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污染侦察队来了

　　将车停在尘土飞扬的路边，白孝智和同事钻入苇草丛中。三个足球场大小的污水渗坑出现在眼前。

　　一个坑堆着赤泥和污水，另两个坑水色如墨，恶臭刺鼻，坑边一圈苇草已干枯发黑。此处是中国东部某省的一个工业园，远离市区，人烟稀少，即便是长年往返于附近的运输司机或附近村民，如不专门打探，也很难注意到渗坑。

　　白孝智在民间环保组织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下称两江中心）工作，这家环保组织近两年来专注于全国工业污染调查。他们在寻找污染源时，用的办法“笨”但有效：在卫星地图上逐块搜索，对疑似排污点一一标注，然后亲自勘查。

　　如此一来，越是荒郊野岭、远离人烟的排污点，反而越容易被发现，比如眼前这三个渗坑。

　　近几年，在举国治污的背景下，在空气污染问题经网络发酵引发全国重视之后，民间环境监督潮开始兴起。一批环保NGO和民间志愿者开始侦察环境污染现象，在固定证据后，或向环保部门举报，或联合媒体发表结果，或在自媒体上发布结果。

　　两江中心只是其中一支力量，此外还有天津绿领、自然大学等。此外，大约在2010年前后，各省一些环保组织纷纷出现，如湖南的绿色潇湘、江苏的南京绿石、云南的绿色昆明、深圳的绿源环保协会等，开始专注于本地的工业污染企业的调查。

　　财新记者近期跟随两江中心工作人员，亲身体验了一次为期七天的污染侦察行动，随后对多家环保组织的相关工作进行了了解。民间环境监督力量已有成效，同时也面临种种困境。

　　困境之一是污染企业和部分地方政府一再升级的防范和不配合，之二是志愿者的专业能力，之三是环保部门对其工作的冷淡态度。以第三种困境为最。

NGO污染侦察

　　5月中旬，两江中心查污小分队第二次奔赴山东调查污染，财新记者受邀请同行。大半年前的2014年8月，白孝智和同事曾历时12天，调查该省德州、聊城、济宁、菏泽、淄博等地的造纸和化工行业。

　　此次调查历时七天左右，分别调查了高唐的造纸业，茌平、邹平的电解铝产业，桓台的橡胶、防水材料，高青的印染纺织、精细化工，莱州湾（滨海经济开发区）的盐卤、农药、碱业，青岛的钢铁、碱业等造成的污染。大部分调查点，属于事先有线索指向环境污染需要进行实地查证类别的。

　　在本文开头提到的三个渗坑西侧，是一家废弃厂房，院子里架着两个门字形吊装设备和十多个高约1.5米、宽1米、长度近10米的水泥池子。

　　池水飘着浓浓的盐酸味儿，PH试纸测试显示强酸性。水泥池子与院外渗坑间，有阀门和沟渠相连。按照工作流程，白孝智取了四瓶渗坑水样，写好标签，带走送检。

　　一个星期后的检测结果显示，这家无名酸洗厂偷排污水多项指标超标，如砷0.74，铅3.70，铬11.60，铁18400，氯化物（以Cl-计）71742（编者注：本段单位均为毫克/升）。

　　参照《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砷超标0.48倍，铅超标2.7倍，铬6.73倍。该标准中并无对氯化物的限值要求，但个别省份颁布了对污水中氯化物的地方标准，参照河北省《氯化物排放标准》DB13/831-2006，即便以其中最宽松的标准——盐化工II 类三级标准为600毫克/升，渗坑水样氯化物仍超标118.57倍。

　　就像过去两年踏访十多个省那样，在结束调查时，白孝智写了一封举报信挂号寄至山东省环保厅，详细描述每个污染源的问题、附近居民访问内容以及样品检测结果，附上现场影像资料，同时抄送环保部、华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

　　由于企业十分敏感，在过去两年的调查中，白孝智们基本依靠“场外信息”来抓取排污证据，例如远远地拍摄烟囱里的滚滚黑烟，沿着厂区附近的河流找排污口等。但他们发现，排污者越来越狡猾，排污口越发隐蔽了。

　　寿光市的三家楼村被织女河、阳河环绕，两条河流如今早已是黑臭水沟，河面浮着一层油污，岸边的草干枯发黑。该村因“几年养不了一个兵”而远近闻名，大约八年前，村里参加征兵的十八九岁男孩子，多数会体检出肝部变大，直到近年改吃寿光县城供应的自来水，才逐渐好转。

　　2015年5月，就在阳河边上，村民刘某用水泵抽水浇地，他告诉财新记者，井深18米，井水有臭味，不能喝。靠近水管，可以闻到一股机油味道。

　　然而沿河看不到排污口，村民称，排污口在河面以下的低处，平时排污根本看不到。

　　在潍坊市海化集团边上的河流寻找排污口时，两江中心遭遇了同样的问题。河边负责看管抽水机的工人称，有些暗管埋在河底，晚上向外偷排污水，很壮观，“跟趵突泉似的。”

　　该说法被此处工业园区内润丰化工的挖掘机司机证实，当时润丰化工被当地环保局要求处理其排放在河段里的污水，但由于该河段地势较低，润丰化工只好用抽水管道将恶臭的污水从低处抽向高处，排向别的河段。该司机回忆，有一天夜里他发现水竟然一直抽不干净，后来发现，原来是有的厂子将暗管铺设过来，趁夜偷排。

　　类似企业较多，让两江中心找“排污口”的方法颇为受挫。

民间查污潮起

　　国内环保组织对工业污染调查，尚在起步阶段。大概在2009年之后，渐渐出现持续推动工业污染调查的环保组织。在此之前，环保组织主要做生态保护、公众教育等。相较而言，工业污染调查对于人才、资金的要求门槛更高。

　　两江中心的工作思路是以省为单位，先在卫星地图上“扫”一遍，选定排污点，现场观察、取证，检测分析，形成报告发送给环保部门。

　　位于天津的绿领则以水、空气两大部门为主，追踪国内严重污染案例，同样是现场调研、取样检测、写报告的思路，后期会推动媒体关注，拜访环保部门。

　　自然大学大概是国内最早开始工业污染调查的环保组织，“校长”冯永锋告诉财新记者，与两江中心逐省深刨的做法不同，其思路同绿领相仿，主要做案例。

　　此外，大约在2010年前后，各省一些环保组织开始推动本地的工业污染企业调查，如湖南的绿色潇湘、江苏的南京绿石、云南的绿色昆明、福建的绿家园、浙江的朝露环保、山东的绿行齐鲁、深圳的绿源环保协会等。

　　相较于线下的斗智斗勇，自从2014年1月污染源监测信息公开平台上线以来，民间监管又多了一项重要“武器”。给在线平台“挑错”，几乎成为环保组织参与工业污染防治的入门功。

　　例如2015年6月，“绿蜀清川”志愿者关键不完全统计，四川省内的部分地级市，如达州、乐山、内江、攀枝花、泸州、眉山、绵阳均存在“虚假达标”情况，即相较于省厅监督标准，企业自行“调高”了排放标准。

　　举例来说，在信息公开平台上搜索可见，某厂在2015年6月8日22时，尾气烟囱排放的二氧化硫浓度为14068.13毫克/立方米，但排放标准限值竟高达20000毫克/立方米。

　　根据四川省环保厅监测数据，该企业二氧化硫的排放标准限值应为550毫克/立方米，其已超标25倍。但是，这家名为“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重庆天然气净化总厂大竹天然气净化厂”的企业，却因为排放限值“调高”而在网站上显示出并未超标。

　　“我们现在专门盯天津市的污染信息发布平台，对其存在的发布不及时、数据不全、界面不友好等问题，做统计，写报告，发给环保部门，还制作原创漫画，写公开联署信。”天津绿领主任董剑告诉财新记者。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长期致力于污染源信息公开，并根据各省信息发布平台发布了APP“污染地图”“蔚蓝地图”，搜集全国污染物排放信息并以地图形式实时发布。马军告诉财新记者，他也发现，在APP上的企业排污标准限值，时常出现和国标不一致的情况。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发现，现有的监测平台，多为企业自行发布数据，环保部门如何审核，并不确定。该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财新记者，就污染物标准限值而言，山东省环保厅要求市局审核该项数据，但其他地区环保部门是否有进行数据的质量控制，则不得而知。

民间力量困境

　　困境首先来自污染调查本身。污染更加隐蔽，调查难度加大；有些污染企业经多次举报仍拒不改正，反而粗暴地对待调查者；部分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的地方保护态度也让民间力量犯难。

　　令两江中心苦恼的是，许多违法排污企业在被举报后，依然任性排污。比如安徽铜陵有色稀贵金属分公司，2014年4月，两江中心举报其向狼尾湖乱排污水。2015年3月再访，两江中心发现污染依旧，但狼尾湖河渠两岸被架设了两道铁丝网，防止外人进入。

　　这种防贼般的待遇，环保组织早已习惯。他们说，最要提防的是企业和当地政府部门对他们“人人喊打”的方式，如派人轰赶、强行删除照片，被带至派出所盘问等。

　　此次，财新记者与两江中心志愿者一起遇到一次 “奇特遭遇”。在一个赤泥堆场附近，志愿者发现戒备森严。保安不肯吐露堆场所用为何，在看到相机后立刻强行要求其删除照片。

　　白孝智和同事只好“转战场外”，在厂区外围观察排污痕迹。他们在堆场附近，发现几条管道，其周边范围内的庄稼地，已被赤泥覆盖，红色的土地与绿色的麦田对比鲜明。管道闸口正在向外滴着热水，白孝智用PH试纸测试，热水为强碱性，说明田地中的赤泥可能来自管道泄漏的赤泥浆水。

　　白孝智的举动很快遭到企业来人的盘问。并在接下来的两小时行程中，财新记者一行的车辆，被四辆车交替跟随、盯梢，期间还有自称环保局的人前来询问。

　　在调查难之外，环保组织自身在工业污染调查之路同样有问题亟待破解。

　　首先是专业性。董剑告诉财新记者，做工业污染调查，首先要有一些环境科学基础知识，“至少对常见的涉污染企业、污染物种类、取样和保存方法，包括项目环评、规划环评有一定了解，并对相关法律法规烂熟于心。”

　　白孝智每次在动身前，都要花时间先搞清楚对方的“底细”，如生产什么产品，大致的工艺流程，以及排放的污染物适用哪种标准。

　　“但是环保行业涉及方方面面，依然有很多东西不好处理，如果对某一领域不熟悉，即便熟读标准，也不管用。”白孝智说。

　　“即使掌握基础的环境科学知识，也不够，比如钢铁、纺织、电镀，不同行业还挺复杂的，很需要这方面的专家来给我们指导。”董剑告诉财新记者，“有些案例的挖掘就不够深入，因为很难抓住污染的核心点，一方面是不同行业的特征污染物，一方面是生产工艺决定哪个环节最有可能发生污染，但我们不精通。”

　　白孝智曾经应环保部门邀请，与某国企面谈。他发现，该企业竟然提供明显错误数据，例如厂里仅有的两台冲天炉都关闭后，生产负荷还能达到80%。“他不知道我曾经在大工厂工作过。如果你不具备这些知识，就无法识别。”白孝智说。

　　第二个问题是钱少。两江中心在送检水样时，一般会化验几样常规无机物，因为“有机物化验起来特别贵，比如二噁英，连取样都要上万元”。

　　天津绿领拥有国内环保组织里惟一的一个民间污水检测中心，“但我们没有CMA中国计量认证，只能用于获取真实环境数据，掌握基本污染事实，但不能直接用于新闻报道和法律诉讼，因为不具有权威性。”董剑无奈道。

期待与官方互动

　　然而，上述困难与地方环保部门的态度比起来，其实都不算困难。

　　天津绿领水项目负责人朱清以2014年绿领水污染22个调查案例数据为例，说地方环保部门对民间污染调查的态度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积极响应，大约只占20%；更多的地方政府出于维护地方利益，或出于历史原因，对环保组织的调查举证进行“冷处理”。

　　“冷处理”包括直接干预工作、异地约谈、和稀泥等。有的地方环保部门，任你走各种程序，就是不给任何反馈。

　　各地政府包括环保部门，大多数并不欢迎这些民间监督者，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尚需时日。

　　两江中心相对乐观一些，他们发现一种现象：许多时候，环保部门尽管不回应民间查污举报，但实际上却循着线索查处了被举报的污染。其负责人向春认为，这也算是一种能接受的正向互动。

　　2015年5月再赴山东查污，两处改观令两江中心的白孝智颇为欣慰，一是聊城市临清市康庄镇康泉化工厂南面河里的水变清、没臭味了——上次来时，水呈褐色，泡沫绵延几百米不见消散，空气中弥漫着酒糟发酵的气味，眼睛也觉得刺激。

　　另一处是聊城市茌平县信发华宇氧化铝有限公司，在原料堆放的厂区围墙下方有多个排污口，2014年白孝智前往调查时，排口正向外快速流着棕红色废水，沟渠里淌出一条红河。2015年再来看时，排口已经全部被水泥封堵。

　　白孝智认为，这或许和两江中心之前向省级环保厅举报有关。在2014年和2015年的两次投诉和举报中，山东省、安徽省、湖南省等省级环保部门也许在接到举报后对污染问题也做了查处和整改，但都没有给回复，即使你主动去电话询问，言语中也保持相当的谨慎和高度的警惕，接电话的人，甚至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

　　两江中心其实还与环保部有过一次“正面合作”。2014年，两江中心查出近百名各省不在环评单位工作却挂靠在环评单位的“影子环保师”，随后环保部对此现象进行了全国整顿。虽然最终，环保部也未明言举报来自两江中心。

　　此次山东查污后，两江中心照例将污染线索写成举报材料，并在2015年6月12日分别寄给多家相关环保部门。截至财新记者发稿，两月已过，但三级环保部门还未进行答复。

　　有意思的是，就在两江中心赴山东调查一周后，6月19日，环保部发布2015年5月环境案件处理情况，聊城市茌平县、东阿县等被查出26家非法酸洗厂，其中6家涉嫌环境污染犯罪，已被移送至公安分局。

　　也有例外，向春说，经过几年磨合，两江中心与重庆当地各级环保部门已经处于一种良性互动过程中，基本流程是两江中心做前期调查取证，然后环保部门跟进核实查处，两江中心再回访确认整改情况。甚至，两江中心有时还与环保部门共同调查，共同推动污染整改。

　　采访中，每个环保组织都希望未来能与环保部门有更多正向互动。

　　“最好的互动关系就是认识到目标的一致性，从民间、从行政角度分别做好自己的工作，保持沟通。”一位环保组织负责人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