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苏里
万圣书园创始人
插画|张溪洋
开列书单,注定吃力不讨好,尤其是开列关于“二战”的书单。“二战”打上引号,并非简单出于缩写的原因。
关于7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仅起止年份和日期,便有无数说法。安东尼·比弗最离奇,在两卷本《二战史》(邵旭东等 译,海南出版社,2015年)中,他将1939年5月发生在诺门坎的苏日冲突,定为“二战”起始,而截止日定于1945年8月8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
即便对于战争的命名,世人耳熟能详者就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卫国战争等等。可谓一战各表。谈起战争起源,也是五花八门;追究深层原因,更是仁智互见。剑走偏锋者,当属美国年轻的古典学教授克里布斯。他的《一本最危险的书: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从罗马帝国到第三帝国》(荆腾 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将塔西佗写于公元98年的《日耳曼尼亚志》,解释成纳粹主义的精神源头,尽管纳粹对塔西佗原意做了曲解。
凡此种种,并不表明各家在任何问题上没有共识或接近一致之处。对于那场战争的结束年份,各家看法比较一致,即1945年;它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多有共识;各家对它的关注程度,各有意图,但总趋势是在加强,且以总结教训、面向和平为主。“各有意图”指的是:不仅有尚未走出战争阴影的情况存在,也有不止一家仍心存意识形态考量。这类嫌隙,我称为“人类面临的考验”。这考验,既面对着史观,也牵涉心智;既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乃至道德和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