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孵化器
中国现在有多少孵化器?超维星球孵化器CEO刘虹妤虽然身处行业当中,也并不知道确切的数字。但是她目睹着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在原来的头衔之上,有了另外一个身份:某某孵化器创始人或合伙人。
“我在报社的同事王晶,现在去了长城会旗下的一家机器人咖啡馆的孵化器;我们原来的财务总监也在广州创办了一个做财务、法律引导的孵化器;从前认识的一个戈壁投资投资人,现在在佛山做一个孵化器⋯⋯”刘虹妤曾在南方报业集团旗下《21世纪经济报道》任市场中心公关总监多年,今年年初辞职,并于9月创办超维星球孵化器,为3D产业的创业者提供技术支持和产业资源对接。成立两个多月,依托中国3D产业联盟的资源,他们已经设立了自己的产业基金。
硬蛋科技副总裁刘宏姣对孵化器的“疯狂生长”也深有体会:“不夸张地说,几乎每天都会有人来找我,说我是某某孵化器的,希望寻求合作。很多学校、机构还在不断找我去做众创学院。”她的直观判断是:“孵化器的数量已经高于创业项目的需求量,很多孵化器、众创空间根本不知道在做什么。”
刘宏姣管理的硬蛋空间孵化器刚刚从深圳成功复制到北京中关村海龙大厦二层,也成为海龙大厦转型后首家入驻的孵化器机构。海龙大厦、鼎好大厦、e世界等曾是中关村盛极一时的电子卖场,在海淀区政府及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关村管委会)的指导下,从2009年开始转型,2014年底加速改造为硬件创新基地。
2015年1月14日,国务院常委会决定设立400亿元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重点支持处于“蹒跚”起步阶段的创新型企业,促进技术与市场融合、创新与产业对接,孵化和培育面向未来的新兴产业。随后,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之下,创业人群的涌入也刺激了孵化器的飞速发展。
数量“野蛮增长”的背后是质量参差不齐。孵化器阶段投资的价格低,门槛相对较低。再加上政府从资金和资源上的支持,房地产商、财务公司、研究机构、传统企业等各类背景的投资人都加入孵化器大军,甚至出现了孵化孵化器的“超级孵化器”。
根据科技部定义,孵化器是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养高新技术企业和企业家为宗旨的科技创业服务载体。根据投中集团统计,截至2014年末,全国孵化器已超过1500家,其中经过认定的国家级孵化器数量达到608家。而中关村创业大街不足300米长,创新型孵化器的数量已经从去年的23家增长至40余家。
财新记者在采访中问及多位业内人士,没有人知道今年全国孵化器的数量究竟有多少。中关村管委会委员刘航直言孵化器的发展速度太快,“我们甚至来不及统计,很多各式各样的孵化器不断出现,几乎颠覆了过去孵化器的发展模式。”
缺少产业资源支撑和科学孵化能力的孵化器泛滥,同质化、空心化现象严重,面对股权投资回报的长周期和高风险,劣质孵化器难以维系。“孵化器现在是一哄而上的非理性发展,很多人根本经不起适者生存的残酷考验。”刘虹妤认为,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创业热潮褪去之后,“孵化器死一大片”。
中国最早的风险投资人、IDG资本创始合伙人熊晓鸽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也对孵化器的发展态势忧心忡忡:“总体来讲,孵化器是好事,但是不要让中国变成一个孵化器最多的国家,不要遍地都是孵化器。”
商业地产变形记
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的大部分投资人看来,将商业写字楼变成联合办公空间或众筹咖啡馆,这两年成了孵化器的主流发展模式。
回顾国内孵化器的发展历程,政府支持的园区类孵化器是最早的形态,但是增长缓慢。1987年6月,中国第一家企业孵化器“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成立。次年,科技部开展“火炬计划”,把建立孵化器列为支持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根据科技部火炬中心统计,2011年起国家大力推动孵化器建设,2013年时科技型企业孵化器面积5379.3万平方米,2014年达6496.6万平方米。
在房地产行业有着近20年从业经历的原万科公司副总裁毛大庆,今年4月辞职创业,他创业的项目就是联合办公空间——优客工场。毛大庆的设想是将闲置物业改造后再出租给小型初创公司,通过运营实现闲置重资产的升值,同时打造成中国最大的创业社区,为资本市场提供优质的投资对象,实现联合办公空间和孵化器的完美融合。
凭借其在房地产行业的个人影响力,毛大庆不仅获得了万科、鸿坤集团、阳光100、峰创科技园等地产合作伙伴,还吸引了徐小平、沈南鹏、李开复、秦君等众多天使投资人,毛大庆希望优客工场能够“诞生世界五百强,孵化出中国的乔布斯”。
同样选择类似转型的还有SOHO中国。潘石屹今年以来开始密集推广SOHO 3Q,请来雷军、王功权、俞敏洪、任志强等创业导师站台,还通过拍卖、众包等新模式来销售办公工位。潘石屹在8月的一次小型媒体见面会上表示,SOHO中国未来的方向就是“一家盘活闲置写字楼办公空间的轻资产管理公司”。
“二线城市写字楼过剩的厉害,包括杭州这样的城市都是超过40%的空置率。我们这批房地产开发商过去20年时间给中国建了这样多的房子,现在的问题中国不是缺商业,不是缺办公楼,而是这些资源能不能很好的利用起来。”潘石屹表示,他为此专门到美国去学习Airbnb、Uber的共享经济模式,也希望SOHO 3Q成为商业地产转型的标杆性项目,“已经很多开发商找到我,希望我能够把他们的商业地产项目盘活。”
不过,潘石屹并不认为SOHO 3Q是孵化器,“我不会做孵化,只是提供工位,但是李开复、王功权都在3Q有办公室,经常带着人到处去问‘你们要投资吗?’对于创业者来说,融资并不难;上海市工商局也非常重视SOHO 3Q,直接就摆了一个桌子在办公室门口,把营业执照送到创业者手里,这些其实是在我们服务的内容之外的。”
对于做孵化器其实是在做地产的批评,贝塔斯曼亚洲投资基金(BAI)管理合伙人龙宇表示,很多孵化器本身就是建立在商业房地产的基础上,传统的孵化器基本依靠提供工位的方式存活,原本就是房地产一个常态的存在方式。“创业、投资在中国本身就属于绝对少数派的存在,因此绝大多数创业孵化器当然只是房地产生意。”她认为,如果联合办公空间能够给创业者提供更有效率的办公环境,多元化的空间分隔、灵活的租期、还有IT和其他创业支持,也是房地产的一种新形态,不必过度批判它。
龙宇所指的是以梦想加为代表的,专门提供联合办公空间服务的类孵化器机构。紧邻雍和宫的藏经胡同,一栋四层高的楼里,梦想加开张了今年的第6个联合办公空间,创业者只需缴纳2000元/月的房租,即可拎包进入办公。梦想加还与多家企业合作,以众包的形式,提供注册、法务、云服务等各类资源。拿到B轮融资的妙计旅行、一刻talks、玲珑沙龙以及媒体Pingwest等,是梦想加雍和宫处的明星项目。
“我们希望做的,是通过尽可能努力为企业降低成本。”梦想加创始人王晓鲁表示。进入梦想加的公司必须至少拿到过一轮融资,成功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但是梦想加并不是想做一个孵化器,而是希望成为很多孵化器办公服务优化的提供商”。
不过,联合办公空间最受诟病的就是其盈利模式:主要依赖租金收入以及短期内政府的补贴。无论是优客工场还是SOHO 3Q,提供的工位价格并不便宜。同时,根据现行政策,政府对一家孵化器的补贴一年可高达500万元,启明创投合伙人叶冠泰表示,很多人通过做孵化器拿到很多政府的钱,而大部分的孵化器基本都是提供一个房子、工作环境而已。
盛世投资副总裁谢作强认为,联合办公空间无论如何变形,其本质依然是商业地产,仍然以租赁差价为孵化器主要的盈利来源。“但是这种模式偏离了孵化器本身的功能。”他指出,对创业企业的孵化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提供办公场所。此外,以联合办公空间的模式发展起来的孵化器可复制性非常差,因为房租收入在一线城市是较大的成本,但是二三线城市的房租只有一线城市的十几、二十几分之一,依赖房租收入的孵化器没有动力下沉。
目前,真正在孵化器领域早有探索且模式成熟的先行者当数创新工场、微软创投加速器等,后起之秀也有腾讯的众创空间、京东智能硬件孵化等,甚至消费品巨头联合利华也已开始做创新孵化。和联合办公相比,自身拥有产业资源的孵化器更具优势。
微软创投加速器被许多创业公司称为“比哈佛大学还难进的地方”,其筛选严格、门槛极高,从2000个创业团队中筛选几个进入孵化器,但对入孵企业提供极其便利、丰富的资源,且不做股权投资也不占股份,通过培训、创业训练等方式提升早期创业公司的存活率。“我们是基于微软整体战略的考量,希望通过孵化有潜力的创业公司来加强微软在创新领域的布局,”微软创投加速器市场总监白玉表示。
从2011年开始打造开放平台的腾讯公司,也在今年力推众创生态,力图打造国内最大的众创空间。腾讯通过“互联网+”战略,先后与北京、上海、天津、重庆、郑州等多地政府合作,拿下超过50万平米的办公空间,已落地超过25个众创空间。腾讯公司副总裁林松涛表示,未来三年计划为1000万创业者提供服务,打造1000家市值过亿公司,孵化出 200个亿万富翁。
找准定位
毫无疑问,“双创”热催生了一大批的孵化器。10月19日,2015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同时开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双创周开幕式上与天使汇、3W咖啡馆、36氪三个孵化器创始人的自拍,也成为当天的活动高潮。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双创周内,北京市各区县、创新创业主体举办各类活动超过300场,参与人数超过10万人,发布各类平台和项目686个,达成合作意向项目108项,签订合作协议117项,金额超过20亿元。
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前身是中关村电子数码港,与海龙大厦、鼎好大厦等电子卖场一路之隔,但分属不同的管理体系。“我们是海淀国资委下面的海淀置业集团的二级单位。”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总经理刘洋表示,作为一家国企,拿出一栋楼来做创新孵化是冒着很大风险的——股权投资的回报周期非常长,按照过去上市的时间,一家公司从初创到走完上市平均需要七年时间。“虽然是国企但是也有业绩要求,不可能这么长的周期内持续投入。但是权衡利弊,我们不得不转。”
中关村电子数码港也是传统的电子卖场,外来人口流动性大、利税又不多,还产生很多纠纷——去年这里一个月的报警量超过了整个海淀区的报警量。2009年,海龙、鼎好等在海淀区政府的主导下开始转型,一路之隔的电子数码港开始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
“教育和IT资源是海淀特色,也是全国最丰富的资源,有几十所中国一流的大学、科研院所,中国大部分的IT产业都是从中关村发展起来的,如果把这两个资源结合好,就能做出来不一样的成绩。”刘洋表示。
起初,刘洋担心没有那么多互联网教育企业怎么办?也担心把很多同行放一块,竞争、打架会不会不太好?但经过一年多的摸索,刘洋发现,形成聚集效应后,风险扛过去了,同时创业公司之间需要更多的是资源互通共享,而非竞争、封闭。“你如果不培养自己的追随者,马上就有人来革你的命,必须开放做市场。”刘洋表示,华图教育、中公教育、好未来、学大教育等这些市场上的竞争对手,都在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和谐共处。
刘洋设计的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是一个园区模式,既有基础的服务平台,提供课件录制、金融服务、云服务、会议室等服务;又有MOOC创业港、政策对接、风投入驻的创新创业平台;最重要的是,在金字塔顶端,提供股权投资、上市辅导、营销推广的加速器服务。
“我们把收入的核心放在投资孵化这一块。目前国内孵化器拿这块收入的是凤毛麟角,因为这个周期太漫长了,一年投资20个项目,七年后才能上市,能有一个上市就赚了。这个路径行得通,但是不一定成功。”刘洋表示,国有企业没有一年10%、20%的回报率要求,可以追求更长远的投资收益,所以一开始设计的发展方案中,房租一定是比商业地产的租金低很多,工商注册、财务等这些费用都是免费的,通过对接资源来提供创业公司的存活率。如今,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3万平方米的空间已经装满,创业公司进入的速度和腾房离开的速度几乎对等,50家国内知名的互联网教育公司入驻。
刘洋认为,找准定位,把资源聚焦在这些方向之上,找到可持续的盈利模式,是孵化器能够成功的关键。不过,股权投资的路径能否行得通,仍然是个未知数,投入和变现之间平衡度的掌握仍是孵化器的生存关键。尤其资本寒冬的效应也正慢慢传导至孵化器。
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的创客总部已经在调整自身的发展节奏。2013年12月,陈荣根和其他来自微软、英特尔、联想之星的多名合伙人联合投资创办了创客总部,所有的投资资金也基本掏自这些合伙人自己的腰包,资金的有效、合理利用及对项目的精准研判至关重要。
“之前对创业公司入驻孵化器的流程是评审委员会先评审,评审觉得合适就让创业公司入驻,入驻过程中给建议、辅导,如果觉得投资时机到了,我们就投资。从7月份开始,我们开展鲲鹏计划,在项目进入孵化器的时候就决定投资还是不投资,必须增强对创业公司的要求。”陈荣根认为,互联网创业进入深水区,互联网跟行业、产业的融合更紧密,创业项目对产业的理解不够的话,想脱颖而出很难,而对于完全依靠股权投资获利的孵化器来说,风险也在同比增加。同时在退出机制上,上市的周期过于漫长,创客总部投资的项目一旦到B轮、C轮,有大的风投、资本进来,他们就会考虑退出,以保证现金流的正常运转。截至10月,创客总部共孵化投资260家移动互联网初创企业,其中119家获得投资,总投资额超过6亿元。
在刘洋看来,创客总部原本定位是做移动互联网产业聚集区,但是移动互联网的概念太大,他们需要更加聚焦。“现在创客总部的孵化方向已经从原来的6个缩小到3个,完全结合创始人自身的产业资源、投融资经验,来保证投资项目的成功率。”但其实他更建议能缩小到一个,就投资一个方向的创业项目,更加专注也成功率更高。
对于自己硬蛋空间的定位,刘宏姣从不认为是一家孵化器,而是一个以供应链为核心的开放系统。“硬蛋空间的业态看起来是孵化器,但其实我们的模式做得非常重,在全球积累的产业链资源是我们的核心优势,我们可以根据创客及很多智能硬件企业的类型,给他们提供定制的供应链服务,包括供应链资源、合作伙伴等。”刘宏姣表示,硬蛋空间发展仅有两年,但今年二季度的GMV已经达到3.4亿元,这是大部分孵化器所无法比拟的,她自称目前硬蛋在全球有超过4000家供应商,全球的团队成员8000余人,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供应链服务提供商。
孵化器何处去?
孵化器的发展依然迅猛,但鱼龙混杂已经成为共识。“过去一年,我走访了70多家孵化器,碰到非常多以商业地产为目的来做孵化器,尤其很多房地产开发商、民企老板,合作一个商业地产项目,但是挂着孵化器的牌子,非常普遍。”盛世投资副总裁谢作强如此描述对孵化器行业的观感,“很多人离孵化器行业太远,离股权投资太远,自己手上有些钱,就抄道切入创业投资领域,是造成孵化器扎堆的原因。”
盛世投资是中国国内最早起步以市场化方式运作私募股权母基金(PE FOFs)的专业金融机构之一,今年也开始涉足孵化器领域,谢作强表示,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投资那么多基金,挖掘了市场上最好的一拨投资人,就是为了帮助创业项目对接资源,进而更快对接资本,因而具有较强的平台整合效应,天然适合做孵化器;另一方面是行业发展的不规范,“我遇到了很多本身没有什么水平的人跟政府合作推孵化器,政府也给了很多钱,但是做得非常差。”
谢作强认为,随着资本寒冬的来临,2016年的上半年也会是孵化器的寒冬,“很多人盲目进来,却忽略了规则、能力、资源这些最重要的东西,现在的情况是孵化器比创业者还要多,也注定比创业公司更难熬。”
在财新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很多投资人的看法是,好的项目根本不需要进孵化器,过度依赖孵化器的创业公司也注定无法做大做强。凯鹏华盈创业投资基金主管合伙人周炜认为,国内的大部分孵化器仅能起到宣传、聚人气的作用,为了做招牌会请一些好的创业项目进孵化器。晨兴资本投资人刘芹也认为,现在的挑战是很多孵化器难以提供独特、有价值的资源,这也是孵化器泛滥、容易造成同质化竞争的原因。
龙宇甚至认为,以后的孵化会越来越淡化。“将来万物互联的世界,很多资源可能会被当作公共设施来使用,让创业者的成本降得更低,这也是一种孵化——孵化之后会有千千万万的企业自然而然地把它解决,而不一定需要专门的机构去做专门的孵化。
不过,进入不同的孵化器,也就进入了不同的圈子,一方面孵化器需要找到自己的定位,但是另外一方面,创业者也需要寻找自己的资源。进入中关村联网创新教育中心的创业项目皮影客,在孵化器内部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产业链上下游。刘洋回忆,一开始觉得皮影客并不是互联网教育相关的创业项目,不让他们进来,后来创始人胥克谦找到他说,可以贴近教育企业提供服务。“现在学大、好未来都是他们的客户,他们用三分钟动画技术帮助这些教育企业做课件、开发学习软件等,内部就打造了一个互联网教育产业链。”
孵化器链接的产业资源支撑对创业企业来说至关重要,上海一家做智能水杯的创业团队表示,除了资金,他们更需要的是投资人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供应链的需求、营销难题等。
毛大庆的优客工场也在做这样的尝试,财务、税务、法务等基础服务已经不是孵化器的核心竞争力,优客工场将产业上下游的创业企业囊括在一个办公场所,希望他们能够形成创业生态圈,并且利用平台资源去对接供应链等服务,用集合的场景革命来撬动资源。
和联合办公相比,自身拥有产业资源的孵化器更具优势。京东的JD+开放孵化器聚焦智能硬件行业,负责人刘向峰告诉财新记者,对智能硬件团队他们可以提供的资源,包括用户数据及分析、市场销售趋势、供应链、营销等。
“我们会利用积累的数据,比如用户画像、销售趋势和售后的大数据,帮助企业在研发阶段就对用户分析方面有所突破”。刘向峰说,京东的电商基因,也会在后面的众筹或采销等环节,围绕着智能硬件产品的营销和销售为这些创业公司带来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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