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招博士

　　2015年春天，对于有意在学术道路上多走一程的学子来说，中国的博士生招录又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立英（化名）从北京一所名校毕业后，赴比利时布鲁塞尔读硕士。毕业后回到北京，考虑攻读博士。2014年下半年，正为准备博士考试发愁的她，看到北京师范大学一份关于2015年博士生招生的通知，她感觉“高兴坏了”。

　　原来，这份通知提到，从2015年起，北师大试行“申请-审核”选拔博士生制度。这意味着，立英不再需要苦其心志准备英语和两门专业课的考试。“从海外硕士回来的学生，普遍更喜欢这种博士申请方式。不过擅长考试的人可能不太适应。”她对财新记者说。

　　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只用了30多年，使得在校博士生从18万人飙升至30万人，毕业人数逾6万人，从数量上连续数年稳居世界第一。不过，群体产生的创造性和数量并不匹配。中华博士会执行会长杜猛曾指出，博士生数量的激增，“掩盖不了速成滥造的窘迫”。

　　在博士生培养中，选拔对科研有兴趣并有真才实学的创新性人才是重要的起步。

　　在招录方式上，仍以公开招考为主，普通院校公开招考录取比例在80%以上。此外还有硕博连读、直接攻博以及免试推荐。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985”高校开始采纳免试推荐的方法吸纳优才。

　　不过，现行的博士制度常常被批过度看重考试，有的高校甚至用考试分数严卡考生，造成“会动手的人赶不上会考试的人”的局面。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周光礼指出，博士生招录类似“伯乐相马”。如果没有导师“相马”，仍然照搬本科考试的方法，看似公正，其实很难选到专才，只能选到庸才。因此，在博士生的招考中，应给导师放权，给予导师充分的发言权和自主权。

　　然而改革同样存在风险，标准的模糊，诚信的缺失，也许会造就更多“招生猫腻”的空间；而把创新异化为发表论文，则可能助长浮躁的研究气氛。

　　中国在国际科学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总数已跃居全球第二位，但科研质量和创新能力仍有待提升。

改革分步走

　　立英拿到的《北京师范大学2015年博士生招生专业目录》（下称《目录》）清晰指出此次招生改革的目标是“深化国家试点学院博士生招生制度改革，更好地选拔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具有创新潜质的人员。”

　　与以往博士生入门的单一英语考试不同，《目录》分别对雅思、托福、GRE、GMAT、WSK、国家英语六级考试提出分数要求，提供任何一种即可。而且，“近五年内曾在同一语种国家留学一学年”的学生，即被视为外语水平满足条件，只需提供留学学历证明，不用额外提供英语成绩。

　　此外，申请还需提交个人自述和研究计划书、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所获专利或其他研究结果。

　　《目录》介绍，基本条件审查合格者，将按各专业不低于1:3（录取名额:复试人数）的比例确定复试名单，“考核小组由相关学科领域至少五位博导组成。考核主要采取面试形式。”

　　浙江大学某理工科学院一名有十余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经验的老师告诉财新记者，教育部每一项改革都走得非常谨慎，在整个链条的每一个小环节，都怕改错。

　　他介绍，其实教育部为了这一改革已经调研和规划了十几年，也在一些“985”高校进行了多年试点。

　　早在2007年，复旦大学就在医学博士招生中进行了“申请—审核”制度的尝试。2008年，上海交通大学也在博士生招生中拨出100个名额进行尝试。浙江大学这位老师介绍，几年前在教育部的同意下，浙江大学等高校已经开始了名为“导师自主招生权”的尝试。这是一种有约束性的“申请-审核”制度，只有带出优秀博士毕业生，获得全国百篇优秀论文荣誉的导师，才有这种招生权。“可是全校才几十个这样的导师，过去是小范围试点，全覆盖需要的时间还比较长。”

　　除了在一些院系率先进行博士“申请-审核”试点，还有一些学校在招收国际留学生方面积累了不少招生经验。北京大学招生办主任廖晓玲认为，结合试点的实践和经验，北京大学博士生招生中全面推行“申请—审核”制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

　　北京大学在官方网站上还特别提到“多年来在留学生、港澳台生试行‘申请—审核’制”的经验。

　　以往，提到北大留学生，人们通常联想到韩国学生。黎黎在北大度过了本科和硕士阶段，她回忆十年前在北大国际学生交流协会（SICA）做项目的时候，大概七成左右的留学生是韩国人。很多韩国学生通过留学生高考进入北大、清华，而这个考试相对容易，很多韩国留学生中学就来到北京参加考试培训班。

　　一位韩国留学生说，她认为韩国一些最好的学生首选去美国读大学，还有一些选择首尔大学。对于考不上首尔大学的，考上北大或者清华相对容易，但是会获得更好的发展前景。

　　过去，留学生高考并不被视作合乎国际标准的招收录取机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从事研究工作的北大老师甚至认为这“就是充门面，也多收些钱”。

　　但是北大的确为实现真正的国际化付出了努力。近几年来，留学生的门槛越来越高，北大也招收到了一些非常优秀的国际学生。

　　Tim是马来西亚第六代华人，他回忆自己2010年申请北大的经历，“竞争相当激烈”。2009年北大首次对东南亚开放招生，Tim那届是第二年。

　　Tim介绍，马来西亚的高考分为十个科目，从A1-2、B3-6、C7-8、F9分为九个等级。北大在马来西亚招生时，成绩方面主要看中文、英语、数学三个科目，要求都是A1水准。除了学业成绩，Tim还提交了个人简历、课外活动经历和三封推荐信。

　　通过成绩门槛后，由十名北大教授组成的招生团飞往东南亚面试，马来西亚是第一站。面试分为三个关卡。第一个环节是自我介绍，每一次五个人，轮流发言。第二个环节，大家抽签对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的问题发表看法。第三个环节是小组辩论。

　　“整个招生和面试过程是合理和公平的，符合国际化的招生标准。”Tim说。

　　在博士培养方面，北大同样吸引到一些非常优秀的国际人才。荷兰人戴梦涵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完成本科学习，在柏林读了硕士，2010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因为研究涉及中国城市发展内容，她通过合作项目来到北大进行一年的博士学习。她告诉财新记者：“我感觉北大博士生招生规则和国际标准差不多，目前学习体验不错。”

　　十几年的小范围试点初见成效。终于在2013年3月，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其中指出要“建立博士研究生选拔‘申请—审核’机制，发挥专家组审核作用，强化对科研创新能力和专业学术潜质的考察”。

　　2015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等70余所院校都将试行“申请-审核”博士招生制。

　　“申请—审核”这种招考分离的制度，会不会运用于硕士和本科的招生中？“是个大方向，但何时启动道路还很漫长。”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室主任王烽说，教育部此项改革重在试点的借鉴意义和体制上的突破。

　　王烽介绍，之所以从博士生招生入手，是因为博士考试是每所学校自主命题，涉及面小，相比硕士生统一考试和高考，改革比较容易。而且硕士生并不是科研创新的主力军，还是要靠博士生做出重要成果。

创新的焦虑

　　上述浙江大学老师认为，博士生招生方法的变革，“源于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焦虑”。这种焦虑的背后是在科研方面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以及博士生人才选拔和培养的种种掣肘。

　　上述浙江大学老师提到，十年前优秀科研人才流失严重，最顶尖的学生往往出国读博士。同时，国内对于博士的选拔严格按照考试成绩，招的学生往往欠缺创新能力。“考试是有答案的，但研究是没有答案的。”

　　王烽也向财新记者证实，这项改革的初衷是希望培养创新型人才，“我们发现一些考试进来的博士高分低能”。王烽还特别提到以往的英语考试难度较大，为很多人诟病，“并不是所有博士生都需要那么好的英语能力，有些人为英语考试下的功夫还大过专业课。”

　　王烽指出，在一些顶层设计中，不难发现国家对于培养创新型人才越来越多的重视。2006年，教育部支持和推动部分高等学校开展了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试点工作。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再次重申“不断提高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培养质量”。

　　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领导把关，2010年出版的《中国博士质量调查》披露，各项学术指标中，博士生、博士生导师、研究生教育负责人这三个群体均对博士生的“创新能力”评价最低。对新进博士创新能力的评价上，用人单位认为“一般”和“差”的占68%。

　　伦敦皇家学会（London’s Royal Society）2011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在国际科学刊物发表的论文总数已跃居全球第二位。自1999年以来，中国在研发方面的开支每年增长约20%，现已超过1000亿美元。

　　然而，这份研究报告也指出，科研论文发表数量增加并不等于质量提高。衡量科研论文价值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其他科学家在工作中对其引用次数的多少。从1999年到2008年，中国论文数量的引用率从0上升到4%，这和美国的30%比起来，仍旧相形见绌。

　　米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曾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完成了硕博连读。在他看来，现有的博士考试招生制度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对于博士阶段的研究来说，知识面和想象力非常重要，但是这些无法在考试中体现。第二，现有的考试无法检验一个人的兴趣和动力。米健说：“一些人选择读博可能就是为了延迟就业，对于研究的课题没有兴趣。如果没有兴趣，读博会很痛苦，更谈何创新。”

　　改成“申请-审核”制，博士生的创新能力就能大幅提升吗？

　　上述浙江大学老师直言不讳：“在这种体制下，恐怕也是那些小打小闹搞创新的最占便宜。”他担心一旦把创新异化为成果发表，难免助长浮躁的心态，“很多人会去搞短平快的研究，真正定下心来做长期研究的，仍旧没有机会”。

　　上述浙江大学老师最希望看到的改变，是和现在相反的“宽进严出”，并落实“淘汰制”。这位老师分析，“宽进严出”一直难以实现，主要有两个顾虑。首先是“严出”的标准不好把握，其次是中国博士生待遇普遍偏低，浙大待遇算是全国比较好的，博士生每个月平均三四千元收入，和进入社会工作的同龄人比起来，差距仍较大。“如果最后因为 ‘严出’无法毕业，多委屈人家啊”，这位老师感叹，“这背后还是国家投入不足的问题”。

　　对于“申请-审核”制度的另一个顾虑，是诚信危机。米健说：“博士招生改革从长期看好处更多，但短期效果不确定，可能会使‘招生猫腻’的空间更大。”他担心，如果没有标准和监督机制，在学术体系缺乏自律的环境中，一旦没有硬性指标，靠主观评判的招生制度可能会更方便走后门。

　　财新记者在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的免试生名单中看到，录取者多是北大的应届生。米健认为，如果大多数北大应届生的能力的确超过对手，也是合理的。不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博士毕业生小李则认为，无论是直博、硕博连读还是免试，基本都是“本校福利”，“外校生只能吃剩菜”。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石义彬在过去20年中一直呼吁用更合理的方式选拔人才，让学生“把真实的自我表达得更加充分”。提到即将在70余所高校推行的“申请-审核”招生制，石义彬明确指出：“难点在于诚信，要求社会、个人都有诚信的自觉。”

　　2014年日本小保方晴子论文造假事件令人震惊。2015年3月，小保方晴子之前任职的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现任主席、诺贝尔奖得主野依良治将引咎辞职。

　　在石义彬看来，中国同样需要建立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实现追责。他对财新记者说：“诚信意识是管理出来的，需要真正的追责，违规就要承担代价。”

制度怪圈

　　中国博士培养制度正式付诸立法可追溯至1903年，晚清新政《奏定大学堂章程》设置了通儒院。中国博士培养的百年历程，先后经历了几次制度变迁。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周光礼多年来从事对博士教育的研究。他指出，随着博士生数量的猛增，博士生培养质量日益受到广泛质疑。2007年，国务院三部委正式下发《关于开展全国博士质量调查工作的通知》，周光礼等人通过调研在2010年完成了《中国博士质量调查——基于U/H大学的案例分析》。

　　在周光礼看来，中国博士培养的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经历了两次循环。

　　一开始，晚清首先在研究生教育中运用日本模式，随后又学习德国模式。在上世纪30年代，正式效法美国模式。这是第一个循环。

　　进入上世纪50年代，在全面学习苏联的风气中，教育部门建立了苏联博士培养制度，后因受“文革”冲击而废止。改革开放后，虽然恢复苏联体制，但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苏联体制越来越不适用，于是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北美体制。这是第二个循环。

　　当前，中国博士培养制度再次转型，两种模式彼此角力。一种是源于欧洲大陆的导师制，一种是源于美国的老板制。与美国模式强调课程学习，实行导师小组负责制不同，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模式强调以科研和完成论文为主要任务，实行导师个人负责制。

　　周光礼指出，在中国博士培养的两个循环中，贯穿始终的一个特点是“制度断裂”。“我们总是倾向于用一种制度全面取代另一种制度⋯⋯制度变迁是断裂式的，很少是积累性的变迁。”从整体时间段来看，“我们的制度变迁又是循环往复式的，循环在欧洲大陆模式-美国模式-欧洲大陆模式-美国模式的怪圈。”

　　在周光礼看来，中国现行博士培养制度存在的种种问题，“归根到底是政府仍然沿用计划经济的模式进行管理，计划经济的残留依然根深蒂固。”

　　目前，中国博士培养仍沿用在计划经济时代下形成的导师制，但这种制度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博士生称呼“导师”为“老板”，这种称谓的变化背后，也反映出博士生培养环境的变化。

　　北美大学科研实行的老板制，是一种利用市场机制有效配置大学科研资源的有效手段。老板制的形成需要两个先决条件：首先是以竞争方式发放研究经费，并在研究经费中算入用于研究生培养的费用，实现科研的教育功能；第二，导师根据掌握的经费决定招收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数量。

　　周光礼介绍，老板制是北美科学研究制度和高级人才培养制度的组织基础，也是北美国家科技政策的理性选择。如果说导师制是师生间的教育关系，那么老板制在此之上还加上雇佣关系。此外，老板制的运行还需要配合完善的学术制度和质量监控。

　　常常被强调的是，老板制下的雇佣关系其实是一种契约关系，必须坚持双方地位平等、意思自治的原则。大约从2004年起，中国的博士生也开始称呼导师为老板，但这被认为更像一种趋逐利益和看重彼此回报的功利关系，与北美的老板制差异很大。由于研究经费不足，导师扮演着商人的角色，学生仿佛进入导师的公司，为其提供劳动力。2006年，上海某高校几位研究生就因不满导师“剥削”，集体将其“炒掉”。

　　北美大学科研的老板制可以为中国异化了的老板制以及研究生培养制度提供借鉴。周光礼对此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需要实行政府科研投入与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相统一的政策。政府在加大科研投入的同时，也要改革机构费使用方法，明确规定用于人才培养的足够比例。这样才能使得雇佣关系不走向功利化。

　　第二，改革招生制度，增加导师的自主权，下决心实行多次录取，淘汰一部分不合格的学生。

　　第三，改革导师遴选标准，把科研经营管理能力也纳入合格导师的基本标准。传统观点认为，导师的作用就是学术指点，然而现代科研团队还需要成为科研经营管理者，需要提高科研经费的投入产出比。

　　最后，建立老板制监控机制，使事务管理与学术管理相对分离。其中格外重要的是建立小组制和淘汰制。学生的选题、论文指导、答辩都由小组集体承担，避免学生的命运掌握在导师一人手中。实行淘汰制，敦促学生努力的同时，也可以制衡导师的权力。

三个博士

　　海容本科那年，获得北京市优秀毕业生的荣誉。她平时就有阅读《科学》和《自然》杂志的习惯。毕业前获取到德国一家研究所的招生信息，随后便和教授联系。在提供了个人资料后，从多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得到教授的赏识，之后赴德进行博士研究。毕业后回国，进入中科院工作。

　　海容介绍，德国海外博士生的待遇非常优厚，提供住房、保险等福利，甚至还考虑到陪读家人的生活需要，“让你没有后顾之忧地做研究”。海容每个月会得到1200欧元的奖学金，而在2007年她出国时，自己高校的博士生一个月只有600元人民币的补助。

　　在学术上，海容格外欣赏德国老师、学生平等的学术气氛，“这有助于培养兴趣和发挥创造力”。海容说：“宽松尊重的研究氛围，严谨鼓励的研究态度，坚持不气馁的榜样，是我坚持做研究的关键所在。”此外，海容还感到德国社会整体对于高学历者的尊重，毕业后有博士头衔的人往往会获得更高的工资。

　　海容出国的那年，小李进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理工科博士。一开始，小李壮志满怀，“很想做一些创新的东西出来，鼓励自己多下功夫。”但是渐渐的，小李感到生活的压力，他发现，“只有给导师干活才有钱，在生存的压力下，没时间顾及创新。”

　　小李告诉财新记者，每个月学校支付1000元，导师支付500元，“也就勉强可以解决吃饭问题。”小李在博士阶段结婚生子，随着生活压力的增大，他感到自己在学术上越来越退化，“我总想着要去挣点钱养家，一来二去，创新就放在一边了。教授也是如此。”在小李看来，身边很多人读博士并不都是出于学术目的，而且还有一部分人感到后悔，“五至十年的回报没有达到预期。”

　　彭巍在加拿大完成本科学习。毕业的时候，她申请了哈佛和斯坦福等多家美国高校的免疫学博士专业。彭巍记得那时去哈佛面试需要一个周末的时间，周五抵达，周日离开。在周五晚上的聚餐上，教授会观察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周六会参观实验室，见了近10个教授，每人和她进行一对一的谈话，“看你能否问出像样的问题”。

　　彭巍回忆，当年面试最看重的是之前研究的经验，批判性思维以及创新性思考。教授会挑战她过去的课题，也会介绍自己的科研项目，然后问“你该怎么做”，非常忌讳生搬硬套别人的想法和做法。

　　对彭巍而言，在哈佛读免疫学博士的七年无疑非常辛苦。前两年他们高强度地上课考试，在实验室轮岗。第四学期时进行严格的博士资格考试，不达标者就会被淘汰，因此人人自危。当年免疫学的教授们拿到美国自然科学基金的概率是三分之一，所以彭巍的专业主任试图让博士生从学生时代起就习惯这个过关率。

　　“读下这个博士，我觉得这辈子都不会有更难捱的事情。即便我后来得过许多非常折磨人的疾病，也没有感到是多么大的困难。”彭巍告诉财新记者，虽然艰难，但是她在哈佛收获了非常宝贵的功课，她总结为：挑战高难度题目不怕失败的勇气、高强度工作的耐力和毅力、独立做研究的能力、辩证思考的能力、极短时间内消化知识然后做presentation（陈述）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以及学术上的谦卑和诚实。

　　这个免疫学专业的前辈们流传一句名言：“我从来不帮下属，我不帮他们就是最好的帮助，这样不适合这条路的人可以早早改行。”听说中国实验室会有师兄师姐和小老板带领，彭巍说，“我们大多数实验室都没人指导你，完全靠自己。”

　　在博士研究上，彭巍选择了一个难题。她试图研究脂肪性抗原在人体内呈递的轨道，甚至想要破解全部通道。脂肪性抗原不像蛋白抗原那样因人而异，如果由此开发针对糖尿病和癌症的治疗方法，可以适用于所有人。一旦成功，在医学上潜能无限。

　　但是攻克难题的过程异常辛苦，“前几年基本就是练手”。勤奋的她经常工作到凌晨，并发现比她还勤奋的仍大有人在。如此高难度的挑战，最后结果并不理想。在她同届的八个学生中，有三个因为课题太难，经过多年的实验仍然得到了负面的结论。即便如此，他们在导师的说明下，依旧得以博士毕业。

　　“在那种学术气氛里，没人愿意做平庸的项目。”彭巍说，即便挑战不成功，即便辛苦，这样的研究经历还是令她终生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