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项目顾问、作家

　　现年75岁的高立希（Ulrich Kautz）是一位挺拔瘦高的德国人，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的汉语老师给他起中文名字的时候，一定注意到了他的个头。我在想，他翻译出版过的中国当代小说，加上他的学术著作码在一起，会不会赶上他几乎一米九的身高？可以肯定的是，那部650页的鸿篇巨制——《口笔译教学手册》，会长远地流传下去，影响德中两国几代翻译学人。

　　年过50岁，当教授变得无望后，高立希离开前东德地区，加入了德国国家对外文化传播机构歌德学院，负责全球的高级口译培训项目。他在中国培养的学生现在不少身居要职，比如北外德语系负责人王建斌、外交部高级翻译肖君、华东师大德语系宋健飞等，都亲切地叫他“老Kautz”。在德国，勤奋翻译中国当代文学的后起之秀们，也深受他的滋养。比如张爱玲、毕飞宇和苏童的译者马海默（Marc Hermann），就让高立希深感后继有人。

　　一个在语言学研究与教学、翻译理论与实践都有一流建树的人，一个在外交界、商务界、学术界和文学界均游刃有余的人，在退休前拿到的，是一个“编外教授”的头衔——终于有了教授的荣誉，但是缺少西德教授体系中的实权。这一切归结于他的前东德身份。

　　2007年，中国政府授予他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他在人民大会堂和顾彬一起领奖。之后，我们两人偷偷离开酒会，去机场附近的王朔家。高立希是王朔的德文译者。就着飞机轰鸣声，王朔给我们播放了让人心疼的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配乐。大家说过的话不记得了，王朔当时的精神状态有些断断续续。但从他家里出来，高立希和我交换了一个眼神，那一刻我明白，他是不会把王朔给译拧巴的。

　　八年后，再次在不来梅见到高立希，他和太太已搬到离唱歌剧的儿子家比较近的地方安度晚年。阎连科的《受活》刚交稿，他马上就开工译余华的《第七天》。他在外交场合练就的优雅依旧，记忆力的精确也一如既往，就像他不肯随年龄略微弯曲一点点的脊背一样，保持着完美。

　　在前东德生活50年保留下来的谨慎感，体现在他用词的斟酌，仍然如影相随，是他固有的一部分。

一到北京，我除了大吃一惊，还是大吃一惊

　　王竞：早在1961年你就作为东德的外交官来到北京⋯⋯

　　高立希：（打断）我不是外交官！只有党员才能当外交官，而我不是党员。我是作为民主德国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来到北京的，在使馆里当翻译。

　　王竞：哦，你是东德地区的人，参加工作前，在莱比锡的卡尔-马克思大学读中国语言和英语专业。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没有入党呢？

　　高立希：这跟家里的影响有关系。我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图书馆员，我们家里人从来都是所谓的“内心里的反对党”，一直如此。在父母给我们的教育中，共产主义不在其列。我第一次被劝入党，是1961年进外交部工作时，我说，我虔诚地信仰基督教。第二次被劝入党，我说我还太年轻，不成熟⋯⋯就这样一次次没入。

　　王竞：虽然不是党员，你大学毕业后仍然可以进入东德外交部工作？

　　高立希：我们这些大学生在入学时，必须跟大学签署一个毕业后服从党和国家分配的协议。我的学习成绩很出色，而外交部选拔的都是尖子生。这样，我一毕业就被分配到外交部，从莱比锡搬到了柏林。

　　1961年，柏林的氛围很压抑。我上班报到的日期是8月20日，8月13日开始修柏林墙，那天我正在波罗的海边上度假。我本来想度完假就想办法跑到西德去，当时还是可以靠关系、走一些通道过去的。但我刚到柏林，人生地不熟，墙一修完就走不成了。我感到非常沮丧。

　　外交部里全是党员同志，政治气氛呈高浓度，我非常不适应。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跟部里的一位老同事，去一个“跨界者”家里执行命令。

　　你可能不知道“跨界者”是什么意思，这是指当时住在东柏林但在西柏林上班的人。他们拿西柏林的工资，然后以一换十，在东柏林过着国王似的日子。我们的任务是，禁止他们再去西柏林工作。

　　王竞：这么说来，被派到北京工作对你是一件好事？

　　高立希：的确如此。当时东德驻华大使馆里有一位英文女翻译，她和南斯拉夫大使馆一个外交官有染，可南斯拉夫是我们的敌人，铁托是所谓的“反革命分子”，这在当时是大事。事发后她被立即遣送回国，而她的空缺急需被填补。这样，我进入外交部不到三周，就被派到了北京。那时我才22岁。

　　对我来说，能脱离柏林和外交部的那个压抑的氛围，去到风平浪静的北京是大好事，北京在我心目中就是台风眼，风暴中最安静和安全的地方。

　　王竞：你对北京城的印象怎么样？

　　高立希：北京我非常喜欢，天总是那么蓝。有时把照片寄回家，家里人说，你能寄几张天空带云彩的照片吗，也显得有些变化（笑）。可是北京的天空就是蓝得连云彩都少有！空气也非常好。从北京饭店贵宾楼的十层，可以一眼望到香山！那时北京没有什么高楼，建筑风格也很迷人，虽然有些地方土气、破败。我喜欢北京的一切，它跟我们从文学作品中读到的一模一样。那时除了几个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使馆等驻华机构，北京没有什么外国人。

　　王竞：1961年，北京真像你想象的那么平静吗？

　　高立希：一到北京，我除了大吃一惊，还是大吃一惊。我们的大使馆在东交民巷一个明清庭院里，应该是今天首都宾馆的位置，走路就能到天安门。我在那上班，也住在那里。院子边上长了几棵槐树，我看见中国人爬到树上，去摘槐树花吃。

　　当时，中国跟国际社会处于封闭状态，我们从外面不知道这个国家的任何事情。欧洲跟中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哪怕我们在东德通过西德的媒体，也完全没有看到任何报道说中国正在经历大饥荒！从1958年到1962年是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人没有饭吃，要吃树，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却对此毫无所知，这把我惊吓坏了！

　　另一件让我惊骇的事情是，苏联专家从中国撤走了，中苏关系正处于恶化状态。在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之间发生如此重大的政治纷争，无论大学还是外交部却都对我们百分之百地封锁消息，就连老师也对我们保密！

　　王竞：你们跟中国人的交往密切吗？

　　高立希：因为有前面说的政治局面，我们跟中国人的来往几乎为零。不仅我们这方面纪律禁止跟中国人有任何交往，中国那方面也有同样的规定。

　　王竞：你在外交场合亲身经历的中国和东德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高立希：糟糕得要命！它们互相是仇视敌对的关系。我们东德对中国而言跟苏联一样，都是修正主义。当然东德也立场鲜明地站在了苏联一边。但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本来是苏占区嘛。中方总是骂我们修正主义，我们坐在那里挨骂，受羞辱，有时真的要把双手握紧拳头，插在裤兜里，控制住自己不要回骂。

　　王竞：这么说，你要翻译很多骂人话！

　　高立希：那倒不用。骂人的话都不用我翻译，看表情大家就都懂了。

17年之后，我才有了与中国人之间的私人接触

　　王竞：你在东德驻北京大使馆一共工作了五年，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事件？

　　高立希：我想讲讲周恩来。1964年我们东德的第一任国家总理格罗提渥（Otto Grotelwohl）去世，周恩来到东德大使馆吊唁。我受命去王府井美术服务部买一只毛笔。我买了那里最贵的一支笔，其实也就五块九，但在当时是很多钱。插一句，我当时在使馆的工资是180块，根本就花不完。那时候的生活非常便宜，比如到金鱼胡同的和平宾馆美餐一顿，也就花四五块钱。周恩来到的时候，我为他开门引路。他下了车，我问候他：“您好！”他用德语对我说：“Wie hei en Sie， Genosse？”（同志，您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我叫“Kautz”，我的德国姓，于是他说：“Guten Tag， Genosse Kautz！”（您好，Kautz同志！） 他走进使馆，用四五分钟致辞表示了哀悼，我做了翻译，然后他用我买的毛笔在纪念簿上题了词。在告别的时候，又是我为他开门，他说：“Auf Wiedersehen， Genosse Kautz!”（再见，Kautz同志！）。他居然记住了我的名字！我这个使馆里最微不足道的人！这让我对周恩来产生了难忘的印象。

　　这样的经历，我一生中还经历过另一次，那是英迪拉·甘地。这两个人都没有必要对那些小人物投入任何关注，但他们都这样做了。1976年周恩来去世的时候，正好是我第二次在华工作期间。长安街上站满了悲伤哭泣的人，我也站在人群里，给他送行，对他表示我最后的敬意。我们都知道在“文革”期间是他阻止了更多恶行的发生。

　　王竞：你第一次是在1966年离开中国的，跟“文革”有关吗？

　　高立希：“文革”一开始，环境就变得不安全了。苏联大使馆和东德大使馆的大批外交官拖家带口，纷纷离开中国。东德使馆的其他外交官和我这样的工作人员都要陪同到机场，去送行。礼节上要去欢送他们，同时也是为了保护他们。我在场，也是考虑到如果遇到什么情况，可能需要翻译。在机场的红卫兵知道我是那个拿绿色护照——即非外交护照的人，就把我围起来，振臂高呼：打倒修正主义！打倒修正主义！我当时的感觉是，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因为外交官不可侵犯，所以他们对准了我。有一个红卫兵走到我面前，给了我两个耳光，虽然不是很疼，但还是很吓人。十天以后，我在使馆的工作时间到期，我回到了柏林。

　　王竞：天哪，带着两记耳光回到东德⋯⋯但你在1973 至1976年又第二次来中国工作了。是自愿来的吗？

　　高立希：我第二次来的原因很奇特。按照东德当时的规定，一个男性在满34周岁之前，都有参军当兵的义务。1973年，我将满34岁，正在柏林洪堡大学当英语老师，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去服兵役。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的。这回我在柏林有了关系，即我在外贸部的熟人。他们帮我找到了东德驻华商务代表处首席翻译官的职位。这样，我避免了服兵役，第二次来到了中国。这次我的太太和孩子都跟我到了北京。我留着大胡子，常被人当作马克思。

　　王竞：上世纪70年代“文革”中的北京，跟你60年代经历过的北京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

　　高立希：变得很不好了。那些让我喜爱的文化古迹，亭台寺庙，不是被封了就是被摧毁了。我深爱京剧。当我1961-1963年还是单身汉的时候，业余时间最大的消遣就是听京戏。我常去的是王府井北边的吉祥戏院，在那里度过了很多夜晚，看了很多出京戏。有一次我旁边坐了一位北京的老妇人，她听不懂台词，就用胳膊捅捅我，问“他说什么？”我就告诉她。几次以后她问我怎么都听得懂，我指指旁边的字幕：上面都写着呢。她很吃惊地看着我这个外国人，告诉我她不识字。第二次到北京的时候，这一切都被禁止了。到处放的是样板戏，我只听了一次，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出去吃饭也跟以前不一样了。

　　王竞：第一次在使馆工作时，你说和中国人的交往为零。这回交到中国朋友了吗？

　　高立希：第二次仍然不被允许跟中国人有任何私人接触。中国方面倒是比以前松了一些，但也没有根本的改变。在商务代表处那三年，我几乎每天上午9点到12点都在二里沟的进口大楼里谈判。最复杂的一次是关于东德的一整艘货轮，东德特意派了一位工程师来参加，大到螺旋桨的设计，小到医药箱里的避孕套，都谈到了。半年时间谈的都是这艘船。

　　王竞：1976年7月，你离开中国，从此和中国逐渐疏远了吗？

　　高立希：正相反。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几乎每年都要作为高级口译来中国工作几周。正是从那时候起，我和中国人的交往才真正开始。也就是说，跟中国打了17年交道以后，我才第一次有了与中国人私人之间的接触！

　　尤其到了80年代，和中国人交谈的时候，我有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居然敢于如此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我作为民主德国的人，对于不敢说出自己真实想法的习惯，是谙熟于心的。但中国人开始变得很大胆了。

只要我入党，教授的席位就是我的

　　王竞：1976年回去后，你打算转型做语言学研究。东柏林提供的学术环境好吗？

　　高立希：柏林的气氛比1961年时好一些，但我渐渐进入事业的瓶颈期。因为我意识到，无论多么优秀，只要我不是党员，就当不了教授。1980年我做完了博士后。1989年5月，也就是柏林墙倒的半年前，我们亚洲系的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对我承诺，只要我入党，9月份新学期开学时，教授的席位就是我的了。那时我快50岁了。我对这位女士说：算了吧，我都这么一把年纪了，还是让年轻人入党吧。这是我第五次被劝入党。

　　王竞：除了不是党员，当不了教授，你在前东德时期经历过其他危机吗？

　　高立希：1982年，我17岁的大儿子试图穿越边界逃到西德去。他并不是出于政治原因想逃离东德，他有他的心理原因，想换一个地方。但是，在东德我们没有出国的自由，所以他决定逃跑。那时边界上安装了自动机枪，人一碰到铁丝网，自动枪就开始扫射，他一共中了13颗子弹。幸运的是，他被射倒之后，倒在了西德边境那一边。他挣扎着爬到边境附近的人家。头两家看到这么血淋淋的一个人吓坏了，没有给他开门。最后，他还是被救了。

　　这件事对我们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从那时开始，东德国家安全局的人就成为我们家的座上客。他们动不动就来，一屁股坐在我们的沙发上，偷偷打开录音机，提出无数问题。我们度过了一段很艰难的时期。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他逃离六年以后，我的大儿子和我们才重逢。

　　王竞：那你在大学的工作有没有受到牵连？

　　高立希：非常难得的是，我的同事们都支持我，没有人落井下石！甚至那些是党员的同事都纷纷为我说话，把我描写成是一个对政府没有二心的人。事实上，我也的确没有过任何反对政府的行动，我不是造反者。说老实话，我也不敢造反，我胆小怕事，因为我有三个孩子，有一份自己爱做的工作，有属于自己的漂亮房子，我的日子过得不错，我没有具体的理由，威胁我生存的理由，一定要去推翻政府。尽管如此，柏林墙倒这件事，对我还是意味着一次巨大的解放。

　　王竞：这话怎讲呢？

　　高立希：我感到我的精神得到了解放。我再也不用去做违心的表态，终于可以公开表达我自己的思想。有了这种自由感之后，我惊讶地发现，其实我自己多年深藏的思想，离社会主义思想也差不到哪里去！我觉得共产主义有它非常可贵的地方，我只是不认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做法，不认同整个东欧地区和其他国家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践。

　　王竞：现在两德统一25年了，不少原东德人越来越怀旧，觉得从前也有挺好的地方。

　　高立希：这个说法一点不错。昨天我还跟我太太说，咱们东德时，人人必须种麻疹疫苗。现在种麻疹疫苗是自愿，结果这些天柏林很多幼儿园的孩子都传染麻疹了。

　　王竞：前东德还有什么好地方？

　　高立希：（想了一会儿）社会治安比现在好得多。因为一切都在严格的监控之下，所以犯罪率较低。不过很多人说东德时没有失业，这我是不同意的。那时虽然大家都有工作岗位，但很多人闲着没事干，这是隐藏的失业。我们没有思想自由，也没有出国旅行自由，没有行动自由，这是东德最大的问题。

柏林墙倒之后，我属于“政治上没有负担的人”

　　王竞：两德统一有没有给你的事业带来转机？

　　高立希：1990年我们成立了一个德国汉学家联盟，柏林墙倒后我属于“政治上没有负担的人”，大家选举我做联盟主席。我从前的同事们也加入了这个联盟，他们是旧时代享有优越感的人，他们当然想选举他们的代表当主席。但最后是我成功当选了。

　　此外，柏林墙倒后的第一届欧洲中国研究学会在荷兰的莱顿举行，很多西方的同事都鼓励我报名参加董事会选举，我顺利当选了董事。这在东德时期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不是党员，不准出国旅行，无法担任国际组织的任何职务。所有国际会议都是派党员去的。柏林墙倒后我也能出国去出席董事会会议了，有时去布拉格，有时去巴黎。

　　王竞：你在前东德时期还是受到了不少压制或限制。

　　高立希：不能说压制，压制是不准确的说法，是受到了限制。不过东德的情况就是这样，在高校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领域，做自己的事，我就老老实实做语言和翻译研究。语言跟政治没有什么关系⋯⋯

　　王竞：你上学时是有意选择了攻读跟政治遥远的语言专业吗？

　　高立希：那倒不是。当时年轻，没有太多想法，就学了这个专业。这的确造成日后的职业跟政治相关性不大，倒是挺不错的。我刚才说了每个人做自己的事，而上面希望我们不要“出圈”。我是做语言翻译研究和教学的，但是，如果我还要到处去作报告，写文章发表，这就是出了圈。虽然上面没有明确禁止，但现实中没人主动多做事情。

　　王竞：在“禁止”和“不希望”之间，还是有微妙区别的。听你这么说，前东德时期的不少人还是很乖的。

　　高立希：我当时在大学工作，业余时间翻译中国小说。而今天呢，我不仅翻译，还发表文章阐述我对这些作品的看法，这在前东德时期就算作是上面不希望的事情。假如我当时做了上面不希望的事，很有可能遇到麻烦。柏林墙倒后，在开拓事业方面，打开了很多新天地。

　　王竞：东西德统一后，对像你这样的原东德学者真的就是一片光明了吗？

　　高立希：西德同事们对我都很友好、尊敬，但是，交往真的不是那么简单。我的情况是，在东德时期，我的事业没有起色，因为我不是党员。两德统一后，我也没有当成教授，因为，我“太老了”。两德统一后都是按照西德的标准评教授，52岁是西德评教授的最后年龄界限。而且，我在西德也没有关系网。参评教授的方法也是西德式的，每个人要自己去申请。我一共向五六所大学投了申请书，但我永远被排在候选人名单老二的位置上，排第一的从来都是西德人。这里还是看得出东西有别的。

　　王竞：这回你终于不用跟前东德的党员较劲了，但是跟西德人的竞争里又出现了新的不公平。那么，两德统一25年后的今天，你的自我认同感是什么？你觉得自己是德国人，还是首先是东德人？

　　高立希：当然是德国人。我认为，东德人和西德人都是德国人。他们之间的差别其实没有他们自以为的那么大，只是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

　　王竞：你的这个观点很特别。换一个角度说，什么是东德人的典型特征？

　　高立希：在东德时期，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比西德的人际关系要近！

　　王竞：更近？！虽然每个人都在秘密警察的监视下或大家处在互相监视下？

　　高立希：听我解释嘛。我们当然跟不熟的人没什么交道可打。但是，正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氛围中，人们尤其需要可以无所顾忌地谈心的朋友。一旦找到这样的朋友，大家之间的关系就是非常紧密的。

　　王竞：在今天的德国社会里，你觉得还有哪些东西德差别？

　　高立希：两个不同的德国还是并存的。尤其对我们年老的这一代人来说，两德统一的进程还远远没有结束。对今天四五十岁的人而言，就是我的儿女这一代，两个德国的感受还是很明显，主要表现在心理上的感受，以及人生观、价值观的取向，个人行为方式等等，从东德过来的人跟西德人是很不一样的。到了我的孙子这一代，20岁左右的人，那就完完全全只有一个德国了，他们感受不到从前的分裂痕迹。

　　王竞：请举个例子，有什么不同？

　　高立希：（想了很久）怎么说呢？我儿女这一代人对西德提供的这种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还是没有进入“想当然”的境界，会常常对此感到欣喜。他们做人很谦卑，对物质生活没有过高的要求。而且，在和人相处时，他们比西德同龄人待人更加亲切，更加投入。

读完史塔西档案，我感到释然

　　王竞：在翻译学和中国小说翻译这两个领域，你今天已经是中德两国公认的大家。你是怎样开始做中国当代小说翻译的？

　　高立希：这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开始。我工作的洪堡大学有一位文学研究者在编两部中国短篇小说选集，我报名翻译其中的几篇，尝到了翻译文学作品的乐趣。东德电视台有时还播放中国80年代的电视剧，我翻译过电视剧剧本，还翻译了林海音的电影剧本《城南旧事》。

　　我翻译的第一个大作家是王蒙，随后是邓友梅、陆文夫。东德最大的文学出版社奥夫堡（按：奥夫堡的德语含义是“建设”）相当积极地出版中国的当代小说。1988年，奥夫堡跟我签约翻译邓友梅的《烟壶》和《那五》，计划将这两篇小说做成1990年莱比锡书展上年度最美的书。书中的插图很精美，我也贡献了不少我在北京时搜集的鼻烟壶的样式和照片。

　　1989年11月9日下午5点，奥夫堡出版社举行了年度翻译奖颁奖典礼，我被授予奥夫堡年度最佳翻译奖。这天晚上，我们在家里喝酒庆祝。到了大约晚上9点半的时候，每个人都喝得差不多了，于是习惯性地打开电视。电视画面上全是博恩贺尔穆尔大街上的人们正在翻墙，跨越边界！虽然已经喝了不少酒，可我们一眼就看懂了柏林城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些日子一直充满动荡，这天晚上出现这种局面是动荡的一个终结。我们当时住在离柏林市中心开车三刻钟的一个区，恨不得立即开车进城，加入激动的人流！问题是，我们已经喝了不少酒。可是，我们这些老实巴交惯了的东德公民啊，思前想后，觉得自己喝了酒，怕被警察罚款，最后还是乖乖地留在了家里！就这样我们错过了在现场亲身经历这一历史时刻。其实人家警察在这样一个夜晚有比抓酒驾更大的事啊！

　　王竞：你的获奖与柏林墙倒居然是同一天！后来邓友梅的书出版了吗？

　　高立希：因为事先一切都安排好了，所以不管墙倒不倒，邓友梅的《烟壶》《那五》已经在印刷机上开印了。1990年初，这本书按照东德标准印量一万册上市了，而且还内定在1990年莱比锡春季书展上作为年度最美的书登场。但是墙一倒，人们的阅读兴趣一下子就倒向旅游书、菜谱、西方文学⋯⋯那些从前读不到的书，现在终于可以敞开读了！邓友梅这本书于是就像一坨铅块，压在书架上，一动不动。最后只好化纸浆了。其实这真是一本不错的书，可惜它的命运就是这样。

　　王竞：你翻译过不少重要的中国当代小说家的作品，除了王蒙，还有王朔、陆文夫、余华、阎连科等。哪位作家在德语区的图书市场表现突出？

　　高立希：我拿的翻译费是跟一本书的长短挂钩的，跟市场销量无关。除非一本书卖过了5万册，我还能拿到一笔额外的翻译费。但这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么多年一直在加印重印的，是陆文夫的《美食家》。可惜我不知道这本书的具体销量。但我猜，《美食家》是迄今最成功的一本小说。我本来以为陆文夫不是一流的小说家，但在翻译过程中，我发现这是一本十分宝贵的文学作品，他对“文化大革命”这个主题的处理，深深打动了西方读者。

　　王竞：我是否可以说，在前东德时期，你是一位对政治漠不关心但是业务能力很强的学者和翻译家？

　　高立希：我不同意说我对政治漠不关心。我对政治很关心，甚至非常关心。我在私下里跟我的好朋友分享我对政治的看法，对当局的不满，只是我没有行动。当然，跟好朋友分享也是有一定风险的。

　　东西德统一之后，有的人在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秘密档案（按：史塔西档案）里发现了很丑恶的东西。我们这里有一个著名的案例，一位前东德知名的反对党人士，发现她的丈夫原来受国家安全部之命，一直在暗中监视她。她毫无察觉。自己的丈夫啊！我也读了我的史塔西档案。

　　王竞：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或有心情去读自己的史塔西档案。你为什么想读？你是哪年读的？读到了什么？

　　高立希：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秘密档案在两德统一后就存放在档案馆里，每个前东德的公民都有权申请读自己的史塔西档案，也可以复印。其中很多名字被遮挡，出于不要挑起仇恨的原因。

　　我是在1991年去读我的史塔西档案的。一共180页，静静读完，我感到释然——没有亲人和亲密的朋友在告密行列里。那些告密的人，虽然名字被挡住，但我还是能通过回想复原当时的情景，或者通过笔迹，猜到是谁。但这已经不重要了。

　　王竞：你对自己的一生满意吗？

　　高立希：我其实很后悔自己选择了翻译这个专业，我指的是口译。因为我一直在说别人的话。由于不是党员，我不能为国家“一号人物”比如昂纳克翻译，除此之外，前东德的很多国家领导人我都口译过了。跟口译相比，我更喜欢笔译，做中国当代小说的笔译让我很享受。█

　　感谢不来梅孔子学院玛雅和张建萍女士为采访提供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