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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G:从拓荒者到领跑者

2015年07月03日 12:07
T中
作为中国第一只风险投资基金,拆VIE回A股的吃螃蟹者,中国互联网产业20年的助力者和受益者,IDG资本的创始合伙人熊晓鸽对风险投资的总结是:“投资是门遗憾的艺术”
news 熊晓鸽带领 IDG 资本一直站在中国风险投资领域的最前沿。
《财新周刊》 财新记者 王歆慈

  5月19日,在北京瑞吉酒店客房中,财新记者见到了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创始人帕特里克•麦戈文的遗孀,劳瑞•麦戈文。劳瑞身材高挑,一袭蓝裙,颈上的黄金吊坠与一头梳理密致的金色短发辉映出德国人特有的干练——一点也看不出她已年过六旬。

  劳瑞记得第一次随丈夫来中国是在1982年——当时他们还在蜜月旅行。之后的33年里,他们先后来了100多次,撇开IDG的《计算机世界》杂志和风险投资业务不谈,劳瑞有个女儿在中国生活了七年,三个外孙、外孙女也都是在上海出生,中国几乎成了他们的另一个家。

  在过去的20多年里,麦戈文夫妇每次来中国,都有一个雷打不动的陪伴者——熊晓鸽。熊晓鸽身上燃烧着冒险的因子,他原本的理想是当中国的法拉奇,一进入新华社实习就申请到最危险的中东非洲组。但他和麦戈文在1988年的相遇,改变了这位前记者的人生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中国风险投资的历史。IDG原本是一家媒体投资机构,但是机缘巧合,熊晓鸽最后成了IDG资本创始合伙人,中国最早的风险投资人,以及如今的IDG全球常务副总裁兼亚洲区总裁,而麦戈文则成了IDG资本最早的LP(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人)。

  IDG资本后来有了更多的LP,不过熊晓鸽与麦戈文夫妇的友谊始终如一。研究人类大脑运作的秘密是麦戈文夫妇毕生倾注心血的一个领域,他们在向麻省理工学院捐资建设麦戈文人脑研究院后,又先后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分别投资1000万美元共同建设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劳瑞告诉财新记者,在与中国几所院校的谈判与协作中,熊晓鸽起到了巨大作用。而熊晓鸽说,脑科学研究院是麦戈文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件事之一,他希望能帮麦先生把这件事做好。

  作为中国风险投资的拓荒者,熊晓鸽认识所有互联网领域的风云人物。如今风云一时的BAT,IDG资本投过两个。对于错过的阿里巴巴,熊晓鸽解释说当时IDG资本的基金规模不够,没办法给马云想要的2000万美元。1999年熊晓鸽就认识了马化腾,在最近一次与李彦宏共进早餐时,回想当年IDG资本投百度时中国还只有不到2000万用户,两人都有些唏嘘。

  熊晓鸽并不怎么爱提这些事,虽然他和BAT的大佬们都是中国互联网20年发展的受益者,也是这股改变中国的力量的推手之一,但作为投资人,熊晓鸽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投资是一门遗憾的艺术。

  重要的是赌对河流的方向。

找到了“对中国有兴趣的人”

  熊晓鸽与麦戈文的初遇是在1988年,当时33岁的熊晓鸽还是一名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的学生——他刚从波士顿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同时他还在美国卡纳斯出版公司打工,挣着每小时15美元的工钱。

  当时卡纳斯想在中国出版一本叫做《电子导报》(Electronic Business)的杂志。1988年中秋前夕,杂志已经卖了很多广告,并在香港完成了制版。可就在杂志送印厂之前,卡纳斯发现了一个问题——没有刊号,无法在中国境内合法发行。

  1988年9月,时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访美考察,在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弗莱彻校友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的安排下,荣毅仁要到弗莱彻学院做一次演讲。担任助理编辑的熊晓鸽向他在卡纳斯的上司提议,由卡纳斯出钱,演讲后举办一场餐会。“当时我想,如果能请荣毅仁给杂志题个词,也许能帮助杂志在中国顺利发行。”熊晓鸽说。

  这个想法得到了支持。那场餐会熊晓鸽有两大收获,一是荣毅仁的题词,并且真的将《电子导报》运进了中国;二是认识了美国国际数据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麦戈文——麦戈文请熊晓鸽给他和荣毅仁当临时翻译,“事后我们交换了名片”。

  说话间,熊晓鸽从手中那本2006年计泓赓版的《荣毅仁传记》中抽出了一张A4大小,标题为“Dinner in Honor of Mr. Rong Yiren”的餐会受邀嘉宾名单。在名单的倒数位置,可以看到时任《电子导报》助理编辑熊晓鸽的名字;而名单的中间段,印着麦戈文的名字:“Patrick J. McGovern,International Data Group,Chairman of the Board”。因为在中国合作出版《计算机世界》杂志,麦戈文作为“对在中国做生意有兴趣的人”受到了餐会邀请。用熊晓鸽的话描述,那是他与麦戈文一次“客套”的相遇。

  《电子导报》在中国境内的顺利发行,促使其中文翻译机构——直属中国电子部的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于同年冬天派代表团赴美与卡纳斯续签合作协议。而该研究所正好也是IDG《计算机世界》在中国的合作出版方。研究所还提出顺道见一见同在波士顿的另一位合作伙伴,也就是执掌IDG的麦戈文。于是熊晓鸽和他的上司,就陪同着代表团的两名成员一同前往位于波士顿郊区弗雷明汉的《计算机世界》总部。

  麦戈文会见两位中国代表时带了一名来自中国台湾的女翻译,但这位女士并不熟悉电子行业术语,熊晓鸽就又当了一次义务翻译。

  “麦先生当时开玩笑说:‘我记得你,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不用刊号就能在中国发行杂志的人!’”熊晓鸽回忆说,麦戈文陪了中国客人一整天,还请吃了午饭。“他记性非常好,非常尊重合作伙伴。”这是两次相遇后,麦戈文给熊晓鸽留下的印象。

  两人的第三次际会是在1989年。当年6月,卡纳斯决定全面撤出中国,让有意回中国发展的熊晓鸽颇为失望。8月,麦戈文来到中国,回美国后接受了熊晓鸽的电话采访。当时麦戈文对中国抱有的积极态度感染了熊晓鸽,他在采访后写了一篇主题为“撤出中国是个错误”的稿子——却被卡纳斯毙了。接下来的两年里,熊晓鸽投身硅谷,开始写硅谷华人创业者的报道,并从中获得了有关风险投资的启蒙。他给卡纳斯写了一份提案,认为卡纳斯应以出版商加风投的身份重返中国,提案再次被毙。

  这之后熊晓鸽失去了工作的热情,在一位好友怂恿下,1991年8月,熊晓鸽找到与自己有三面之缘的麦戈文,表达了想回中国做出版、做风投的想法,两人一拍即合。1991年11月,熊晓鸽正式加入IDG。

投资

中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诞生

  熊晓鸽在1991年12月初回到北京时,被派往IDG旗下太平洋技术投资基金50万美元入股的北京理工大学校办工厂——“太平洋比特健身器材有限公司”出任董事。当时公司持续亏损,熊晓鸽发现,公司在技术上没有问题,只是产品与市场不对路。

  在后来美国佐治亚的一次Super Show(超级秀)展会中,熊晓鸽与美国健身公司Pacific Fitness谈下了一笔600台器材生产的合同,这笔合同让器材公司立刻扭亏为盈。麦戈文乐坏了,由此更加肯定熊晓鸽的能力,当即承诺给熊晓鸽投资1000万美元,让他在中国再找1000万美元,成立一只合资基金。

  为募集资金,1992年夏天,熊晓鸽在深圳筹备一场风险投资研讨会。前来参会的包括麦戈文、汉鼎投资创始人之一比尔•汉布莱克特(Bill Hambrecht),还有汉鼎亚洲的董事长徐大麟。

  会议通知发出后,报名者寥寥。熊晓鸽于是将会议名称改为“亚洲IT信息产业投资论坛”,议题不变,参会者一下多了起来。

  但会后反响并不大。“当时在深圳大家就忙着两件事,一是炒地产,二是炒股票,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风险投资。”熊晓鸽回忆道,“而那些有经验的外国投资人,普遍认为中国股市才刚启动,缺乏退出机制,风投进入中国为时尚早。”

  事后,熊晓鸽带着与会的几位嘉宾前往上海,拜访了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刘振元。彼时刘振元刚从硅谷考察回来不久,对风险投资颇有兴趣,想在上海市科委成立一家投资公司。于是,熊晓鸽就从上海市科委拿到了另外的1000万美元。IDG在中国的第一家投资公司,也是中国的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上海太平洋技术创业投资公司,1993年5月注册成立。

  公司成立了,却找不到管理人。熊晓鸽在香港《南华早报》登了招聘启事,面试了200多人,都不怎么了解中国国情。而麦戈文请来的英国老牌风险投资公司施罗德顾问,到北京、上海转了一圈,还是找不到管理团队。

  当时确定的选人标准是:必须有十年以上管理基金的经验,读过哈佛、斯坦福这样名校的MBA,年龄在35-45岁之间。

  IDG集团总部又派了一名董事来中国考察,临走前对熊晓鸽说:“机会确实不错,但也确实没人能管,要不你来吧。”于是,记者出身的熊晓鸽阴差阳错地成为了IDG中国的“掌门”。

  彼时熊晓鸽只是“光杆司令”。他找到的第一个“合伙人”是在美国的好友周全,光纤专业博士毕业的周全曾主持参与多项美国航天局的光纤器件研究。1994年,同是技术出身、留学德国多年的章苏阳加入,并陆续迎来林栋梁、杨飞、王树、王功权、李建光、过以宏的加盟,凑齐了一只中国风险投资拓荒队伍。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经济进入高速成长周期,各地兴建高科技园区,伴随而来的是招商引资的狂热需求。IDG资本赶上了那一轮的引资热潮,但拓荒者遇到的坎坷如今很难想象:创业者在哪里、怎么退出,都是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向创业者、政府监管层解释什么是风险投资。此外,按照当时的法律,自然人不能和外资股东合资成立公司。IDG只能在中国设立合资风投,由创业者注册公司,再以该公司与合资风投成立合资企业。这种“合资公司模式”给被投企业的管理带来很大困难。最初涉足中国风投行业的外资VC都因此受到束缚,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才摸索到通过离岸控股公司投资国内企业的方法——VIE模式。

  缺乏退出机制,也使得IDG资本在中国早期的发展步履缓慢。IDG直到2000年才有了在中国市场第一笔通过股权转让实现的退出。“那时美国那边老问我们为什么还不退出,其实是退不了。”熊晓鸽回忆说。

  到了1999年,在中国市场上度过了漫长摸索期之后,IDG资本开始从“合资公司”的泥潭中脱身,转型合伙制。同年,规模为1亿美元的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II成立,其在1998年、 1999年对金蝶软件共计2000万元的两次注资,成为了IDG资本在中国IT互联网领域投资的开端。

  “TMT是我们的基因。”熊晓鸽说。

从投早期“撒毛毛雨”到“任何阶段都投”

  IDG在美国原本以媒体投资见长,但熊晓鸽说的“基因”的确有迹可循。1994年,麦戈文在一次差旅途中遇见了Jim Clark——网景公司的创始人。当时网景刚刚诞生,飞机上,Clark向麦戈文介绍自己的公司,麦戈文一下飞机就给集团财务打电话,给网景投资了200万美元。交易在当年5月完成,13个月后,网景上市,200万美元变成了2亿美元。尝到了甜头的麦戈文跟熊晓鸽说:“在中国应该多投互联网公司。”

  这句话成了投资腾讯的引子。1999年,熊晓鸽在湖南大学的校友刘晓松介绍了一个在深圳的智能大厦项目,熊晓鸽当即否决:“这种项目没有拓展性,每栋楼都要跟开发商谈,要喝酒洗桑拿,交易成本极高⋯⋯我要找互联网公司。”在熊晓鸽的“传道”下,刘晓松向IDG团队引见了马化腾,彼时的马化腾正拿着改了六版的商业计划书寻找风投,马化腾以ICQ的用户量和出售价格类比谈腾讯的价值。后来IDG资本向腾讯投资110万美元,获得了20%股权。

  就这样,IDG资本陆续遇到了靠着10万美元“桥式”贷款度日的张朝阳,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在寒冬中进行A轮融资的李彦宏,以及众多在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中曾经或现在还占据着重要位置的企业:8848、搜房、携程、土豆、奇虎360⋯⋯可以说,近半数中概互联网企业,都可以看到IDG资本在不同阶段进入的身影。

  这些企业当时与IDG资本的携手,在他们取得巨大商业成功后常被描绘为英雄聚首般的传奇,但细究当初情形,更像是互联网与风投两个行当拓荒者间的抱团取暖。“那时整个中国只有不到2000万互联网用户,怎么谈规模化?谁都不知道怎么赚钱。”熊晓鸽回忆说,“对于当时的投资人来说,看一家互联网公司就是看它的‘burning rate’——钱还能烧多久。”

  再说到中国最早的电商,当年风云一时的8848,熊晓鸽慨叹:“如果当时不听投行的直接上市就好了。熬过去,今天电商的格局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呢?”

  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未能赶上上市窗口的企业只有依靠投资人“源源不断”的投入过冬。IDG资本早年的投资风格被总结为主要投早期,单笔投资额不大,广泛播种。这种投资风格某种程度上是被动形成的,因为单一LP的结构无法形成较大的基金盘子,很难持续跟投到最后,也错失不少机会。IDG资本撒下的“毛毛雨”虽然也成就了不少企业,但在漫长的冬天,这点投入对很多公司来说根本无法御寒。

  IDG集团主要靠资产负债表上的盈利来供养IDG资本的投资需要,一只规模大约在1亿美元的基金,按一只基金三年左右的投资期,刨掉管理费用,每年最多只能投2000万-3000万美元;按单个项目一般不能超过基金总规模的10%来算,IDG资本所能承受的最大单个项目投资金额也仅在1000万美元。

  “有好多项目,比如阿里巴巴,我们也看到了,因为囊中羞涩,也只能忍痛放弃。”回忆起来,熊晓鸽仍不胜唏嘘。

  挑战和转机在2004年同时到来。这年6月,硅谷银行率领包括红杉资本、KPCB在内的30多家美国顶级VC来到中国,在中华创业投资协会举办的欢迎宴会上,投资成功案例最多的IDG资本成了明星。光环之外,紧接着的是2005-2006年间国际顶级VC的纷至沓来,相比之下,IDG资本在中国十多年的累计投资总额才和美国一只中等基金的规模相当。

  “你知道这些外国机构来到中国,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熊晓鸽看着财新记者,顿了顿,嘴里蹦出两个字:“挖人。”

  他很快转移了话题。但联想到2005-2006年王功权和王树的离开,不难体会熊晓鸽在说出这两个字时的感怀。

  时势不同,IDG资本开始了转变。2006年,IDG资本与Accel Partners共同发起的IDG-Accel Growth Fund I成立,规模达到数亿美元。

  麦戈文还是隐形的牵线人。Accel基金的主管合伙人吉姆•布雷尔(Jim Breyer)在四岁时就认识了麦戈文。他的父亲约翰•布雷尔(John Breyer)是IDG在1964年成立时的第四名雇员,后来成为了IDG市场研究公司IDC的总裁,任职长达16年。1993年IDG在中国的风投事业蹒跚起步,麦戈文就请约翰出任董事。

  “John现在80多了,还是我们的董事。2004年,Jim作为沃尔玛集团的董事在深圳开董事会,他同时又是美国风险投资协会(NVCA)的轮值主席,我当年是中国风险投资协会(CVCA)的总裁,中美两协会就这么对接了。”熊晓鸽请Jim到北京来,虽然早就知道他是约翰的儿子,但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2004年随硅谷银行来华的风投公司,多数都曾试图与在中国有丰富经验和成绩的IDG资本合作,借助IDG资本本土团队的力量迅速进入中国市场。选择Accel,按熊晓鸽的说法,是吉姆的商业理念以及对中国的看法与他非常一致,两人的化学反应,加上麦戈文和布雷尔两个家族的渊源,双方合作自然而然。IDG资本的团队负责基金的运作,Accel负责与外国LP打交道。

  “我们的体量一下子大了三四倍,管理费也充裕了,能够吸引和留住更多的人才。最重要的是可以避免过去想在后期跟投但资金不足的遗憾。”熊晓鸽高兴地说,以前最多到C轮就做不动了,有了Accel之后,甚至可以做跨国交易。

  这个阶段熊晓鸽最得意的投资是美国传奇影业。“当时他们希望我们能投到8000多万美元,好大,我们就动用了两个基金,一共投了6000多万美元,后来又我跟Jim打电话,他很认可,也投了2500万美元。我们和Accel加在一起,是传奇的第二大股东。后来就有了《盗梦空间》《哥斯拉》《星际穿越》等大片。张艺谋正在指导的大型合拍片《长城》,也是由传奇影业公司主导投拍的。”

  与Accel的合作只是IDG资本向多LP模式转型和资金扩张的前奏。2007年6月28日,IDG-Accel Growth Fund Ⅱ完成募集,规模比之前更大。而在2008年,IDG资本又募集了IDG-Accel Capital I,也是数亿美元的规模。2009年,公司名称正式从IDG VC变更为IDG资本,以示这一系列的资金结构改变。

  2010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外资基金冲击巨大,人民币资本逐渐崛起,加上红筹模式日益受阻,当年7月,IDG资本完成了旗下第一只人民币PE基金——和谐成长基金的募集。

  这期间,IDG资本的投资策略也发生了相应改变,投资行业从TMT领域扩展至包括医疗设备、文化旅游等服务业在内的其他领域,这其中包括用美元和人民币基金同时投资的古北水镇、试水“混改”的餐饮业上市公司全聚德;投资阶段也从原来的早期,延伸至早期、成长期、Pre-IPO投资并存。

  “现在我们可以在创业公司发展的任何阶段进入,前期投完了可以用中后期的基金接手。暴风科技就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例子。”熊晓鸽说。

打造下一代BAT

  今年上半年掀起一轮“去VIE”热潮的暴风科技IPO案,作为暴风科技投资人之一的IDG资本,正是背后的推手。

  从2006年10月到2008年底,IDG资本分别以旗下早期基金、成长基金向暴风科技投入三轮美元资金。2010年,适逢IDG资本人民币基金成立,同时熊晓鸽又不是很看好中概股在美国市场的表现,遂在与合伙人及暴风科技各股东开会协商后,启动了暴风科技A股上市的计划。2011年,IDG资本撤出了投在暴风科技中的全部美元资金,其管理的和谐成长基金主导了暴风科技拆VIE结构的投资。在经历两年等待后,创业板IPO重启,再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暴风科技29连板神话。

  从上世纪90年代拓荒中国风险投资市场,进军互联网行业,到后来的拆VIE架构,成立“90后”基金,IDG资本和熊晓鸽总在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敢赌,是当初麦戈文相中熊晓鸽的原因之一,可先驱和先烈往往只有一线之隔,IDG一路走来,绝非仅凭赌运。

  IDG资本在中国22年已投资约400家公司,被投资企业市值总额超过8000亿元,超过80家公司已实现上市或并购。在目前中国市场上市值超过5亿美元的未上市公司里,IDG资本是参与培育(B轮以前即进行投资)最多的一支团队,超过15家公司是由IDG资本在B轮以前进行投资的。

  熊晓鸽再三强调团队要有“内功”,不断学习和过硬的技术,是一家投资公司最基本的配备。

  熊晓鸽也毫不避讳地指出,虽然每家公司都想成为百年老店,但这一点在风投行业很难,因为存在投资人迭代问题。“一个基金期限都是十年,希望投资人待得比较长。”他说,“在我们那个年代,大家可能还能做到这一点,这也得有一个前提:就是投的企业必须成功,这样投资人才会做得比较开心,同时能得到经济上的回报。”

  他是“二八定律”的忠实信徒,投资案例中只有20%可能成功。即便投资经历已堪称成功,他所经历的仍充满各种遗憾,所以熊晓鸽总结说,做投资跟拍电影一样,都是“遗憾的艺术”,就像一部影片即便是得了奥斯卡奖,导演仍会觉得作品在剧本人物设定、镜头构图等方面有许多应当改进的地方。

  “在投资过程中,即使对投成了的企业,仍会有诸如怎么投得那么少,退出那么早的遗憾。”熊晓鸽说,“不能面对和化解遗憾,或许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投资人。”

  带着做投资领域百年老店的想法,熊晓鸽一直很强调合伙人团队的建设,同时也设立了年轻人培养机制,希望从投资经理、分析员开始,培养出公司下一代的中坚力量。

  这种“从娃娃抓起”的思路所导致的结果是:在IDG资本现有的合伙人中,年龄在45岁以下的占40%,40岁以下的占27%。除了七位资深合伙人,其他合伙人中超过80%是从投资经理阶段开始培养的。比如现在负责企业创新服务领域投资的合伙人牛奎光、负责O2O领域投资的合伙人闫怡勝,两人都是75后,加入IDG资本时工作年限均不足5年,都是从投资经理开始做起。

  团队之外重要的是赌对河流的方向。熊晓鸽总结说,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个主导技术,持续时间五到十年,眼下就是移动互联网。IDG资本近两年来大部分重要的投资都围绕该主题展开。牛奎光告诉记者,2014年,IDG资本在他所负责的互联网B2B业务投了20个项目,金额约2亿美元,其中包括了传统行业互联网B2B交易市场,如找钢网、找塑料、西域网。“这一波机会最核心的动因,就是移动互联网让大家习惯了把数据放在云上。”牛奎光说。

  熊晓鸽也向财新记者解释,他为什么如此看好“90后”:“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年轻,而是中国的移动互联网是在过去五年普及开来的,而这五年正好是‘90后’们正在上大学或刚刚踏入社会时,他们是最先掌握这主导技术的一批人。”

  采访的最后,熊晓鸽告诉财新记者,虽然IDG资本早有公司在创业板上市,但暴风科技IPO是他第一次去深圳参加IPO敲钟,他想以此纪念麦戈文。

  “麦戈文在去年3月19日过世,暴风科技3月24日上市。我们当初成立风投是从深圳那次论坛开始的,而且麦先生2013年底最后一次访华也是从深圳离开的。”熊晓鸽清楚地记得麦戈文最后一次访华的情景,“那次我们还在说,在上一代互联网热潮中留下了一大遗憾:我们投的那些成功的互联网公司,没有一家能在国内上市。所以我们搞人民币基金,麦先生也很支持,他说,希望我们可以在中国股市打造移动互联网时代的BAT。”

  敲钟那天,熊晓鸽打了一个红色的领带,“是麦先生送给我的,这是他和大家都会高兴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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