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垃圾威胁
北京,朝阳区金盏乡长店村,坝河支流北小河在这里拐向东南。6月3日,在离河道不足20米的地方,一个体量达4.5万立方米的老旧垃圾填埋场正在开挖。这是一座正在治理中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
大坑边缘,露出许多与碎砖石混在一起的陈旧塑料袋。在坑的四五米深处,地下水正浸泡着这些陈旧垃圾。在坑旁,大量含水垃圾正在晾晒,等待筛分。
显然,垃圾中的众多污染物已经对地下水以及附近土壤造成污染。从2006年至今,北京已治理这样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近千处,尚有70余处等待治理。
在治理以前,由于此垃圾填埋场早已停止倾倒,垃圾场表面上看还只是一片长草的荒地。若非经过勘察,这些生活垃圾和地下水的“亲密接触”便难为人知。
像北京长店村的这种非正规垃圾填埋场地,据专家估计在中国大中小城市中有上万处。这与中国的垃圾清运史有关,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中国的垃圾全面收集运输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到了上世纪90年代才逐渐开始建设具有一定环保标准的卫生填埋场。中国建国后长达40余年的非正规垃圾处理史,加上近20年来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一直低于垃圾产生量的实际情况,致使中国各大中小城市产生了数量可观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
非正规垃圾填埋场是指利用自然条件堆填,没有按照垃圾卫生填埋场建设的规范标准进行完善的边坡、顶部、底部防渗漏设计和建设,且垃圾积存量在200吨以上的垃圾填埋场。同时,这种填埋场未经过相关政府部门审批程序,办理土地用地、规划、立项、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法批准手续。
用科学的环境眼光看,非正规垃圾填埋场对环境的污染是全方位的,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会深受其害,进而还会波及相关人群的身体健康。尤其地下水和土壤污染可能持续多年,或可造成难以挽回的环境后果。有业内专家称其为垃圾“炸弹”。
2006年至2008年期间,为了备战奥运会,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开始拆除这些老旧垃圾“炸弹”。经仔细调查和核实,全市存在着1011座非正规垃圾填埋场,其中有12%的非正规填埋场被评定为高度危险等级。从当年至今,北京市共计投资50余亿元对这些“炸弹”进行科学处置。
专家推断,现如今,全国仍可能有上万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但北京之外的其余城市,并没有获得类似备战奥运会这样的处置契机。甚至绝大多数城市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一问题。2012年,住建部曾发文要求各地方对非正规垃圾填埋场进行普查,但应者寥寥。在媒体报道上,公众也鲜见各地主动治理这些“炸弹”。
这似乎是一个沉睡的问题,但沉睡无疑是要付出巨大环境代价的。拆除上万个垃圾“炸弹”,是中国走向生态文明必须要补的课。
非正规垃圾场危害
一座达标的卫生填埋场,铺有天然材料或人工合成材料的衬层,用以隔断垃圾填埋场产生的渗滤液与地下水之间的联系,还设有填埋气体的收集和导排系统,用以处理垃圾厂内物质相互作用产生的有毒有害气体。但非正规垃圾填埋场,缺乏这所有的防护条件。
正规垃圾填埋场是封闭的,与外界是隔绝的,而非正规垃圾填埋场与周边环境是相通的、敞开的,对周边的水、空气和土壤直接产生影响。
多名专家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指出,非正规填埋场的填埋气排放常处于无控状态,存在火灾、爆炸等安全隐患,还会通过散发恶臭气体、甲烷等有毒有害气体污染大气。
垃圾场在使用和废弃后的很长时间都会产生渗滤液。渗滤液是垃圾在填埋过程中,经过发酵、雨水淋刷、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浸泡产生的废水,成分复杂,含有多种污染物,会对水体造成严重污染。
《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上一份对国内外垃圾渗滤液中有害有机物研究的综述显示,目前国内外垃圾渗滤液中已查明包含200余种有机污染物,包括半挥发性的脂肪烃及其衍生物、苯系物及其衍生物、多环芳烃、邻苯二甲酸酯类以及杀虫剂、除草剂、农药等等。其中数十种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有危害作用,这些污染物在地下迁移扩散,对人类的健康产生极大威胁。
广东省环境卫生研究所郑曼英等对广州市老虎窿和大田山两个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周围环境进行了五年的追踪监测,证明两个填埋场的垃圾渗滤液对地表水的污染主要是BOD(生化需氧量)、COD(化学需氧量)、总氮和总磷,对地下水的污染主要来自难降解的有机污染物和铅、镉等微量重金属元素。
填埋场位置的地质条件也会影响到污染程度。砂砾石地区地下水受污染程度往往比粘性土地区地下水受污染程度高。
土壤污染也易被忽视。在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的过程中,土壤是环境中污染物的重要汇集地。如果耕地被污染,还会造成农作物减产,进而通过食物链危害人体健康。
温州市环境保护设计科学研究院宋跃群等通过对温州杨府山生活垃圾填埋场底部土壤污染的调查研究表明,该填埋场底土和周边浅层土壤均已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污染深度平均在垃圾填埋层底部4米深以内,主要为镉、汞、铅等重金属污染与总硫污染。
北京十年整治
从2006年开始,北京市在全国最早开展了非正规垃圾填埋场的治理工作。
“这其实是一个奥运遗产,召开奥运会时需要对环境卫生进行大的改善整治,提高卫生水平。2006年开始着手准备调查报告,有多少、需要花多少钱,奥运会前后各要干什么,做一系列前期工作。” 北京市环境卫生设计科学研究所(下称北京环境科研所)所长卫潘明向财新记者介绍。
“第二是因为南水北调,这会导致地下水抬升,为了确保水不被污染,我们就要提前把垃圾清理掉,特别是与水有关的。”
经过两年研究和调查,北京环境科研所得出的结果是:北京市18个区县共有1011 座非正规垃圾填埋场,垃圾总量达到了8000万立方米,占地面积达到2 万亩。这些垃圾填埋场以生活垃圾和建筑渣土为主,总囤积量为7717万吨。风险等级从高到低分为A、B、C三级,其中 A 级有122 个, B级有 179 个,C级710个。
卫潘明介绍,北京市第一个垃圾填埋场是1994年建的阿苏卫填埋场,在此之前垃圾填埋是没有采取环保措施的。从1994年到现在垃圾的无害化处理也没有达到百分之百,在这个过程中就必定有垃圾在无环保措施的情况下被填埋,形成非正规垃圾填埋场。
还有一部分非正规填埋场最初是有防渗等措施的,但随着标准的不断提高就不再达标了。“比如渗滤液的处理,沼气的导排,一开始没有要求现在都要求了。”
对于调研之后的风险评价和治理工作,卫潘明表示,北京市经过十年的治理工作,市政部门和相关的环境企业都已经十分有经验。
“我们主要考虑消除大气、地下水和视觉的影响。”卫潘明介绍,一般非正规垃圾填埋场离人的居住地都比较远,对人的直接影响比较小。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直接挖出来转入正规的垃圾填埋场。第二种方法是对原有的填埋场进行升级改造,建成正规的填埋场,北天堂即是一例。
对于四周没有什么水源、堆体渗滤液少的,则进行原位覆盖治理,在此过程中采取技术促进垃圾的加速分解,使其在一两年之内快速稳定,消除对环境的影响。石景山黑石头垃圾消纳场采取的是这种方法。
卫潘明称,到2015年全北京还剩70余处没有治理完成,但都已开工,预计在2017年完成全部工作。
他也承认,新的非正规填埋点还可能产生。“从1994年到现在垃圾(无害化)也不是百分之百,去年是99.3%,所以还有垃圾继续在某地方堆放,形成非正规场地。”
这项持续十年的治理工作花了多少钱?“光我们调查研究,就花了1000万元。治理资金全市总共是50亿元,很费钱。”卫潘明说。
非正规填埋场的治理由区县来执行,市一级财政进行补贴。按照风险等级划分,A、B两级财政分别给予50%和40%的补贴。C级不涉及地下水,主要是视觉污染,一般采取覆盖的方法,按照覆盖面积进行补贴。
污染程度严重的个案同样花费不小。根据《北京日报》此前的报道,北天堂垃圾填埋场,对已填埋、未经处理的360万立方米陈腐垃圾将全部无害化处理,历时三年完成,投资额在5亿元左右。
全国性难题
北京之外的全国各省市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的调查和治理情况如何?目前还没有答案。
2012年,住建部、国家发改委和环保部曾联合下发了《关于展开存量生活垃圾治理工作的通知》(建城〔2012〕128 号),要求各省市组织开展区域内存量垃圾场普查,确定存量垃圾场位置、面积、体量,垃圾主要成分、陈腐程度、填埋年限、污染防治现状及周边环境状况等基本情况。
然而,三年过去,在2015年4月由中国生态修复网举办的题为“老旧垃圾填埋场治理沙龙”上,多位研究人员却指出,非正规垃圾填埋场风险等级评价虽已被纳入“十二五”规划,但实际进展并不好——底数不清导致了虽然问题严重却不知道如何治理。
上海市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张益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指出:“据我所知,全国只有少数省份对老旧垃圾填埋场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北京市由于在全国最先开展了治理工作,目前已为全国其他地方做过两期治理工作的培训。根据卫潘明介绍,在他的接触当中,大部分省份还处在摸索阶段,没有得出数据。
清华大学从事固体废物污染研究的刘建国教授表示,历史上中国城市的垃圾处理全面收集运输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上世纪90年代有了规范的处理。上世纪90年代前缺乏记录和管理,底数不清楚。大的还能掌握,小的不计其数,难以统计。
张益表示,在非正规垃圾填埋场中,有一类是已经完成历史使命进行封场,还有一类是随着标准的提高不再达标的填埋场,这两种情况有一定的资料记载,数量可能在“500到1000个”左右。而从一开始就没有合法手续的填埋场则就更多。根据张益估计,现在估计全国加起来“会上千,可能1000到2000个”。
但也有人认为,仅北京市就查出1000余个,那全国数千个县级以上城市认真查起来,数量应该上万。
卫潘明告诉财新记者,像海南省,一个省就有三四百座,海南还是一个人口较少、面积较小的省,那全国30多个省份,加起来就可能有1万座。但卫潘明同时表示,因为没有统计数据,其实是很难估计的。
根据海南省编制的《海南省存量生活垃圾治理规划(2014-2018年)》,海南省对市县上报的非正规垃圾堆放点进行了风险评估。结果显示,全省存量垃圾场143座,积存垃圾量有1201.2万吨,占地面积123.6万平方米。其中,评估为高环境风险等级的39座,中风险的98座,低风险的6座。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编制单位在全省开展的抽样调查,海南省存量垃圾场的实际数量远远不止143座,初步估计数量约有350至430座。海南省计划在2018年完成已知的143座填埋场的治理工作,初步测算总投资在3.9亿元。
数量不清,污染情况就更难知晓。一座符合国家规范的垃圾填埋场从建设到完成使命被封场5到10年都需持续对污染水平进行检测。而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一座垃圾填埋场自然降解最终稳定要耗费几十年的时间。张益表示:“这部分(垃圾场地)的监测是一个盲区,空白点。”
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地下水位更浅的南方省份似乎更有理由担忧。在一篇对广州市垃圾填埋场环境问题的研究中,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的研究人员指出,垃圾渗滤液的无控制排放会导致填埋场附近的地表水和地下水的严重污染,含有高浓度有机污染物和还原态金属的渗滤液进入地表水体后,将大量消耗水中的氧气,最终导致水体需氧生物的死亡,使水质恶化,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少人响应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一位不愿具名的教授对财新记者表达了他的看法: “我觉得(数量)地方政府肯定都是清楚的,但他们不愿意公开。”
刘建国则表示,地方政府不愿意公开或不了解底数,有一些客观的原因。因为调研和勘察工作都需要投入一定精力和财力,需要技术支持,并不是特别容易完成的一件事。“但要是下决心一处一处查,肯定也是能查清楚的。”
卫潘明介绍,在治理已经接近完成的北京市,前期调查是先由市和区县的市政、环保和水务部门提供已有的历史资料,列出一个大概的清单。“(虽然当时没有进行卫生填埋),但垃圾多数是政府(部门)拉出去的,所以他们(相关工作人员)一定是知道的。”卫潘明表示。
还有一些设在乡镇街道一级的填埋场,和一些非法进行填埋的点,没有进入统计资料,这可以通过卫星航拍来发现。“两个一结合,我们把数据整理出来,再到现场逐一核实。”卫潘明说。
卫潘明认为,调研的困难其实在于“家丑不可外扬”的风气。“我们当初就遇到不如实上报(的情况)。他要上报,完全取决于上面的经济政策。要是说你们报国家都出钱,那肯定是事无巨细全给你报。”
刘建国认为,上级政府如果能向下面讲清楚政策的意图,并配备必要的资金支持,那调研工作有可能会开展得更为顺利。
非正规垃圾填埋场的治理究竟难在哪?业内人士普遍表示,技术上基本没有太大难题,资金问题和治理模式才是关键。
现有的治理模式主要是,财政部门出钱支持治理,企业参与招投标承包工程。北京中持绿色能源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经理王颋军表示,做工程的企业肯定是愿意参与进来的,但财政上不一定有足够的资金先期支付,政府还需加大投入。
北京市为治理非正规垃圾填埋场共投入50亿余元,但卫潘明表示,北京由于奥运会和南水北调的原因启动了这个项目。外地如果没有这么强的需求,可能也安排不了这么多资金进行治理。
另一种被认可的方式是将填埋场的治理与土地开发结合起来,由企业自行治理,治理后对土地进行开发,治理费用就包含在了企业的开发成本中。
但北京国环清华环境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王迪表示,现实中由于存在着先期的土地规划,对治理不好的土地企业也不能进行开发,不能从土地升值中获益,这会减弱企业的参与动力。
在北京市全部1011处非正规填埋场的治理中,仅有1例不由政府出资。在朝阳区的单店,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天鸿集团自己治理了中标土地上一处填埋场。
此前业内有声音表示,老旧垃圾填埋场的治理有很大市场,但企业反应平平。王颋军表示,市场并没有说的那么大,老旧场虽然多,但不是所有的位置都好,都值得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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