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6年异军突起，到全国省级电视台前三、“五星上将”（全国最具影响的五家省级卫视），而后滑至全国第十，安徽广播电视台过去18年时间经历了一个生长“抛物线”。最近一年更使其跌入低谷的，是七名现任和前任管理层陷入腐败窝案。

　　2014年9月，时任安徽广播电视台广告中心主任王茂盛被带走，成为窝案的“先声”。而后，原安徽广播电视台台长张苏洲、台办公室副主任程朝阳、电视序列总编室主任肖融、台服务中心主任宋晓峰相继身陷囹圄，曾经担任广告部主任14年之久的原安徽电视台副台长、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300133.SZ，下称华策影视）董事吴涛也卷入其中。

　　2015年2月10日，安徽省检察院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2月9日，经省检察院指定，淮南市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安徽广播电视台副台长赵红梅（副厅级）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侦查中。”

　　知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赵红梅是在2月9日出席一次广电行业电视电话会议的合肥分会场，被检察机关直接带走的。

　　上述人士在安徽台的供职历史，可以从1985年（吴涛进入新闻部开始）延至2015年（赵红梅被带走），尤其是吴涛、张苏洲、赵红梅，成为理解这座省级电视台兴衰沉浮的重要人物。

吴涛的淮军

　　吴涛现年61岁，出身行伍。他经历了安徽台从“农村台”到上星乃至成为“五星上将”的历史，是其间最重要的操盘手。在这个内陆经济落后省份，吴涛创造了诸多行业神话。

　　1985年，吴涛分配至安徽电视台新闻部，曾短暂调赴省广电局总编室，1989年以第一名的高票竞聘为安徽电视台广告部主任。当时，他的魅力、人缘、能力已经显现。

　　熟悉吴涛和这一段历史的安徽广电系统人士向财新记者回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普遍还不知道广告为何物，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安徽台广告部的人员多是“老弱病残”，由新闻、文艺部门选剩下的一些人员充任。

　　吴涛的人格魅力在当时已经展示了出来，在安徽台发布竞聘公告后，广告部的一些元老劝说吴涛参加竞争，甚至在夜里挑灯为吴涛抄下了竞聘公告的全文。而吴涛不负众望，高票当选，直至2003年“下海”创业，担任安徽台广告部主任14年之久。

　　在一次海峡两岸广告行业交流会上，吴涛认识了有台湾“广告教父”之称的前台湾奥美广告执行创意总监孙大伟等著名广告制作人。吴涛请教孙大伟，如何才能做出好的广告片。孙大伟建议他，要做好片子，不要让电视台做，要让企业做。

　　时值1992年邓小平南巡，市场经济回暖，回到合肥，吴涛决定成立一家广告公司，并真的引入台资，筹建了金鹃国际广告公司（下称金鹃广告）。尽管台商很快撤资，但金鹃广告第二年即实现收支平衡，第三年开始盈利，此后连年增收，1998年安徽电视台的广告收入跃至全国省级电视台首位，拍摄了许多在安徽兼具品相与卖点的广告片。

　　一位创始团队的成员对财新记者回忆，吴涛的头脑很清楚，台商撤资后，他出任金鹃广告董事兼总经理。一次内部会议上，他说：“人要做一件事情，要么为名，要么为利。我不为利，不从金鹃支取一分钱，我只为名。”

　　电视台毕竟具有事业单位属性，在变革面前反应相对较慢。金鹃广告适时地充当了安徽台的“试验田”，核心就是建立更合理的人才竞聘体系、多劳多得的市场化激励体系。1997年，吴涛力推“创世纪工程”，吸纳并激励产生了一大批后来在省级电视台、酒类营销、媒介营销等领域的骨干人物，“电视广告淮军”由此产生，吴涛也自然成为了“淮军”擎旗人物。

　　金鹃广告对安徽台的贡献远不止贡献了利润。作为“25频道”的经营者，金鹃广告1995年即开始为之进行品牌定位——“天天看电影”的影视频道，并策划了“马瀛看电影”等经营性栏目。这使该频道获得了巨大成功。

　　频道定位的思想也带入了安徽卫视。在新闻、体育、娱乐资源稀缺的中部省份办台，安徽卫视选择做“电视剧大卖场”。

　　1997年，甫一上星的安徽卫视创造了全国省级卫视收入冠军的奇迹。2000年第一次进入上海市场，“周末大放送”（周末全天连播电视剧）帮助安徽卫视迅速成为“现象级事件”，在当地的收视率一度达到10%。

　　由于重视观众收视习惯的调研，安徽卫视很早就将全天的电视剧播出时段划分为八个剧场，分别瞄准不同的收视人群。比如，上午是老年男性收视的时段，主要播放战争题材的电视剧。

　　安徽台广告部（后改为广告中心）和金鹃广告在尝试的另一件事情，对安徽台“以剧立台”和吴涛个人之后的发展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

　　1997年，安徽台购买了央视索福瑞公司的收视率数据，但问题是，收视率数据都是在电视剧或节目播出后得出的，不能对电视剧采购和节目制作提供事前的参考。在一些既有收视率、收视习惯等数据的基础上，是否可以建立一个体系，提前预判收视率？这是当时吴涛的“大数据”意识，他带领金鹃广告和安徽台广告部为此做了不少开创性尝试，吴涛也因此被称为国内“少数把收视率研究透了的专家之一”。和做广告营销必须研究消费者一样，吴涛比较早地意识到观众的重要性。此后，这也成为吴涛创业的优势，而金鹃广告也成为国内广告营销尤其是酒类营销人才的“黄埔军校”。

　　2000年是吴涛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他受聘为全国顶尖的4A广告公司上海实力媒体总经理，期间短暂回归安徽台就任分管总编室和广告中心的副台长。

　　在安徽电视台副台长、实力媒体总经理两个岗位一度摇摆之后，2003年，即将50岁的吴涛正式从安徽台内退，离开体制，接盘实力媒体旗下的克顿伙伴管理顾问公司，后将其更名为上海克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下称克顿传媒），之后的2005年，他开始了涉足影视制作与投资。

　　对于这次离开的原因，业内人士分析不一。一些人说，吴涛可能越来越觉得体制环境受限，希望放手一博；另有人说，吴涛在一个容易涉及利益和灰色地带的岗位任职太久，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适时离开，是安徽台对吴涛的“爱护”。

张苏洲的王国

　　2014年10月30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安徽广播电视台原党委书记、台长张苏洲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2015年2月，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决定以受贿罪逮捕张苏洲。

　　张苏洲不是在十八大后第一个落马的省级广播电视台台长，在他之前，原辽宁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史联文，2013年11月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被立案调查，2014年7月，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判处史联文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中央纪委网站3月18日的第二期“忏悔录”栏目，刊发了史联文案的犯罪事实。其中提到，“影视剧购销，是一个容易滋生腐败的领域，大权在握的史联文深谙影视行业的‘潜规则’，利用手中的购剧权牟利，甚至让一些质量不高的影视剧也登上了荧屏。2008年，在史联文的‘关照’下，一家公司将自制的电影推销到辽宁电视台播放，为了表示感谢，公司经理白某送给史联文一张银行卡，此后，陆续往卡里汇钱430万元；节目购销中心推荐一部电视剧，虽然审片组大多数同志审看后提出不同意见，但在史联文的授意下，中心仍然以每集60万元购买，总计2041.01万元；有一次，在没有听取审查小组意见情况下，节目购销中心花费4128万元购置了5部电视剧。其中一部古装剧还因为收视不达标等原因，在电视台仅播出3集就停播了；此外，辽宁广播电视台还以首轮黄金档每集35万元购买了一部电视剧，而该剧同时期出售给其他卫视的价格仅为每集2万元”。

　　另外，作为电视台的“一把手”，史联文大事小情“一把抓”，决策拍板“一言堂”，财政花钱“一支笔”，选人用人“一句话”，把单位当成自己的专属领地，进行权力“垄断”，用公权力牟取私利，“利用电视剧的订购决定权收受制作人、发行人贿赂人民币571万元，港币20万元；利用广告公司签订合同的决定权，收受广告公司经理贿赂295万元；利用人事录用决定权，收受请托人贿赂54万元；利用干部任免权，收受下属人员贿赂420万元”。

　　目前检方尚未公布张苏洲的具体涉案原因，但据财新记者在安徽等地调查采访所知，史联文出现的很多问题，在张苏洲身上也都有体现。

　　生于1953年的张苏洲是军人家庭出身，籍贯江苏，经历过知青下乡，在农村当过老师。上世纪80年代，曾担任安徽省委宣传部长秘书。2003年，张苏洲升任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2006年4月，任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局长、安徽电视台台长；2010年12月，安徽电视台与安徽人民广播电台等合并为安徽广播电视台，张苏洲集党委书记、台长、总编辑于一身。一直到2014年7月，安徽广播电视台召开处级以上干部会议，张苏洲正式卸任安徽广播电视台台长、党委书记、总编辑职务，他掌管安徽电视台长达八年多时间。

　　张苏洲在合肥传媒圈有两件出名的事。一是他的司机被交警开了罚单，他调动电视台连续十多天“揭批”合肥交警。另一件，张苏洲爱好乒乓球，经常有许多下属陪他打球，他还曾安排乒乓球运动员到电视台工作。

　　张苏洲的任期内，安徽广播电视台修建了一座占地面积273亩、主楼高226.5米的广电新中心大楼，是合肥市最高建筑，有亚洲最大演播室，一期工程总投资30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安徽省宣传文化系统投资总额最多、功能最齐全、技术设备最先进的广播电视工程”。

　　有人告诉财新记者，在广电大楼，张苏洲独享了一层办公室，并配有专门的厨房和厨师。张苏洲曾放言，全国省级电视台中，比安徽台有钱的没安徽台占地面积大，比安徽台占地面积大的没安徽台有钱。

　　张苏洲对安徽台有诸多改动，其中包括两次改革。

　　2007年，刚上任的张苏洲在“纸馅包子”假新闻事件之后，在安徽电视台推行竞聘上岗制，将一部分“临时工”转为台聘职工。他还曾尝试频道制改革，但后期担心放权过大，又中止了这一改革。

　　在电视剧购买和广告经营两方面，张苏洲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例如将原来部分购片人员调离，不允许广告中心参与购片事宜，将广告经营收入统一管理，统一分配，大体趋于平均主义。

　　内部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张苏洲进行上述调整的理由是防止购剧部门滥权和腐败。安徽台购剧人员多则五六个，少则三四个，而每年购剧资金多达10亿元左右，每个购剧人员握有的权力和寻租空间都极大；广告中心既参与购片，又负责经营，以往通常是由一名副台长兼任广告中心主任，并分管总编室，权力很大。防止这两个领域的腐败，不能不说紧要。

　　但上述人士对财新记者说，张苏洲的调整，不过是“权力在别人手里，要拿到自己手里”，因为看不到与此相应地建立监管体系，反而在摧毁原有的电视剧收视预判体系、广告客户信用体系与折扣体系，变为由台长自己拍板决定。

　　他认为，监督权力的办法是建立更好的制度，比如，在电视剧采购过程中，不是不需要有经验的购片人员发挥个人的作用，而是可以在评片机制、购买程序上更加完善，多人同时参与采购，完善款项管理制度等等；在广告经营中，不是不能让业务员、部门负责人有相应的权力给客户以折扣，而是让折扣阳光化。

　　以往安徽台有一个相对定期召开的评片例会，电视台领导、广告中心（包含广告公司）、总编室（包括编排、推广、购剧部门）参加，讨论片子质量和推广计划等。“张苏洲任期的后四五年，这一例会已名存实亡，要么不能定期开，要么开会也无法开诚布公地讨论。”上述人士说。

　　对广告收入分配方式的调整也让广告部门人员不满。“多劳多得”的激励机制早在上述吴涛时期已建立，张苏洲时期，台里提创收任务，但又不让广告部门参与产品（如电视剧）生产和采购，广告部门认为这根本无法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冲突由是产生，尤其是金鹃广告与电视台的矛盾逐步升级。

　　在安徽省发展文化产业的大势中，金鹃广告和网络电视台等经营性公司脱离电视台，整合至安徽省广电传媒产业集团。数位知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矛盾激化时，安徽广播电视台威胁不再让金鹃广告继续代理广告，广电集团则回应说，如果不让金鹃广告代理，就在网络电视台的平台上“封杀”安徽电视台。最终，金鹃广告创始元老、总经理徐建国于2011年出走。至此，“电视广告淮军”或出走创业，或调至他台，或年届退休，神话告一段落。

　　在安徽广播电视台内外，张苏洲被评价为一个“职业官僚”。评价者在对财新记者描述时，特地强调“职业官僚”是区别“技术官僚”而言，指将电视台视为宣传工具、从未有过传媒一线经验的“官僚”，业务能力、管理思维令人怀疑。

　　早在2003年，安徽卫视即斥资过亿在北京打造影视基地，但直至张苏洲时期，安徽台依然没有足够的实力独立投拍电视剧。知情人士对财新记者说，反而，“影视基地”成为了安徽台的一块优质房地产。

　　张苏洲在安徽广播电视台最让人诟病的两个人事调动，就是将原分管广告中心和总编室的副台长邹晓利安排分管广播电台，将原常务副台长王学锋调离。

　　王学锋1983年就进入安徽电视台，曾是台内最年轻的副台长，主导策划“记者档案”“剧风行动”“第一时间”等国内较有影响的电视栏目。但2007年，他被安排去安徽省最小的县石台县挂职副县长。2009年回台复职一年多，2011年又明升暗降，被调任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最终他选择离开合肥，赴北京创业。

　　顶替王学锋的是张苏洲原在省委宣传部的旧日同僚、安徽省人大常委会一位原副主任之女赵红梅。赵红梅生于1971年，原是滁州地区商业干校教师，其父升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次年，即1993年，调入安徽广播电台任记者。两年后转入仕途，先后任安徽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文艺处处长、新闻处处长，2008年3月进入安徽电视台，历任副台长、台长；2010年12月起，任安徽广播电视台副台长，分管电视序列。

　　电视剧“卖场”的播剧方式极易复制，没有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电视剧质量下滑，观众收视习惯改变，其他卫视的赶超，使安徽台的立台方针和地位受到挑战。但同时，伴随着王学锋等节目策划、制作人才的流失，安徽台节目创新能力上与湖南、浙江、江苏等已不可同日而语。

　　知情人士介绍，“中国好声音”正式在浙江卫视播出之前，节目制作方上海灿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曾与安徽台接触，但最终不了了之。一部分原因固然是此时安徽卫视的地位已略逊于浙江卫视，但另一方面，浙江卫视的机制也比安徽卫视好很多。

　　多位台内资深员工对安徽台在张苏洲时代的落后感到痛惜。“台内节目创新的氛围与此前也截然不同。”一位已经离职的前高管对财新记者说，“曾经，台里不拘一格选人才，用竞标的方式选择好的节目，很多年轻人都愿意做制片人，出现了‘超级大赢家’、‘剧风行动’等优秀节目。但张苏洲时期，这种氛围确实被改变了，从中层到副台长，在张苏洲面前大多显得唯唯诺诺，甚至对旁人称‘领导高兴我高兴’。”

　　另一位仍在台里任职的主管也表示，如果不说安徽台近几年在退步，至少可以说没有进步。比如，2008年安徽电视台广告收入过十亿元，在全国省级电视台算领先者，如今，安徽台依然在一二十亿元，而一些省级卫视广告收入已经达到百亿级，差距不言自明。

　　“安徽台错过了电视的‘黄金十年’。”上述一位人士说，这一颓势并不完全是张苏洲任期开始，也不完全是张苏洲造成，“只是，他有很大干系”。

窝案

　　张苏洲卸任安徽广播电视台台长，担任安徽省政府参事三个月后，即遭到调查。

　　调查从安徽广播电视台广告中心原主任王茂盛开始。但王茂盛贪污受贿案后来被另案处理，今年2月初在合肥开庭初审，检方仅起诉了其19万元的受贿与贪污情节，包括收受安徽台十大广告代理商之一、合肥求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10万元人民币和一块价值4.85万元的卡地亚手表。据财新记者了解，王茂盛另案处理的原因，一方面是2011年后才任这一职务，历时较短，涉足不深，另一方面是主动招供，检举他人。

　　赵红梅和吴涛，是此次窝案调查除张苏洲之外的两个主要方向。

　　今年3月25日上午，安徽省检察院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省检察院日前决定以涉嫌受贿罪逮捕安徽广播电视台原副台长赵红梅。经审查，赵红梅利用职务之便，在广告业务、电视剧和服装采购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

　　赵红梅实际分管安徽电视台超过五年，财新记者了解到，向赵红梅行贿的人数可能达到80余人。由于张苏洲被带走后，包括赵本人在内安徽台有多人被约谈，赵红梅对被捕似乎早有预料。据称，办案人员在赵红梅家中一枚戒指都没有搜到，而且她已准备好看守所内所需衣物。

　　张苏洲被带走后，吴涛亦有两次被约谈，第三次约谈在今年春节前，之后一直未归。3月17日晚，国内知名民营影视剧公司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吴涛正配合安徽公检法调查，具体情况不详。吴涛因安徽广电系统窝案“协助调查”的消息首度公之于众。

　　根据财新记者的调查，吴涛与安徽广电窝案的关联，并非因其早年在安徽台任职的经历，而是因为他在上海克顿传媒再创业后，与安徽台及安徽台主要领导张苏洲等人发生的利益往来。

　　吴涛2003年离开安徽电视台到上海，从实力媒体接盘克顿传媒，早期从事自己比较熟悉的媒介咨询服务，他同时还担任安徽台的经营顾问。2005年起，这个从“以剧立台”的安徽电视台走出来的广告人开始涉足影视剧行业。最初五年时间，克顿传媒更主要的角色是引进、发行和咨询公司，直至2011年，克顿正式与电视台或制作公司合拍电视剧，安徽台正是其主要合作方和购片方。

　　根据已披露的资产财务数据，2011年至2013年，安徽广播电视台一直是克顿传媒的第一大客户。2011年和2012年，克顿传媒分别从安徽电视台获得了1.02亿元和0.77亿元电视剧播映权的销售收入，2013年前三个月，从安徽台获得了0.62亿元电视剧播映权销售收入。这些收入分别占到期内克顿传媒电视剧播映权销售收入的30.78%、13.09%和29.59%，而克顿传媒这期间的影视剧收入占其全部收入的95.86%-98.87%。

　　克顿传媒也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主要供片方。如果按国内一二线卫视普遍每年购剧投入10亿元测算，上述年份里，安徽台最多时有十分之一的购剧资金给了克顿传媒。比如2011年安徽卫视从克顿传媒购买了三部电视剧共200集，按安徽卫视当年的节目编排（每周“黄金时段”播出19集电视剧），这意味着安徽卫视当年有五分之一的黄金时段在播出克顿传媒的电视剧。

　　熟悉吴涛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创业后的吴涛依然痴迷于设计新的系统方法，以更加精准地预判电视剧收视率。上述人士称，克顿传媒可以从500字的故事提纲开始计算，收视率预测的准确率超过70%，走上电视剧投拍道路也就顺理成章。

　　他认为，“克顿传媒和安徽广播电视台的合作，固然有吴涛身为安徽台老人的缘故，但更应该算是吴涛帮助安徽台，因为克顿传媒投拍的电视剧大多获得了不错的收视率，而且是优先卖给安徽台”。2011年，克顿传媒的《夏家三千金》《娘家的故事3》两部剧在安徽卫视独家首播，前者曾是当年安徽卫视收视冠军，后者是克顿传媒与安徽电视台联合出品。克顿传媒引进的一些境外电视剧也在安徽卫视播出，其中2011年引进的泰剧《天使之争》，是安徽卫视第一次尝试播放泰剧。

　　公开消息称，2013年华策影视收购克顿传媒之后，亦与安徽台达成了每年供片200集的约定。

　　据财新记者了解，目前检方调查的一个主要方向，是吴涛是否为张苏洲等人在克顿传媒代持股份。

　　据安徽省检察院官方公布，“窝案”中另外逮捕的三人，安徽广播电视台办公室副主任程朝阳、电视序列总编室主任肖融、台服务中心主任宋晓峰，分别涉及旅游业务承办、服装采购、电视剧采购，以及工程进度及质量监管、工程款的审批拨付等方面受贿。

　　财新记者了解到，安徽广电新中心大楼基建、造价等方面可能涉及巨额回扣，但因为宋晓峰任内主要负责职工住宿小区的建设，而非这一大楼，所以宋涉及的工程问题可能远不是窝案的核心。

　　有消息称，肖融在电视剧集采购中约涉案200万元。肖融从新闻部到总编室已有十余年，熟悉他的人认为，他这次涉案更多是被拖下水。这位人士认为，对比整个电视剧采购行业的黑幕，“200万元的金额实不算多”。

　　一位在影视投资行业浸润多年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电视剧采购回扣可能达到5%-10%，而电视剧的整体发行成本，可能约占15%-20%。一位国内知名编剧印证了这一说法。他告诉财新记者，他曾担任编剧的一部电视剧最初遇到了发行困难，制片公司委托了一家专营发行的影视公司，他亲眼见到发行人员提了一箱子钱去某省级电视台，发行很快就取得了成功。他估算制片公司付给发行公司的成本约占到总收入的15%。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电视剧市场的不透明、买卖双方不对等以及流程监管缺失有莫大关系。安徽台广告中心原副主任俞湘平曾在《广告淮军》一书中撰文指出，虽然中国有电视剧展销会等交易市场，但绝大多数的电视剧购销依然是私下进行，缺少一个公开透明的平台。

　　知情人士透露，国内各省级电视台一般有三至六名购片人员，全国的电视剧“买手”大致仅有180人左右。在以往“一剧四星”（一部剧可以同时在四家卫视上星播出）和“一晚三集”的政策下，每年各省级卫视的首播剧约140部（2013年为144部）。但全国每年获准发行的新剧少则420部左右，多则500余部，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二发行中的新剧无法在省级卫视播出，这直接意味着亏损。事实上，业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电视剧制作机构的盈亏情况，大概就是8:1:1，80%可能赔，10%可能赚，10%可能平。

　　在中国电视剧市场，每年除掉大概一二百部电视剧的确因质量太差无法销出，以及十部左右各台抢购的好剧，还有200来部电视剧将经过全国大约180位电视剧“买手”的挑选，其中140部左右上星播映。央视和一二线省级卫视是最佳选择，安徽卫视就是一个不错的买主。

　　一位曾在电视台工作多年的人士介绍，电视剧采购时的营销费用监管存在漏洞，容易落入个人腰包。

　　2014年4月，国家广电总局宣布了“一剧两星”和“一晚两集”新政：自2015年起，同一部电视剧每晚黄金时段联播的卫视综合频道不得超过两家，同一部电视剧在卫视每晚黄金时段播出不得超过两集。

　　2015年4月10日，安徽卫视宣布了“上星18年来最大的频道改版”，核心是取消晚上十点的星光剧场，重磅打造多达25档综艺节目，包括三档亿元巨制的节目《星动亚洲》《丛林的法则》《环球少年派》。

　　这一改版发生在安徽广电窝案和“一剧两星”“一晚两集”的政策背景下，受访人士对财新记者说：“不知道是不是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