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

　　2016年2月15日傍晚，我偶然看到消息说孔飞力（Philip Kuhn）去世，稍后有人证实他其实已在2月11日（美国时间）魂归道山，享年83岁。很快，这一消息在朋友圈刷屏。一天之内，我已看到十种以上的报道，包括他过世的消息、从前接受的采访、他的译者记述以及各种书评。各家媒体公号和自媒体，都加入了这次安魂吟唱。

　　这位超然脱俗的历史学家，在1984年进入故宫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大清帝国内部的通信体系如何影响其政策的实际运作。档案研究旁逸斜出，结果令人惊喜。孔飞力发现了1768年的剪辫案，它所呈现的丰富历史意涵令他着迷。他的这项研究最终成为史学巨著，1990年《叫魂：1768年的妖术大恐慌》（Soul 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在1999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了中文版。《叫魂》成了孔飞力在中文读者中最广为人知的著作。这几天，许多人提到这本书对自己的影响，“他让人们意识到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他这一本代表性的著作，扩建起了一个读者可以进入的广阔世界。

何以专注中国近代史

　　据说孔飞力给学生上课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的问题不是，中国何以不如此，而是相反，中国何以如此。”那么，我们也要问一句：孔飞力何以如此？

　　孔飞力1933年9月生于伦敦。在英美两国的高校学习、工作，构成了他的一生，其中主要是在哈佛大学。至于他选择历史研究作为终生志业的初心，我找遍各种访谈，仍未看到只言片语。或许，他母亲Delia W. Kuhn影响了他，毕竟她曾是一位作家、杂志《现代历史》（Current History magazine）和《纽约客》的编辑。1962年，他母亲和曾担任《纽约时报》伦敦总编辑的父亲，合著出版了一本书Borderlands（边地），显示出他们对亚洲的兴趣。在书里他们介绍了北海道、缅甸、婆罗洲和锡金等六个边远之地。

　　孔飞力求学、成为历史学家的时期，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欧美，那正是历史学的“大时代”。传统看法是，一个研究者只要掌握了完全的史料，就可以重建一个客观而真实的过去。新史学在议题上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史、制度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等范畴，不仅了解历史的角度变得多元，甚至否认存在一个客观的历史。 “我读任何历史家的书，”意大利作家朱塞佩·马志尼说，“只要读上20页，我马上可以看出他个人的观点。”研究者本人的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都会影响到他所重建的历史。史学革命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它变得开放，吸收社会学理论成果，尤其与人类学从彼此较量发展到彼此融合，由此获得新的研究视角，发现更多的议题领域。

　　孔飞力就读哈佛大学时，对人类学兴趣浓厚，在人类学家克拉克洪（Clyde Kluchholn）建议下选读历史学，主要是欧洲历史。而他专注于中国近代历史，则要在服兵役期间被分配学习中文之后，并到回哈佛大学读博士方才确立。曾由他授业的台湾历史学家林满红，曾写过一篇关于孔飞力治学路径的文章，说那是受费正清影响的结果。

　　在一次采访中，孔飞力说自己是“用人类学的方法分析解释历史”。确实，如果说人类学擅长处理平面空间的结构，注重将熟悉的材料“问题化”，那么检点其著作和论文就会发现，孔飞力的历史分析利器就是对地方社会网络的精细解剖。他为《剑桥中国晚清史》撰述《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认为太平军的兴起的主要依赖是农村中的村社组织。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书中，他主要的研究点也在村级的地方防御组织上，既包括叛军，也包括平叛军。在《叫魂》一书里，他对“官僚体系”和“游民社会”在社会结构中的分析和其背后的文化心态的描摹，都极中肯綮。这种对结构-意义的迷恋，正是人类学特点。

左图为《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英文版封面；右图为《叫魂》台湾版封面。

“中国中心观”的带头大哥

　　作为战后美国第二代中国历史研究学者，孔飞力著作寥寥。在《叫魂》以前，他惟一的专著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此书在1970年出版，历史学家保罗·柯文（Paul A. Cohen）认为是“标志着美国中国史研究的一项重要突破”。

　　此前的美国中国史研究，被孔飞力的老师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和列文森“传统-现代”模式主导。前者认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主要靠西方以一方之力拽动天下；后者则认为万流归宗，中国必将汇入西方式的近代社会，从循环不变的传统社会演变为近现代社会。“当我们居高临下对这个愚昧国家观察思考得越仔细，它就越显得令人作呕。中华帝国所享有的声誉正是木乃伊的声誉，它把世界上最丑恶的形貌一丝不变地保存了三四千年⋯⋯她那令人敬仰的单调！她那古老的呆痴！在各国群集的会议上，她所能说的最多只是——‘我酿制了茶叶’。”爱默生在1824年的看法，一百多年后仍在流行。从19世纪继承下来的是一套二元对立研究框架——中国是野蛮的、停滞的，西方是文明的、动态的，既然中国社会缺乏内部动力来突破，那么只有依靠外来力量猛击一掌，方可引发改变，向近代社会演变。这种僵化的看法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期。

　　这自然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模式。在中国自己的历史研究里，“帝国主义”被认为要为近代以来的社会崩解和民族灾难负责，它是一切不幸的源头和祸根，某种意义上，这是以情绪纠结掩盖了理性思考，本质上仍是一种西方中心取向。而新史学在引用任何理论、做出任何判断时，都要反躬自省，背后是否基于种族主义、文化优越感以及性别优势等有意无意的文化、心理动机。

　　作为学生的孔飞力“背叛”了自己的老师。他跳出这种框架模式，不认为控制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来自中国社会和传统之外，所以他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在西方全面进攻前中国社会的变化和自我更新。为此，必须置身于中国复杂的历史环境里，去研究中国问题。

　　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书里，孔飞力对帝国旧秩序的探究，是以1796年白莲教的叛乱入手的。他像一位解剖师，深入中国社会结构肌理，横纵剖解。他透视家族、村社结构，对叛乱组织和平叛组织，都做了详细剖析，试图厘清社会网络、社会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清王朝的衰落、帝国晚期叛乱迭起，皆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其中有一些出自清代特有的一些问题，譬如人口压力、通货膨胀等。他剖解“传统”与“近代”的传承关系 ：传统社会中包含近代的潜势 ,近代社会中又体现传统的特点。

　　在此书里，他还得出了一个不同于传统中国史研究的观点。他的结论是: “旧秩序衰落（不同于王朝的衰落）的开始不会早于 1864年 ,即太平军叛乱被扑灭的那一年。”在他看来，1840年以来的西方冲击，并非一个决定性时刻，中国社会并未在一夜之间崩解；来自内部社会结构的演进，才是中国社会由传统转入近代的动力。在出版于2002年的《中国现代国家起源》中，孔飞力继续从中国的内在视角，从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与政治控制三个方面，意图追寻从乾隆到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行进的内在理路。

　　孔飞力的师兄柯文把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定义为“中国中心观”。对此，他有一段概括：

　　19、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种从18世纪和更早时期发展过来的内在的结构和趋向。若干塑造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的增长与疆域的扩大，农村经济的商业化，社会各阶层在政治上遭受的挫折日增等等⋯⋯此时西方登场了，它制造了种种新问题⋯⋯但它也制造了一个新的情境（context）⋯⋯但是，尽管中国的情境日益受到西方影响，这个社会的内在历史自始至终依然是中国的。

　　如果把近代史比作一部剧情片，“中国中心观”无疑是以中国历史自身作为剧情主线，贯穿全剧终始，而没有被西方抢占。柯文把孔飞力视作“中国中心观”带头大哥级别的人物。

　　此后，出现了一批基于中国历史自身经验的著作，比如魏斐德与卡罗林·格兰特合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 (1975年)、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1977年)、史景迁和约翰· 威尔斯合编的《从明到清》 (1979年)等。

以局外人的优势，进入局内人的世界

　　可以说，孔飞力的历史观，就是把中国历史“还给”中国人，这种观念的最高原则，是进入中国历史深处，从内部来观察。他把自己渗入他的解剖对象之中。至于他的这种内在视角能深入到何种地步，则见仁见智，没有定论。

　　从另外的角度看，他又近于“过时”。他始终怀抱最强烈的问题意识，反复研究解剖中国的政治社会权力结构：政府是如何运行的，它如何维持统治，人民又是如何被统治的。《叫魂》甫出版，即获得当年“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其评语有一句，“本书对于专制统治的原动力作了细致、强有力却依然十分准确而又得体的探讨”。

　　“当我读到乾隆时期的这些文献时，仍然受到了特别的感染。原因是：这些文献也揭示了近现代中国历史中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在《叫魂》的中译本序言里，他描述自己在故宫第一历史档案馆看到这个案件的原始档案时的感受。他用了八个月时光看这些材料，并想象自己如果是那个时代的一位官员，看这些珍贵的国家档案，很可能落得个人头落地的悲惨命运。他请一位朋友，对这些珍贵档案做了数据库，“因此我可以说出每一个档案是谁写的、谁看过，档案是关于什么问题的命令、什么性质的命令、结果怎样，谁是接收者⋯⋯”

　　不过，不是档案决定了他研究的内容与视野，而是他作为一个研究者，在一个史学不断更化的时期，他的视野和方法使得他既能重构历史，也能诠释历史。也就是说，躺在尘土里的叫魂档案，只有在他手里才活了起来，成为他解剖刀下的风景。否则，充其量不过是未刊奇闻轶事汇编而已。

　　于是，他这把刀又需经过自身文化、历史身份和开放史学的淬炼。那么，他又天然超越了所谓的中国中心观。如果说西方中心模式是以局外人的视角来研究，中国中心观要求进入当事人的世界，成为局内人，那么，孔飞力则是以局外人的优势，进入局内人的世界，轮番采用两种视角，来进行他的历史实验。

　　他对新议题的开发，也体现他的此种超越性。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转向海外华人移民史的研究。1996年3月1日，他在康奈尔大学作题为“为什么中国学家应当研究海外中国”的演讲，从全球史的视野去探究海外华人移民的身份认同和多重影响。如果说“中国中心观”本身就是上世纪70年代国际格局变化的产物，尤其是殖民体系瓦解，许多非西方国家的历史进程被重新“发现”，而不仅仅被视作是西方历史的延续，那么在90年代以后，全球化成为潮流，以全球视野去观照历史，研究移民史倒是非常好的议题。

　　回到他的作品。在《叫魂》一书里，孔飞力选择江南地区妖术恐慌这一案件，重构这个案件的现场，分别通过普通人、官僚和帝王的视角（不同层面的恐慌）展开故事。他在帝国政治权力结构的意义网络中来诠释这个事件，再现社会结构如何在一个关键点上各自呈现其特质。这种超卓能力正是我对这本著作无比心折之处。

以《叫魂》做历史研究、写作教材

　　2005年底，我在香港铜锣湾二楼书店无意中看到繁体版《叫魂：乾隆盛世的妖术大恐慌》（台湾时英出版社，2000年2月），读完序言就毫不犹豫买了下来，后来又购入上海三联2002年加印的简体版。

　　我发现繁体版竟然有长达38页的附注。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读这些长长的附注时，我感觉就像原本躲在幕后的作者，跑到前台向读者解释他的这本书是如何写成的。此后几年我开始做一点小小的历史研究和写作，这本书就是最佳教材之一。

　　所谓学无巨细。我仔细揣摩他如何挖掘利用材料。譬如他利用1785年一位被囚禁的耶稣会士的记述，来重构被指控行使妖术的萧山僧人们的受审现场，因为档案中大概不会提供现场速写。这教我叙述历史景象必须有证据支持，否则细节无论如何生动，都会归入虚构。用历史学家麦考莱的话说：“一个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但他必须绝对地掌握自己的想象，将它限制在他所发现的材料上，避免添枝加叶，损害其真实性。”

　　他也教我如何合理推断，在证据与证据之间建立逻辑链。在第五章的附注里，他比较不同文化、宗教体系下对于巫术恐慌、头发效用和灵魂-躯体的联系，来探讨1768年这场大恐慌的由来。在第九章里，他对乾隆内在恐慌的推断也是如此——他试图利用这桩案件去磨砺日渐常规化的官僚体系。这个结论既是基于证据，也非常有想象力。

　　此外，他借以阐释妖术恐慌事件、分析大清帝国政治和社会搭建的一些观察点，譬如非常规处理的特殊事件，受困社会，普通民众的权力幻觉，满清统治者的“江南恐惧”，亦被我长期思考借用，作为分析研究文字狱和禁书的支点。

　　数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记述1928年中山陵妖术恐慌。当时国民政府的新都南京，弥漫着一种谣言，说中山陵墓的合拢需要儿童的生魂，北伐战争的前线需要阴灵助战，由此在南京引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我利用京报对此事的持续报道，尽量还原了这个恐慌事件和背后的民众心理。孔飞力那个绝妙的观察——他把妖术恐慌比作“扔在大街上，上了膛的武器”，成为我的一个美妙的灵感。

　　“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在《叫魂》的结尾，孔飞力写道，“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中国读者很容易在这里看到历史幽暗意识的复活。

　　许多人将之纳入“借古讽今”的旧框框，也有人认为历史不过是一种组织化了的记忆，她非常有弹性，往往由于人们的兴趣点和当下的记录框架发生变化。我觉得孔飞力不在此列，因为他描写的虽然是历史中的一段插曲，他发现的却是恒久的问题。

　　就像他的老师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对他的评价，“关于历史的研究，同涉及人类意识生活和思想史运动的深层关怀结合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