京指标的国企或高新技术企业等是获得北京户口最直接的途径。

　　然而，随着北京加强控人的政策逐步落地，在京中央单位削减应届毕业生接收指标的消息为诸多留京在望的高校毕业生当头泼上了冷水。

　　虽然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在媒体关注后很快删除了原本放在“集团新闻”之下的消息，但消息内容还是广为流传。

　　财新记者未能获得人社部对此的正面答复，也未在人社部官网看到任何相关信息。但财新记者还是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位了解毕业生就业安排的老师处获悉，春节前他们的确接到不少应届毕业生反馈，称已签订就业协议的国企或央企以无法解决北京户口为由，要解除就业协议。“我们倒是没有接到任何来自上面的书面通知。”这位老师说。

　　2013年，北京市曾对市属用人单位引进落户的应届非京籍毕业生提出年龄限制，要求毕业当年本科生不超过24岁、硕士生不超过27岁、博士生不超过35岁。不过政策在当时引起很多应届毕业生的不满，最后被“过渡执行”。上述北航老师分析：“这个政策今年一定会执行得更加严格。”

　　在某IT公司工作的王先生和北航老师有着相同的判断。他告诉财新记者，“近两年对IT公司落户北京收紧了，以前硕士有名额，现在没有了。”

　　一家由国资委管理的科学研究类中央企业员工告诉财新记者：“如果说人社部要求进京指标缩减17%的话，我们2015年的进京指标比2014年少了不止17%。”他介绍，今年可能只有一个指标，“而且如果进一个外地生源，需要同时招两个北京生源”。

　　这位员工同样没有看到确切文件，财新记者问及背后原因是否与严控人口有关，他回答：“那简直是一定的。限制会越来越多。”

　　据《北京青年报》2014年1月报道，北京自2005年起，留京指标逐年压缩，到2014年已经缩减了一半。而大学生村官、公务员、社工、军转人员等专项引进也从以往的四五千人降到3000人。北京市人社局指出，2014年进京指标和2013年基本持平，“以万人为限”。

　　财新记者从一位央企人力资源部门工作人员处了解到，2013年的年龄政策，针对的只是市属单位，央企和部委不受影响。正因如此，央企成为了超龄应届毕业生的聚集区。“这次央企也开始卡年龄，将超龄毕业生一网打尽了。”

　　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应届硕士毕业生。2月6日之后，他们分别接到已签订就业协议的事业单位、国企、央企单位的通知。通知纷纷对年龄大于1989年1月1日或1988年1月1日的应届生作出限制，称单位无法解决北京市落户指标，只能考虑解除就业协议。

　　众所周知，此时已经签订就业协议的毕业生，在2014年下半年便开始找工作，黄金时间为每年的9月和10月。突然降临的解约令他们措手不及。

　　与三禾同届的小鸣（化名）沮丧地说：“如果政策是在2014年8月出台的，我们无话可说。可是毫无征兆地突然告知，我们无法接受。”小鸣也是“超龄”毕业生，即将从一所重点大学的2.5年制硕士毕业。

　　三禾来自北方一个贫穷的农村，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提到“超龄”问题，他很多委屈：“为什么我们是超龄研究生？我们都是教育大省出来的，竞争太激烈。高考复读一年，研究生又复考几次。”

　　与小鸣一样，很多同学在去年找工作时，也考虑过去其他大城市。“我们当时还有一些去深圳、上海更好的发展机会。但是北京这家央企可以解决北京户口，吸引力更大。现在我们很多人已经错过了去别的城市工作的机会，北京又留不住了。”

　　央企用人单位同样感到委屈。“招到一个合适的人是要花很大成本的，一轮轮面试。”上述央企人力资源工作人员说，单位同样不想轻易放弃人才。

　　小鸣介绍，一些“厚道”的用人单位，会主动提出解约并赔偿学生违约金。但是也有一些单位按照往年惯例，压住学生的三方协议以防学生另谋高就，同时给出的就业和落户协议都是口头承诺。“如果今年3月顺利拿到北京户口指标，就给学生签。否则他们违约没有任何风险，学生怎么都是弱势。”

　　经小鸣搜集，目前已确认的在录用时保证了户口并签署了三方协议，但现在因人社部政策而取消落户安排的单位有：中科院、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船舶工业集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建设银行、部属高校等。

指标放与收

　　解约事件和高校毕业生留京户口指标近年来逐渐收紧有关。其背后则是作为特大城市的北京常住人口逐年增多以及中央在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中下定决心严控人口规模。根据北京市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2013年北京市常住人口为2115万人，而十年前的数字则仅有1456万人。

　　“外来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一路攀升。2010年，北京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外来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18.9%提高到2010年的35.9%。”

　　“外来人口”转变为户籍人口的增加，显然被决策者看作人口规模攀升的重要成因。北京方面的数据显示，2013年，户籍人口已达1316万人。

　　在2014年公布的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方案中，严控二字成为主旋律。北京市发改委发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指出，到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应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

　　与此有关，留京指标管控从有所放宽转向逐步收紧，如今达到顶峰。指标的由来可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在严格的“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人口流动限制下，高考成为了很多人“农转非”的惟一途径。也正是在那时，北京市为非京籍的大学生设立了解决户口问题的留京指标。

　　不过那时的大学生还很“稀罕”，所以留京指标不过是一道手续，毕业的同时，很容易就可以解决户口问题。

　　1999年，留京指标终于从一个程序变为一道关卡。那时北京的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突破了1993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年）》中提到的“到2010年市区常住城市人口控制在650万人以内”。

　　同年，北京市教委出台高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新规定，对在京院校外地生源毕业留京实行“指标控制，择优留京”。当时的留京指标由市教委指定并下发到各学校，大概占各校非京籍生源总数的10%-25%。然而硕士和博士在那时不受限制，毕业后基本都可以获得留京指标。

　　2002年，北京市教委制定了针对所有在京大学生的留京指标统一要求，内容包括：“北京市所紧缺的23类专业人才”；“毕业院校范围应在所规定的281所院校（北京49所）中”；“非外语专业毕业生，其英语水平最低应通过国家四级水平考试”。

　　拿到留京指标的学生，还要获得用人单位提供的进京指标，方可获得北京户口。各学校的留京指标，往往是按照成绩排名。各单位对进京指标资质的要求则不单看成绩。于是当时不少学生只拿到一个指标，最后无缘落户北京，更造成指标的浪费。

　　2003年，北京一家高校被媒体曝光，要价1万元卖留京指标。终于，埋藏已久的各种留京指标非法买卖事件终于露出水面，引发各界关注。

　　面对越来越多的争议，2008年北京市教委终于放开了留京指标的限制。于是，几乎北京所有高校学生都能拿到留京指标，特别是研究生和博士生。

　　不过，进京指标额度却在逐年缩减。2011年，北京市人社局负责人曾对媒体表示，当年的进京指标将比以往减少三分之一以上。海淀区人社局曾表示，2011年进京指标不足1000，从海归、博士、硕士往下排，本科生基本轮不上。

　　据北京市人社局副局长陈蓓介绍，2005年是应届毕业生进京的高峰年，约２万人。此后，北京开始调整应届生进京数量，2008年降至1.5万人，2010年则减少至每年１万人。2014年初在北京“两会”的政务咨询会上，北京市人社局负责人曾公开表示，进京指标还会进一步趋紧。

　　进京指标的分配也不均衡。一位在中央某部委工作的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介绍，在指标分配上，首先分给国企和行政单位，其次是高科技单位，而普通民企几乎分不到进京指标。

　　北京市社科院提供的数据表明，在北京市每年增加的50万到60万人口中，真正可以落户的只有10万人左右，其中包括新生儿、工作调进、人才就业等。

户口有价

　　既然获得户口这么难，一些人想到了花钱买。以往，国企的进京指标多，限制少，一些濒临倒闭的国企甚至可以将指标公开叫卖。购买者更是络绎不绝，更不乏名人。

　　2009年2月，北京最大的倒卖进京户口案开庭审理。在被警方冻结的92份违规北京户口中，还出现了导演王小帅的名字。不愿受指标摆布，打算走此捷径的，还有一些高校毕业生。前文所述的北大学生艾晶花费12万元，就可成为一名有“身份”的北京人，享受“北京人”的特权。

　　艾晶成长于南方某城的一个贫困家庭。她高考顺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又考上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艾晶进入北京一家投资银行工作，原本单位可以解决北京户口，但是近几年来政策越来越紧，户口只能自行解决。

　　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胡育这样形容在看守所看到的艾晶：“手戴镣铐的她，一眼看上去精明干练，自上学十几年来，一路学霸。”

　　财新记者了解到，进行这笔买卖的，是北京某事业单位的退休干部。他联合北京一家高技术企业的人力资源总监，将用不完的进京指标出售。他们过去每年在高校论坛上的销路都不错，口碑也佳。有成功获得户口的学生评价这位退休干部“为人很靠谱，收钱不算多”。

　　在胡育看来，12万元算是“价钱很厚道了”。据他了解，去年买一个北京户口的均价是30万-40万元，前年是60万-70万元。

　　胡育认为，此案大学生的行为与买卖运输证、道路通行证等性质属于种类物的公文具有本质区别。涉案大学生既不认为也无法认为《接收函》是非法标的，不认为也不能认为其取得该函件的行为本身是非法的，其争取北京户口指标更不属于非法目的之所在，故行为人不能成为买卖北京市人事局公文罪的犯罪主体。

　　“被刑事拘留，对这三个学生的打击是相当大的。”胡育说。目前，学生的派遣证和三方协议仍被扣押在警方手里。“他们的北京户口肯定没戏了。”

户改南辕北辙

　　在三禾等同学看来，艾晶他们的做法“完全可以理解”。三禾说：“我要是有钱，我也买。”

　　所付出的金钱背后，是户口所附着的沉甸甸的“本地人特权”。而这恰恰是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多年关注户籍制度的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曾对财新记者表示，未来的户籍制度改革应当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剥离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特权，还户籍以人口登记管理功能的本来面目；至于人口的迁徙，则应该以稳定职业和住所为衡量标准，不应人为设置更多的障碍。

　　2014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仍明确指出针对500万人的特大城市，“要严控人口规模，建立透明、完善的积分落户制度”。目前上海和广州都已推行了积分落户制，但北京的相关政策却一直没有动静。

　　2015年2月，《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已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审议通过。该《意见》提出，“扎实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取消暂住证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

　　长期参与北京市户籍政策制定的政协委员周继东曾“放风”称，北京一定会取消暂住证并实施居住证制度。 《意见》的出台进一步明确，政府将在全国范围内废除暂住证制度，建立居住证制度。

　　根据此前公开征求意见的居住证管理办法草案，居住证将搭载人们普遍关心的免费接受义务教育、平等享有劳动就业权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计划生育服务等内容。

　　但各地居住证上搭载的权利多寡不一。目前，居住证由公安部门牵头制定实施，但赋予居住证多少权利，则完全由地方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作为特大城市的北京具体政策迟迟未出台，“严控人口”的手段却已紧锣密鼓地展开。

　　在胡育看来，户籍制度“对社会公平法治有百害而无一利，个别地方政府在近几年来变本加厉地人为制造新的围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