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台湾股疯

台湾作家

　　前阵子看到一则大陆新闻：西北某村农民清晨去工作，上午到中午看股票，下午再干农活。农民声称可以从股市赚得更多，又不会影响农业生计。

　　这场景让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台湾。股市狂升之后，工人不干活，因为一月辛劳所得，抵不上一日股市的涨幅；农民带着收音机，在田地里边听股票边干活，因为一年的劳动，抵不上三天的股市狂飙。连我所工作的《中国时报》，跑股票的记者都开跑车上班，比老板还拉风。狂飙的股市，过度泛滥的金融资本，让台湾陷入非理性的金钱游戏。

　　这样的股市，与欧美老牌资本主义经济体有本质的不同：它不以现代金融资本、公司前景、投资获利率、银行资金宽紧等为考量的依据，而是建立在各种政策传言、大户耳语、市场谣言等非理性的传闻上，是不断互相拉抬的“大幻影”。

　　一个富裕起来的、浮动的、不安的社会，逐渐成型了。

“台湾钱，淹脚目！”

　　一股飓风，一股金钱狂潮，一股疯狂的赌博游戏，席卷台中，从乡村到城市，再向南北狂扫而去，把整个台湾卷到金钱游戏的大浪中。

　　那是1986年。台湾仿佛一条大肥虫，从加工出口型工业吸饱了血，张着大口，饥饿无比，仿佛什么都可以吞进肚。

　　台北房地产随后狂飙，股票发烧狂涨。所有人一夕间变得非常富有似的，追逐少数可以购买的东西。经济学专家说，这是资本过度泛滥的现象。社会学专家说，这是人类的非理性行为，社会崩解重组（restructure）的前兆。

　　有一句民间俗语讲得很鲜活：“台湾钱，淹脚目！”本来在父亲铁工厂担任现场安装工作的亲戚阿鹿舅，此时开始做组头经营“大家乐”（台湾一种彩票形式，上世纪80年代中期风靡全台——编注）。由于本钱雄厚，得到签赌者的信任，在他那里签赌的人不少，每个月仅是抽头收入，就有十来万。不到几个月，他买了一辆全新的奔驰300，比父亲的还大还快。

　　父亲笑说：“你开这车，叫我怎么请你去安装锅炉啊？”阿鹿舅笑着说：“没关系啦，来帮忙阿兄的。”但后来“大家乐”的生意做得更大了，他放弃了锅炉，只专心做一个签赌的组头。

　　“唉！打拼一世人，买的车，还不如人家做‘大家乐’哩！”妈妈感叹着。

　　那一段时间，满街都是新的进口车，奔驰、BMW，还有许多新型跑车，以前听都没听过。玛莎拉蒂、保时捷、莲花等，都见识到了。有人中“大家乐”大奖，立即买一辆新跑车；不久输了，又当中古车（即二手车）出售求现。

　　父亲的铁工厂有一个业务员，他父亲是台中市某家银行经理，因私下经营贷放款业务，赚许多利息钱，都用于购买房地产，此时，地产每天升值，他已不知怎么计算他爸爸的财产。此君虽只是业务员，却开着进口的莲花跑车上班，他家里还有一部保时捷，每天穿着新款时尚的休闲服、进口西装，打电话买股票，赚的钱比上班几个月还要多。他来公司，基本不为薪水，而是帮妈妈调钱，以及开跑车去拿业务。有些公司反映说，你们锅炉工厂太阔气了，连业务员都开几百万的名车。后来，他玩车子玩得更凶，常去台中港附近，一条笔直的大马路与人飙车，在外面也有女朋友，不久，连上班的兴趣都没了。

　　那时，为了因应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而推动的十大建设——台中港刚刚建好，大马路是新的，沿着港口而建的海线南北纵贯路，笔直漂亮。新建的台中港还没什么生意，来往货车稀少。那马路是笔直宽阔的六线道，晚上安静无车，就变成跑车爱好者的“赛车场”。

　　每个周末，此地固定有数十辆跑车迷来飙车。每次一排三到五部，众人下注对赌，看哪一部跑得快。彼时也，引擎轰轰作响，轮胎空转，燃烧着地面，空气中飘荡烧焦的气味，只等候最后一瞬的冲刺。

　　港口附近有一个空地，是路尽头的回转空间，到了飙车时刻，就成了汽车表演场，举凡急刹急回特技都可一展无遗。

　　真正玩跑车的人，就得有不断换轮胎零件的本钱，毕竟每周这么折腾，耗损太大。修改汽车也是一门学问。加装Turbo引擎，强化瞬间加速，让跑车有飞行的快感，是一种流行。

　　我有一个朋友颇好此道，给一辆BMW跑车加装Turbo超级引擎，瞬间加速惊人。据说此车拼赢过许多跑车，有人出价一倍，要把它买下。

　　“开玩笑，养跑车，像养女人，是自己调教出来的最好，怎么可以卖？”那朋友说。他爸爸也是一个银行经理，总叫人拿土地来质押，才给人贷款，最后还不出来了，土地就便宜卖给他，于是成了一个都会地主。台中市有一条路，约莫三四百米长的街道，有一边的田地都是他父亲的，那些钱，一个小康之家几辈子也花不完。

　　因为玩跑车，拼飙车，台中海线一带出了许多车祸，附近的一家私人医院，竟因车祸手术做得太多，操刀经验丰富，变成海线最有名的外科医院。

　　有这么多跑车爱好者，而且有能力消费，真正的原因是“田侨仔”。

飓风吹过的小村

　　再没有什么名词比“田侨仔”，更具有解释历史的能量。台湾早期很穷，只有去还外赚了钱，才可能回来变成有钱人，所以“华侨”一词，意指的就是有钱人。而“田侨仔”，意思就是“农田里的华侨”——靠卖了土地，或把土地和建商合建，一夕之间，突然致富的有钱人。

　　在那房地产狂飙的年代，建商追逐着地主，给钱给得比什么都凶，生怕明天还会再升值。土地，让纯朴的农民一夕致富。

　　有一个建筑商，看中了一个亲戚的土地，带着一大袋现金，去找他们谈判。他看准这家人一生未曾见过那么多钱，故意把100万现金拿出来，摊在桌子上，然后告诉他们：“赶紧的签一签，不然明天我就去别的地方，你要知道，我盖房子不一定要盖在你们家。”

　　“你们做田人，是老实人，我不会骗你们。只要字一签，这些现金就拿去分一分，明天，还有两倍的现金，我派人送过来。”

　　那亲戚是老实的农民，反而怕了。他怕家族会为钱吵翻天，决定先缓一缓。

　　但大部分的小地主、老农民，一生未曾见过这种阵仗，如何承受得住？尤其在一些家族共有的土地案子里，必须所有兄弟一起签字同意出售才能成交，但有人要签，有人不签，很难处理。可是建商一旦拿出现金，不免有兄弟当场阋墙，想拿钱的声音比什么都大，谁能抵挡？

　　大多数地主都是因为上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受惠“三七五减租”和“耕者有其田”政策，才有了一片耕作的土地，他们惜地如惜生命之根，当然有人会不愿意变卖祖产。但如果长辈不在，兄弟各自经济状况不一，就很容易卖了土地，大家分了家。而原本纯朴的农民，一夕暴富，不知如何运用资金，那故事就更曲折离奇，一言难尽了。

　　这些“田侨仔”的生命经验中，只有稻米成熟，存放粮店，有需要再籴谷换现金，以应付生活所需，对现代资本的运用，毫无概念，更不必说如何投资保值。此时一旦坐拥资金，像中了乐透大奖，有人不免阔气地大笔花起钱来。

　　买金条，买进口车，买跑车，都还算好；甚至有的农民拿到钱，不知如何花，硬是在酒家玩了一年多，抛妻弃子，包养女人，从大酒家开始，把钱败光了，再去小酒家，靠向兄弟借钱度日，最后才拖着一身病回家。这种人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确乎不乏其人，他们就成为长辈告诫下一代的典型。

　　母亲娘家的南屯是台中市新开发区，土地不断重划各种新区，道路不断开设，房子一直盖。原有的社区与农村聚落，完全解体。

　　小时候去过的那个神坛，在外祖父的三合院中间，香烟总是不断萦绕，周边有安静辽阔的水田，幽暗暗的一大片竹林，夜里，还有许多野狗在远方嚎着狗螺，仿佛无数神鬼都会出来巡视。如今，它依旧香火旺盛，只是以前看起来神圣尊严的地方，竟成了被公寓楼房包围起来的小平房，低矮老旧，像一个老时代的遗留。像我父亲一样，他们的后代把农田变工厂，做起铸铁翻砂的生意。我舅舅的几个孩子，相继投入其中，是一个十足的家庭工厂。神坛前的晒谷场加盖了铁架棚顶，变成一个公共的泡茶场。晚饭后，亲友和信徒来泡茶，聊天，喝小酒。

　　“已经不种田了，留着一个大晒谷场也没用。不如拿来泡茶！”三舅舅说。

　　老家的亲戚乡邻也渐渐散了。有一天，我路过纺织厂门口，突然看到一块牌子上写着“招募女工，意者内洽”。我有些讶异，国中的时候，这里有那么多女工，一个带一个从乡村引进来工作。那些明亮的黄昏，那些青春美丽的女生，穿着干净的制服，手挽着手，一起去上中学夜间部，难道这一切已经改变了？

　　然而仔细一想，已经十几年过去了。我回家问妈妈说：“怎么搞的，对面的纺织厂在招女工？”

　　“是啊，他们缺女工很久了。现在的女孩子，不喜欢做纺织工，她们嫌这个工作无聊，都想去都市做服务生，去百货公司站柜台，比较轻松。”

　　“不只是女工，”爸爸从制图桌上抬起头说：“我们这种铁工厂也找不到人。现在少年家，都嫌这个工作太脏，太苦，不想来做。我们找不到工人，也很久了。”

　　“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我问。

　　“不知道呢，现在的人怕艰苦，他们说，买一张赚钱的股票，抵得上一个月的薪水。谁想工作啊？”妈妈说。

　　“你没看见吗？我们工厂贴招工的广告牌，已经有好几个月了，还没有新的工人来应征。”爸爸说。

　　飓风吹过的整个岛屿，所有的土地与人，甚至人与人的关系，全都已经改变了。

　　“妈妈，咱乌日怎么变成这样了？”我喃喃着说。

　　“不知道哩，”妈妈说：“台湾人呐，一时间，人都变得空空了！”（“空空”是闽南语，指的是脑子不正常，疯疯颠颠——编注）

股市大亨与武财神

　　上世纪80年代下半叶的台湾，像一辆加了Turbo引擎的跑车，狂奔前冲，大声唱着《爱拼才会赢》。在泡沫的光影中，我们都身披五彩幻影，旋转天际，不知飘向何方。我们生活其中，并不觉得奇怪，因为我们都已经“空空”了。

　　为了了解经济狂飙的现象，我曾访问一个股市知名的金主K君。

　　K君在市场以快狠准闻名，号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了强化他的“战神”形象，他的办公室门口放着一尊两米高的关公桧木雕像，手持关刀，英勇威猛。

　　采访是在股市收盘后进行的。办公室除了霸气豪华，还有几个保镖站在门外。两个年轻人，穿黑色西装裤，制服笔挺，一脸恭敬肃然，接待了我们。K君却穿着非常休闲的进口丝质唐衫，看起来就是名家设计师的手笔。他叫来几个分析师，想证明他投资准确的原因。但我对各种线图、技术分析不感兴趣，他看在眼里，点头几下，打发他们走了。

　　我只好说：“事实上，我对股市的买卖一窍不通，也没买过股票。我感到兴趣的是，一个股市的操盘者，到底是用什么来决定下手与否？我感兴趣的是你的way of thinking（思维方式）。”

　　他有点讶异地望着我，沉默不语，然后笑起来：“哈哈哈！你是第一个这样问我的。哈哈哈！很有趣的问题。”

　　“我觉得好玩的是，那么大的金钱进出，你真的有把握一定可以赚钱？你凭什么有把握时势不会改变？我想知道你信心的来源。”

　　他继续看着我，半晌才说：“来吧！来我的贵宾室请你喝一杯。”他站起来，向一个保镖示意。保镖打开一个酒柜，酒柜后有一个把手，旋开把手，现出后面一道门。保镖站在门前，毕恭毕敬地扶着。

　　K君走了过去，说：“来，我们看一看我最心爱的收藏。”

　　原来那门后面是一个大的收藏间，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雕刻，有一人高的雕像数座，关公像、观音像等，有桧木雕刻，上面还镶嵌着宝石；有青铜的，有些看起来像朱铭的作品；还有几张看起来非常古老的西藏唐卡。靠墙壁的柜子上，有几排茶壶，依照当时流行的风气看，应该是顾景舟或者什么名家的作品。

　　其中几尊相似的雕像，刻着一个将军模样的神，手持长鞭，有的骑着大黑老虎，有的骑着麒麟，形象威猛。

　　“喝一杯，三十年的白兰地。”他端着酒过来。

　　“这是什么神？”我接过酒，有些不解地问。

　　“这个一般外面不太了解，我们做生意的人一定要知道。他就是赵公明，鼎鼎大名的武财神。”董事长说。

　　“哦？这个我真的不认识。”

　　“他是我最近才开始信奉的，实在太神了。”他说，“去年有一段时间，我做得不是很顺，做什么都有点卡卡的。不是碰上政策有新的变动，就是公司派的合作者出状况，股票锁不紧；要不就是市场上的合作者财务出问题。后来一个做建筑的朋友带我去南部，一家武财神庙，拜了一个晚上，就顺利多了。所以现在，我都请做雕刻的朋友帮我刻武财神的像，以后有机会去献给那一家庙。我还打算请一尊神像回来家里供奉。”

　　“啊！真的有这么神吗？”坦白说，我在心底冷笑着。

　　依照我浅薄的财经知识，台湾的股票市场常常跟着华尔街，或者国际市场起伏，你一个搞现代性金融游戏的人，不搞懂华尔街，不派人研究美国股市，反而去南部乡下拜武财神，有用吗？

　　“你不要不信。”那董事长极会察言观色，看我一张不信邪又略带笑意的脸，便笑着说，“所有人都不相信，但我真的相信了。带我去的朋友本来也不信的。但大概十几年前，有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去那一家庙的时候，他们正在开庙门，那庙有一个习俗，要扶乩决定谁来开庙门。这个董事长当时还不曾去过，所以不觉得跟自己有什么关系，而且他很‘铁齿’，根本不相信这个。想不到，那时麦克风里突然传出他的名字，他吓了一跳，以为听错了。但那乩童再叫了两次，他才赶紧冲过去，为神明开庙门。从那一天开始，他完全相信了。他生意好得不得了。现在发展成一家超级大的建设公司了。”

　　他说得虔诚，我却疑惑。毕竟，这种经济起飞的时机，房地产飞涨，土地狂飙，谁做都赚钱，做建筑业根本不要有太强的专业能力，真正需要的，反而是公关能力，只要有关系取得土地，取得建照，卖出不是问题，有没有武财神有什么差别呢？

　　“啊！真的太不可思议了。”但我决定继续观察他思考的方法：“这神像为什么要骑着一只大黑虎？”

　　“这个神明叫赵公明，本来是天上的十个太阳之一。后羿射太阳的时候，射下九个太阳，其中有八个掉海里了，成了后来的八仙，只有一个幻化成人，隐居在四川，就是这个赵公明。他守护着元宝山，一手持长鞭，一手持聚宝盆，所以被称为武财神。”他虔诚地说着，拿起武财神手上聚宝盆里的蜜蜡和一颗天珠，转头对我说，“这蜜蜡是几千万年前的树脂，在地壳变动的时候，沉埋地底，经过千万年的凝结转化，聚集天地精华，终于变成这样的晶莹剔透。天珠据传是用三四千年前外太空的陨石制作的，这种花纹，这种磁场的力量，超过所有宝石。不要小看了它，它绝对有古老的灵力。”董事长说着，拿起一颗，在手上摩挲，仿佛在感受它的温润。

　　“这种信仰，会不会影响你对股市的做法？”我忍住没有说出“炒作”二字。

　　“当然啊。股票做得愈久，愈知道天地间有太多不可测的事。你想，一个人的一生，多少无常，多少不定的事，生死我们能决定吗？财富我们能决定吗？就算是战争，一场战争打下来，为什么有人发财，有人毁灭？”他眼神中闪烁着一种强烈的光，仿佛一个充满战斗意志的战士。

　　“所以我每一次要开始做一只股票，就算再十拿九稳，我还是去南部我们的庙请示武财神。不然，很容易失败。有一次，我不信邪，去做了一只小股票，想试试看。想不到，不到三天，赔了几百万。我立即杀出解套。”他微笑着说，“那一次之后，我再也不‘铁齿’了。”

　　那一天的采访，对我是很大的震撼。那一间密室，那一个充满武财神像与关公雕像的地方，仿佛是一个人心灵最后隐藏的角落。即使他在现代性的资本市场杀伐，即使他和国际炒家在厮杀，但最后让他得到信心的，不是资本，而是古老的神。

　　一种现代性金融资本的流动，一个国际性的资本战争，反而要靠古老的神明来做最后的心灵依靠，这是什么道理？美国股市的“黑色星期五”，我们殷商时期的武财神能预测、抵挡吗？拿着长鞭的武财神，和现代武器的华尔街，要怎么比拼？

　　我有一种荒谬感。但不知如何解释。

　　我想起家乡有一个亲戚，卖了一块土地，手上有大笔资金，存在农会。他每日仍过着农民的生活，骑一辆日据时代的牛皮坐垫自行车，慢慢行过村子那日渐繁忙起来的马路。马路上满是轿车、公车、卡车，他兀自悠悠慢慢地骑着。后来他女儿说要去做建筑生意，便把钱借走周转，后来不够，土地也拿去抵押借钱。但生意并不顺利，他只是去庙里拜拜，祈求佛菩萨保佑。后来生意失败，他失去了毕生积蓄和土地，但他仍骑着那辆老牛皮坐垫自行车，在村子里闲闲行过。有时来找父亲泡茶，感叹命运对他的不公。

　　K君和卖了土地的农民，仿佛有一些说不出来、相似的地方。面对巨大的现代资本游戏，大家似乎都无所依靠，台湾的教育和传统，也没有教会他们使用现代资本的知识，最后只能回头，依靠着古老的佛像、传统的神祇、卜算的预言。

　　因为，我们突然漂浮在无边无垠的金钱巨浪中。

现代金融，农业思维？

　　我的父亲，一个乡下农村的孩子，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只靠着那一点小学的日文基础，买一些书自修，到日本去观察，去学习锅炉工业的知识，最后才终于摆脱农村，变成一个工厂的负责人。这过程，不是一般人所谓的“转型”二字，就可以简单带过。他要摆脱农村、农民的思维，试着去学习现代性的资本运作，那是要付出无数代价，才能学会的。

　　起初人们带他去酒家，去赌博，都叫做“学应酬”“学做生意”，他也一一照做。然而最艰难的现代金融运作，根本上与农村、土地生产、以季节来思考收入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他不懂银行、贷款、资金运用，终于只能借高利贷，最后付出让妻子因跳票入狱的惨痛代价，家庭在破散边缘，他才终于醒悟过来，学习财务的管理，成为一个小企业主。

　　但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幸运，农民就算卖出了土地，拥有了财富，又能如何？他没有现代的金融知识，不懂得运用，只能用最简单的办法，以近乎农民的思维来理财。这便是那时地下金融投资公司兴起的原因。

　　那些金融投资公司只要告诉老百姓，你把钱存在这里，每个月可以领取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甚至更多的利息，我们用专业来帮你投资，你只要当老板就好了。于是许多人真的把毕生的心血积蓄投下去。起初也确实收到利息，用以生活，仿佛真的得到利益。可是没人想到这是用后面收的钱来付前面的利息，最后终于无法支撑而倒闭，所有投资人一生心血就此泡汤。

　　然而，农民的悲哀就在于，他们根本没有现代金融知识，不知如何投资，也缺乏投资的管道，更何况政府还缺乏管理现代金融秩序的能力与法令，于是整个社会呈现一片混乱。

　　就像那个股市大亨和他崇拜的武财神，即使他玩的是现代金融，但他的思路是农业时代的，信的是农业时代的神。这明明是矛盾的，但他深信不已。

　　台湾与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不同，原因在于台湾经济发展不是自发的，并非来自社会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需要，而是由外部的压力所形成。

　　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从英国圈地运动开始，历经四百多年的逐步演进，中间也发生了狄更斯笔下的《双城记》和雨果的《悲惨世界》那样悲惨的社会阶段，以及好几次的社会革命与动荡，才慢慢演进为现代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从农业社会跨入工商业社会历经四百年，农村是在数百年中，逐步没落，社会逐渐转型，农民和他的后代可以有时间去寻找其他生路，不会一夕间全面崩毁。

　　但台湾之不同在于，欧洲以四百年完成的资本主义化进程，台湾从农业社会走入工业社会，仅仅用了四十余年。以十倍的速度向前冲，在所有社会基础来不及改造，所有人来不及反应，所有制度来不及建立的瞬间，就彻底瓦解，彻底崩溃，彻底转变成一个谁也不认识的社会。

　　欧洲的都市化花了几百年，才完成包括卫生医疗、公共教育、交通建设、城市规划、行政管理、商品流通、食品安全、居住规范等一系列基础改造，那是一步步建设起来的。但我们是急速发展，来不及配套，像倒豆子一般，哗啦啦全面来临了。但最难的不是经济，而是文化。

　　经济生产、政治制度或可迅速转换，惟有文化，其内涵实是人的“思维方式之总和”，要一下子改变，根本不可能。惟有靠时间，让人的思维方法，随着社会变迁而逐步自我调整。因此，政治可以更迭，经济也可以革命，惟有文化，它是人的思维方法，它植根于古老的血脉、宗族、民俗、信仰、生活饮食、哲学思想等等之中，如何一夕转变？

　　台湾最现代的股市大户，要不要操盘某只股票，仍要托问于古老的神祇，难道不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延续？

　　然而，农民、农村、农业社会的古老文化仍在，我们却已被逼迫走入工业时代，怎么办？

　　我的父亲不知是幸或者不幸，竟和铁工厂的人合作，失败多次，在经过酒家应酬与借支高利贷的种种磨练后，终于看清真相，站了起来。但有更多人是根本无法从这个转型中站起来的。

　　把整个社会发展脉络探求清楚，我才真正从14岁那年去监狱探望母亲未果，在正午的街道上为我们的命运感到困惑的迷宫中，走了出来。这探求，至少花了我15年的光阴。

　　有一年除夕的早晨，我站在家门口看着一位亲戚从门前经过，她虽然长得娇小，却是很会耕作的农妇，尤其擅于种菜。她却推着一辆小车，上面好像有可以贩卖的年糕之类的，往乌日市场走去。

　　我有些讶异，问妈妈：为什么那个亲戚会去市场卖年糕？年节赚些小费吗？

　　妈妈说，她的一个孩子去做建筑，没周转好，欠了银行许多钱，回来将家里的土地拿去质押，现在那些地已经都没了，再没办法种田维生。

　　啊，那小小的农妇的背影，就是我的农村家乡的写照吗？在经济狂飙的上世纪80年代之后，我的家乡只剩下这个背影吗？

　　经历过那场疯狂的金钱游戏，也看到股市崩盘后，上班族垂头丧气望着绿油油的大盘叹气，农民回头站在无依的大地，所有人的财富被剥夺一空，财富的希望消失无迹。我再不相信股市能给社会带来什么正面的力量。除了金钱游戏，我不知道它生产了什么，创造了什么。

　　然而，最恐怖的不是它不生产什么，而是在股市上天时，一切价值仿佛只剩下金钱与数字，人只是依附于数字的小数点；所谓人文精神、人存在的意义、理想的坚持、文化的价值、美感的追寻等等，都消失无迹。要直到金钱游戏结束了，浮华泡沫破灭了，人心沉静下来了，那些古老的价值，才会慢慢回来。那还要多长的时间呢？

　　看着大陆农民炒股的消息，我心中感到阵阵寒冷。但愿啊，这恐怖的游戏，快快结束。因为人性的沉沦很快很快，人性的复归，却很慢很慢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