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油路上的中国

作者为石油业内人士

　　近一年半来，“一带一路”是中国经济、政治报道和研究中出现频率最多的词汇之一。分析“一带一路”，石油（及天然气）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战略性产业。

　　实际上，以中石油为代表的中国石油企业在“一带一路”的油气合作已有20年之久，具有先发优势，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推动下，这种优势应得到强化，但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

“一带一路”并非空中楼阁

　　2013年9月3日至1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等四个中亚国家。在哈萨克斯坦，他在具有象征意义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哈萨克斯坦现任总统同名）发表了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在演讲中，习近平第一次系统阐述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战略构想，第一次提出了“五通”的理念，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

　　为什么选择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一带一路”的框架？笔者理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已经有重大的战略利益存在，这一战略利益的核心便是石油和天然气。

　　截至2014年底，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下称中石油）为首的中国油企已在哈萨克斯坦为核心的中亚、俄罗斯地区的油气产业上（含上游勘探开发、中游管道运输和下游炼化销售，以及工程技术服务及国际贸易等）投入近400亿美元。这一数额基本与中国去年底宣布的成立“丝路基金”的额度（400亿美元）相当。若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过去累计投入的400亿美元现在估计已经超过500亿美元以上。一言蔽之，石油天然气产业在当前及未来的“一带一路”建设上，已经拥有巨大的“先发优势”。如果再细看看习近平当时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的主要行程，差不多一半以上的安排均与石油天然气产业直接或间接相关。

　　实际上，中国的石油公司近十年来的跨国经营活动，一直在践行“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这些跨国经营活动往往是在当时国家能源战略规划的框架下企业的自主行为，其中不乏“大手笔”。例如，中石油主导建设的横跨中国西北、东北、西南和东部海上的四大油气战略通道目前已基本形成。

　　西北方向，穿越土-乌-哈-中四国的中亚天然气管道A/B/C线（合计440亿立方米/年）和中哈（中国-哈萨克斯坦）原油管道（2000万吨/年）已建成并投产，年输量300亿立方米的中亚管道D线也已启动建设；

　　东北方向，中俄原油管道（1500万吨/年）已建成投产，中俄东线年输量380亿立方米天然气管道预计今年将开工建设，2020前后年建成投产；

　　西南方向，中缅（中国-缅甸）原油（2200万吨/年）和天然气管道（120亿立方米/年）基本建成；

　　东部主要是海上贸易通道，2014年，中石油海上进口原油4008万吨、进口LNG500万吨以上。

　　上述这四大通道，西北和东北方向的通道架起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油气“桥梁”，西南方向的中缅管道架起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油气“桥梁”，在其他产业的“桥梁”尚未架起的情况下，油气桥梁是不折不扣的先行者。去年中石油通过四大通道进口原油和天然气分别占全国进口总量的21.6%和71.6%。

　　再如，中海油的南海深水钻探行动的利器——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是为开发南海“量身定做”。它是世界上首个按照南海恶劣海况设计的钻井平台，能抵御200年一遇的台风。海洋石油981能在世界除北极以外的任何海域作业，最大作业水深3000米，钻井深度可达10000米。如果这个平台建在北京上空3000米处，那么它的锚链和各种管线将覆盖六环路以内全部城区，固定它的锚链要排到六环以外。

　　又如，中国石油企业的一些有识之士早在数年前就提出了与“一带一路”如出一辙的业务拓展战略和线路图。2012年11月，中石油俄罗斯公司的刘贵洲曾在《国际石油经济》发表了一篇题为“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及中国石油企业”的长文，系统阐述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框架。作为负责中石油海外投资业务的分公司，中石油海外勘探开发公司内部在2012年9月，首次推出一个名为《中亚俄罗斯暨南亚五国油气动态清样》的企业内部决策参考性报告，正好印证了当前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框架。综上所述，至少从石油产业角度看，当前中国“一带一路”的建设已经有了一定基础，而非像一些学者所界定的那样，“一带一路”还只是空中楼阁。

“油路”上的各国：1+1+6+5+N油气圈

　　有的学者和机构将“一带一路”界定为涵盖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甚至覆盖到了欧洲和非洲，在笔者看来，这种过于宽泛的概念等于没有。严格意义上讲，“一带一路”应当主要涉及四个区域，即上海合作组织所覆盖的中亚诸国、俄罗斯和中国；东盟“10+3”所覆盖的十个东南亚国家和中日韩三国；南亚五国（印巴孟缅和阿富汗）。若与石油天然气产业相结合，考虑到上述三大地区油气资源的禀赋以及中国石油企业前期国际化经营积累的基础和后续着力点，笔者提出了“一带一路”之“1+1+6+5+N”油气圈框架。

　　第一个“1”是中国，第二个“1”是俄罗斯，“6”指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阿塞拜疆六国，“5”指缅甸、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这南亚五国，N指中东（西亚）和非洲相关油气出口国。上述各地区只包括了东盟十国中的缅甸，主要是因为缅甸无论在地缘政治上，还是未来中国与周边国家能源安全体系的构建上，均处于无可替代的地位。

　　“1+1+6+5+N”油气圈实际上是“一带一路”中的“油路”，也是笔者重点剖析的国家和地区：中国是“油路”的起点，俄罗斯是“油路”的着力点，中亚六国是“油路”的立足点，南亚五国是“油路”的提升点。这是我们对“油路”上各国的定位。

　　中国是“油路”的发起者，要担负起“引擎”和“引导”的责任。之所以说“引擎”，是指中国巨大且有潜力的国内油气消费市场，这一市场在未来较长一个时期依然被看好。

　　2015年4月，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原油净进口国。如果没有中国市场，“油路”未来的建设便失去驱动力。中国在“油路”建设上还应扮演“设计者”，要研究提出“油路”建设的顶层设计方案。

　　俄罗斯是“油路”的着力点。2014年以来，中国与俄罗斯过去20来年“不给力”的油气合作开始加速，全面开花。除了中俄签署3000万吨/年的长期供应协议，多年来“屡谈不拢”的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 “意外”突破并迅速签署协议，中俄西线天然气管道建设项目的谈判也有了实质性进展，甚至对于长期以来铁板一块的上游核心油田，俄罗斯人也准备拿出来与中国合作。我们暂且不评价这种变化背后的深层次因素，但中俄未来油气合作上的巨大互补性和合作空间，注定了俄罗斯必将成为“一带一路”油气合作的“着力点”。

　　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及“油路”建设，俄罗斯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笔者曾经到访俄罗斯，那里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地大物博、地广人稀”。俄罗斯天然气储量位居全球第一，石油储量位居全球第八，在这个“资源为王”的时代，也只有俄罗斯敢跟美国和西欧叫板。俄罗斯拥有全球最丰富的油气资源，中国拥有全球最具潜力和活力的市场，两个国家直接接壤，没有第三国相隔。因此，不论是地缘上还是资源、市场上，乃至意识形态和两国关系上，这两个国家在油气合作上是最具互补性的。

　　中亚六国则是“油路”的立足点。这一地区自古以来是中国 “西进”的必由之路。这里所说的“西进”，是贸易的西进、和平的西进，与所谓“拓展势力范围”有本质不同。

　　从当前“一带一路”油气合作业已取得的成果来看，中亚六国也是“油路”建设上最具实力、最有基础的地区。这一地区，仅中石油一家企业，其年油气生产能力已达4000万吨以上，年输油能力达2000万吨以上，年输气能力400亿立方米以上。该地区油气资源量丰富，特别是里海地区，号称“第二中东”，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现的为数不多的巨型常规油气田，相当一部分均在里海地区，如哈萨克斯坦的田吉兹和卡沙甘油田，阿塞拜疆的ACG油气田等，未来均有望建成5000万吨油气当量/年的产能。而且中亚六国各有千秋，哈萨克斯坦有油，土库曼斯坦有天然气，阿塞拜疆既有油又有气，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虽然缺油少气，但是主要的油气管道过境国。少了谁，“油路”的建设都会打折扣。

　　另外，中亚地区连接中东，是“欧亚大陆”核心组成部分，加之中东地区是全球“第一大油库”，所以这一地带是“油路”的核心合作区。

　　至于南亚五国，过去中国在这里做得不够好，是“弱点”，所以是“油路”的“提升点”。南亚地区长期以来不受重视，主要原因在于这一地区的石油资源基础比较薄弱。

　　再加上长期以来，南亚地区的核心国家印度一直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潜在竞争对手，在对外油气合作上，也将中国的石油企业作为竞争对手，因此一直以来中印在石油天然气业务上难有大的合作。最典型的的就是在构建南亚油气战略管廊上，西方大国支持的TAPI管线把中国排除在外。

　　现在情形有所改观，标志性事件就是2015年5月印度总理莫迪访华，习近平在西安与他会见。这次会见意义深刻，西安是国内普遍认可的“一带一路”的起点城市。“一带一路”和“油路”的建设，需要印度的参与，当然，印度必须获得丰厚的回报——这就是涵盖南亚和中国的石油天然气供应保障体系。只有中国周边国家，特别是印度这样的大国，其油气供应体系安全顺畅了，中国的油气安全供应保障体系才能真正持久安全，牺牲他国的安全来保障自己安全的做法不可取。

　　另外，孟加拉湾海域潜在的天然气储量不可小视，目前韩国等国石油公司已在该海域建成了年产50亿立方米以上的天然气生产能力，未来会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阿富汗也是“潜力股”，虽然其国内安全形势持续严峻，但作为战略枢纽地区，其地位不可小觑；巴基斯坦作为中国的铁杆朋友，在“油路”的建设上也会发挥应有作用。

　　中东及非洲是可以作为“油路”的外围和重要保障。中国的“西进”实际上是进军中亚和西亚。严格意义上，中东（西亚）和非洲只属于“一带一路”的外围地带。但中东地区的油气储量占全球油气总储量的60%以上，虽是外围，依然是“油路”建设的重要保障。近20年来，中国企业在中东、非洲的投资中，石油投资是大头，仅仅中石油集团在非洲和中东的石油投资已分别超过200亿美元，加之其他石油企业，估计投资规模已分别超过400亿美元。未来，中国企业在这两大区域的投资强度丝毫不会逊色于在中亚、俄罗斯和南亚等中国周边地区。

　　对于当前及今后十年，构筑 “1+1+6+5+N”为核心、辐射中东及非洲重点油气资源国的“一带一路”油气产业格局，都将是重中之重。

关键还在油气投资项目

　　这条“油路”的建设涉及的业务庞杂，如果要清楚定位，最关键的是油气投资项目，国际贸易业务则是纽带，炼油化工是需要拓展的市场，技术服务业务是平台，装备制造业务是标准，能源金融业务带来增值。

　　100多年来，世界石油天然气产业的一个特征是“项目化”的投资和运作。一个油田的勘探开发建设，一条油气管道的建设，一座炼厂的建设都是一个项目，100口井的钻井技术服务合同也是一个项目，项目管理是石油行业的核心管理内容。一个形象的比喻是，从事油气项目，投资建设的机构就像房地产开发商，业内称油公司，其职责是把各路人马组织起来，在一定预算范围内，以既定的计划和进度，高质量地把房屋（油气田或炼厂）建起来，技术服务公司（如斯伦贝谢或哈里伯顿等世界知名公司）和装备制造企业就像建筑公司和物资供应商。在“一带一路”中的“油路”建设，大中型油气投资项目是关键和重中之重，目前可以预见的是：中亚与俄罗斯地区上游油气田勘探开发项目，中亚、俄罗斯、缅甸与中国的油气跨境建设项目，南亚与中国的跨境油气管道项目，中国在中亚、南亚的炼油化工项目，俄罗斯等在中国国内合资建设的炼油化工及可能的加油站项目等，均是未来“油路”建设上的投资引擎。上述项目如果在未来十年能够正常推进，则年均投资将超过200亿美元（约1200亿元人民币）。

　　在未来“油路”建设上，通过管道进行跨境输送的天然气贸易量，高峰期每年将超过1000亿立方米，年度贸易额将达到3500亿元人民币以上；通过管道进行跨境输送的原油贸易量，高峰期每年将达到6000万吨以上，年度贸易额将达到2000亿元人民币。这是一个可观的规模，也是各方维系的基础纽带。

　　炼油化工是最接近消费市场的环节，未来无论在中亚、南亚还是中东、非洲等外围地区，炼厂、化工项目以及油品销售的网络，都是“油路”建设的重点。一直以来，石油天然气产业的技术含量在技术服务业务，技术创新也源于此。未来“油路”建设上，技术服务业务除了可以创造收入、利润和培养一批资源国当地的技术员工以外，也是技术创新的平台，还是向资源国转让先进石油物探、钻井等技术的平台。

　　很多人认为，有了“一带一路”，中国过去数十年的“投资驱动型”模式导致的制造业严重过剩的产能，就可以向中亚、东南亚、南亚等周边国家转移了。这是一种短视行为。一旦在周边国家形成了“中国搞‘一带一路’就是转移过剩产能、甚至是劣质产能”的印象，中国作为大国战略的“一带一路”，其前景可能就非常暗淡了。从“油路”建设来讲，关键是通过装备的出口，或者在资源国当地建设装备制造基地，能够在“一带一路”国家推广中国石油工业的标准。美欧大型跨国石油公司全球化经验的实践告诉我们，标准意味着主动权、话语权和盈利能力。掌握标准比什么都重要。

　　大型油气投资项目动辄数十亿、上百亿美元，能源与金融从来都是相得益彰的。当前，中国已设立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基金（丝路基金）。考虑到“一带一路”上以油气为核心的油气产业已具有一定基础，拥有了先发优势，且后续发展潜力巨大，可以比照设立丝路基金的做法，设立“一带一路”能源基金，用于重大能源建设项目和重大油气风险勘探等活动。另一方面，刚刚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中国现有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或小微银行，其服务的一个重点领域就是油气业务。在提供服务的同时，中资银行本身也实现了跨境资金运作和国际化。

哪些风险

　　未来较长一个时期：深化和巩固“五通”、形成与其他产业的协同、防范重大的地缘政治及国别风险，将是油气产业能否持续助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关键。当前，“五通”里面，油气产业的道路联通（管道联通也是一种道路联通）和贸易流通这“两通”已经做得比较好了，后续的“三通”还得努力。其中，政策沟通上，理想目标是构建类似欧盟或北美自由贸易区模式。“一带一路”若要达到欧盟的政策沟通水准，可能还需要数十年的时间。

　　货币流通上，笔者期望的是，未来，“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贸易及技术服务业务的结算大多是以人民币进行。未来，除了规模性的货币互换（又称“货币掉期”）与人民币结算，融资支持和开发性金融也应成为重点。具体到油气产业上，在大型、超大型油气上中下游项目建设上，形成“多国多方”的投融资机制非常必要。比如，未来可以推广中缅天然气管道建设中的“四国六方”投资模式，既可以降低中方的投资压力和风险，也可以吸纳印度、俄罗斯等地区性大国的共同参与，尽可能减少其疑虑。当然，最难实现的是民心相通。民心相通的前提是文化相通、文明相通，中亚地区、俄罗斯地区、南亚地区均属于不同类型的文明和宗教，文明相通的难度很大。民心相通的要素之一，是作为大国和发起国的中国，要学会换位思考，能够站在对方国家和人民的角度考虑问题。

　　最后，再说说如何防范未来“油路”上的重大风险。未来较长一个时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油气合作仍存在着一些风险和挑战。

　　一是地缘政治风险：由乌克兰危机及美欧俄三方博弈引发的地缘政治风险，今后一个时期将持续存在，“一带一路”油气合作需把握好中俄、中亚以及中亚各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平衡，避免操之过急、因小失大。

　　二是政局变化风险。三是资源保障风险，当前，中国石油企业在中亚地区的油田项目大多处于开发的中后期，在俄罗斯上游领域尚未有规模性的发展，“一带一路”油气合作的资源基础存在一定不确定性，需在里海等重点油气富集地区有大的突破。

　　四是利汇率风险，中亚、俄罗斯地区的金融政策极不稳定，例如2014年上半年，因哈萨克斯坦地区坚戈大幅贬值，导致中国石油企业在哈业务的效益受损严重，不排除卢布、坚戈等货币继续大幅贬值的风险。

　　五是财税风险，中亚、俄罗斯地区,以及缅甸、印尼等地区的油气合作财税条款相对不稳定。例如2014年上半年，哈萨克斯坦政府将原油出口关税由40美元/吨调整至60美元/吨，中国石油企业的项目效益由此遭受侵蚀。上述地区财税政策的频繁变更是“一带一路”合作面临的又一大风险。

　　六是公司治理及政府治理风险，中亚、俄罗斯地区及东南亚地区的油气资源国属于政府治理和公司治理相对不透明的地区，这会给中国石油企业在上述地区的合规合法运营，带来较大挑战。

　　上述还只是地缘和经济层面的风险，还有一类风险来自宗教，也是最为复杂的风险，面临着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间的磨合与纷争。再者，在“油路”建设过程中，中国也逐渐面临与全球大国（美国）、地区大国（俄罗斯、印度、日本等）在“一带一路”覆盖区域中现实或潜在的竞争，若中国无法与主要大国管控分歧和摩擦，达成战略谅解与合作，大国竞争将很有可能与沿线国家内部风险、跨境威胁相互叠加，产生一系列消极的连锁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