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伯南克：“美元已完成绝大部分升值”

　　因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美联储主席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受关注的职位——没有之一。这是在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治下。

　　2014年，60岁的伯南克结束了美联储主席8年的任期，从中“走出来”花了多久？ “24小时。”他在2015年底回忆道，“解脱这个词有点牵强，但我很高兴能重新变回一个‘平民’。我仍然密切关注经济形势和美联储，但是不用再对那些困难的抉择负有责任了。那是一个重担。”

　　其时，他对8年美联储主席生涯的回忆录——《行动的勇气》——刚刚出版。在书中，他追忆2008年在让雷曼倒下后却不得不救下美国国际集团（AIG）的抉择道，“如果我们行动了，谁会感激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行动，又有谁会（行动）？”

　　在那个大选之年，救助私有机构无异于“政治毒药”。作为世界上最了解1929年到1933年大萧条的起因与教训的人之一，伯南克竭尽全力不让美联储再一次犯下上世纪30年代曾犯下的错误。他与时任美国财长保尔森（Hank Paulson）通力协作将美国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

　　伯南克对货币-财政政策协调的坚持一以贯之。早在2002年底，伯南克刚从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主任转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就在一次演讲中提出，央行印钱支撑的减税与弗里德曼提出的“直升机撒钱”本质无二。他因此被批评家冠上“直升机本” （Helicopter Ben）的绰号。3年后，他获任小布什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并借此走上美联储主席之位。

　　在美联储主席任上，伯南克最重要的机制性遗产，是让这个在格林斯潘时代还颇为神秘的机构变得透明。8年中，他79次在国会发表证词，226次发表公开讲话，还有两场60分钟的采访。

　　中央银行行长都必须有学养，但在目前所有主要中央银行行长中，学术成就最高的当数伯南克。尽管担任公职后已无暇发表学术文章，但他至今仍排在以学术论文引用数量为标准的IDEAS经济学家排名的前30位。离开美联储后，他以杰出驻院研究员的身份加盟布鲁金斯学会，并成为对冲基金公司Citadel的高级顾问，还于2015年3月开始撰写博客，细致阐述对一系列学术和政策争论的看法。

　　近来伯南克将关注焦点转向中国，在中国的货币及经济政策来到一个十字路口之际，他接受财新专访，最让人讶异的观点是对德国和中国更多使用财政政策的强调：这利于中国化解人民币贬值压力，亦能帮助欧洲不将赌注压在难成“胜负手”的负利率政策上。

　　如果说学术能力对于央行行长来说是“选修课”，像政治家一样做决断的能力则是“必修课” 。针对有人暗示恰恰是由于雷曼倒闭，纾困计划才得以通过国会批准，伯南克说，“最终，总有东西必须被舍弃。”

　　对着眼长远、力求独立于短视政府的中央银行来说，其最关键的决定往往是难两全的抉择，成败几何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

　　美国在近三任美联储主席“治下”的经历，便是最好的“教材”。

“难点就在于如何管理、控制贬值的幅度”

　　财新记者：当前有人认为人民币需要一定程度的贬值，你认可这一观点吗？

　　伯南克：我认为大幅贬值不是好事，因为这将会把通货紧缩输出到全球其他国家，然后反过来对中国造成不利的影响。

　　财新记者：是的，大幅贬值对各国都不利，但如果仅仅是适度贬值，是否可行？

　　伯南克：难点就在于如何管理、控制贬值的幅度。如果市场形成人民币会可预测地逐步贬值的预期，这无疑会导致更多的资本外流，因为人们会试图在这一过程中出售人民币资产。所以，更好的办法是形成一个不那么可预测的路径。

　　财新记者：你如何评价目前为止中国央行对人民币贬值进程的管理？

　　伯南克：我认为最近的发展还是比较良好的。中国央行与外界的沟通有了大幅改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这些方面做得不错：解释中国央行就人民币问题的计划，告诉世界人民币大幅贬值并不在计划之中，而是会参照一篮子货币管理人民币汇率。

　　财新记者：在过去的几年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很快。你对目前为止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的努力作何评价？

　　伯南克：就中国正让其金融市场变得更具流动性、更开放、更基于市场规则的发展来说，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还是不错的。人民币目前在国际上的使用还达不到美元和其他一些货币的水平。但这并不重要，最终人民币会达到这一水平。

　　当前最重要的是继续改革，包括改善用来交易人民币的市场基础设施。我认为人民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是某种意义上的、对好的“持家规则”的“盖章认可”。这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及其成员国认可中国走在正确的改革方向上。

　　财新记者：对于中国推动扩大SDR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角色的努力你怎么看？

　　伯南克：我认为SDR成为主要的国际通行货币并不是非常现实。其使用目前还很少，因为其需要依赖的市场基础设施还不存在，具有类似美元和欧元那样市场流动性的SDR资产的市场也不存在。

　　财新记者：最近你建议中国推出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如何评估这一做法的利弊？

　　伯南克：我认为这是个好办法。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对于中国实现其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都有帮助。在短期，借助更多的财政政策措施、更少的货币政策措施来维持增长，中国可以减少对人民币汇率形成的下行压力，从而减少资本外流。

　　长期来看，中国正面临一个极具挑战的、向更依赖消费支出和服务业的新增长模式的转型。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比如聚焦于提高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改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举措，可以帮助实现这一转型。如此人们就愿意进行更多的消费，同时也帮助职工完成从下行行业向上行行业的转换。

　　财新记者：不需要担心未来的财赤压力吗？

　　伯南克：中国的显性政府债务水平还是相对较低的，只占GDP的40%多一点。当然，一些表外债务负担无疑是存在的，比如政府对银行体系的隐性担保。但是我确实认为，聪明的、有针对性的财政支出对中国来说会是一笔好的投资。

　　财新记者：目前包括中国、德国和一些其他主要经济体在内，政策制定者们都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有一些担心。

　　伯南克：我不认为这些担心是合理的。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财政空间，但是中国和德国是仍有财政空间的主要经济体。经过充分考量和良好设计的财政支出既能在短期内创造额外的需求，也可以在长期提高经济体的生产率。正如我提到的，我相信中国拥有做这样的投资所需的财政能力。需要明确的是，我指的并不是传统的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比如高速公路、水坝这些中国已经有不少的基础设施，而是指聚焦于为增长模式转型提供支撑的财政支出。

　　财新记者：与你所言的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相应，中国需要进行哪些结构性改革？

　　伯南克：中国明白完成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必要性——转向更多依靠服务业、零售、科技、金融及其他新兴行业的新增长模式。所以，继续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把更多劳动力从国有企业转移到私人部门、减少对出口和重工业部门的补贴，这些都是有助于中国在较长期内保持持续增长的改革举措。

“几乎所有经济复苏的重担都压在中央银行身上”

　　财新记者：欧洲和日本相继推行负利率政策。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和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都强调，目前为止负利率政策的影响还是积极的，你同意吗？

　　伯南克：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总的来说，负利率政策只是宽松货币政策方向上的又一步，并不是一些人认为的货币政策上根本性的范式转移。现在有一些关于负利率会对银行利润以及货币市场运行造成不利影响的担忧，这些成本是否会超过负利率政策带来的收益，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来观察。出于各类原因，在美国，我们没有采用负利率政策的办法。

　　财新记者：你怎么看在当前政经环境下，负利率政策作为一个政策选项的前景？

　　伯南克：如我所说，这只是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分别为对抗通缩和低通胀，在量化宽松和其他政策举措基础上所采用的一项辅助性措施。负利率政策也许是有用的，但我不认为它会带来根本改变。

　　财新记者：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最近的议息会议上说，接下来的政策重点将会从利率工具转向其他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在你看来他还有哪些选项？

　　伯南克：目前欧洲央行绝大部分的努力是在量化宽松、负利率以及长期再融资工具上。我不知道他脑海中还有什么其他选项。

　　财新记者：许多人说量化宽松政策的收益正在递减，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的政策余地都已经不大了。

　　伯南克：我认为货币政策的效果是有呈边际递减的趋势。我确实认为目前为止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采取的政策组合是合适的、有建设性的。但是在把财政及其他政策手段与货币政策相结合使用才会更有效之时，我们却不幸地看到将几乎所有经济复苏的重担都压在中央银行身上的倾向。

　　财新记者：许多年前你曾建议日本可以考虑采用“直升机撒钱”的政策。你认为日本和欧洲现在是否已到不得不推行这一政策的境地？

　　伯南克：“直升机撒钱”只是对减税和印钱融资相结合的政策举措的一个极富色彩的描述词，本质上它并没有这个专业术语听起来那么“外星”。总的来说，我认为更为协调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组合会是一个好办法。那样的政策举措用“直升机撒钱”来描述是否合适，取决于所采用政策的具体细节。

“美元绝大部分的升值已经发生了”

　　财新记者：近来有人认为美国经济复苏有放缓迹象，甚至可能重新陷入衰退。你对当前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怎么看？

　　伯南克：目前美国经济增速适中，当然不处在衰退中。美国家庭财务状况和市场情绪都在不错的状态中，部分原因是就业市场持续走强。房地产市场状况也在持续改善。总体来说，美国国内经济虽然算不上繁荣，但它在持续增长，而且创造了数量显著的就业机会。

　　目前对美国经济复苏最大的阻碍是全球经济面临的问题，包括美国的贸易伙伴经济放缓、海外发展引致的金融市场压力增加。所以美国面临的挑战在于，在海外增长令人失望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增长。

　　财新记者：你如何评价目前美元的走势？美元会继续保持强劲还是其强势周期即将终结？

　　伯南克：美元的价格本质上是一种资产价格。它会纳入并反映所有已有的信息。所以我认为，自2014年年中至当前的美元走强不光反映了已经发生了的美联储收紧政策的影响，也纳入了市场当前预期的收紧政策的影响。所以在当前时点，我认为美元或许会有一些小幅的额外升值，但是绝大部分的升值已经发生了。

“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政策分叉将继续”

　　财新记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有一段时期内全球主要经济体保持了宏观政策的同步。但如今各国政策议程各异，有时各国政策甚至出现方向相反的情况。这也是今天全球金融市场陷入频繁动荡的原因。这样的现象还会长时间持续吗？

　　伯南克：这取决于各国经济的演变路径。当各国经济的演变路径不尽相同时，各国之间采用不同的政策是很正常的。美国较其他发达经济体增长更快，所以采用不同的政策立场是合适的。这也是需要采用浮动汇率制的原因——这让不同的政策取向共存成为可能。同时，我不认为美国的政策取向能完全与其他国家的政策取向背离。尤其是，美联储在评估本国经济前景时，必须将海外方面的发展考虑进去。

　　财新记者：所以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政策不同步还将继续？

　　伯南克：政策分叉看起来还会继续，包括在美国与其他发达经济体之间，以及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我并不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必须保持同步，除非各国经济都在朝相同的方向演变。

　　财新记者：你担心“竞争性货币贬值”的出现吗？

　　伯南克：总的来说我并不担心。只要本币汇率的波动是由于该国采用了对本国来说合适的财政及货币政策。这样的话，即使出现竞争性贬值的效果，其影响也会被各国国内需求的增长部分抵消。

　　财新记者：你对今年通过G20机制完善全球金融体系的努力作何建议？

　　伯南克：全球金融体系日渐融合。这意味着在中国发生的事对美国而言有较大影响，反之亦然。影响不仅会通过贸易渠道传导，也会通过金融条件渠道传导。所以在规则制定和监管方面，我们应该尽可能多地合作，共同为维持全球金融稳定出力。

“中央银行的目标和策略应该是清晰的”

　　财新记者：今年早些时候，你曾在香港的一次演讲中提到，如果中央银行的沟通不清晰透明，市场会“与你打架”；如果央行能做到这一点，市场则会帮助你。针对哪些问题的沟通需要是清晰、透明的，哪些方面的沟通不需要如此？

　　伯南克：信息过量的情况确实存在。但是总的来说，中央银行的目标和策略应该是清晰的，如果央行能持续地做到这一点，那么市场就能预测央行的行为，事实上帮助央行做很多工作。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赞赏中国央行及其他中国政策制定者在最近的G20上海会议上的沟通努力——他们解释了中国的前路，尤其是关于人民币的计划。

　　如果中国领导人能使市场确信，并不存在一个让人民币大幅贬值的计划，这一努力本身就会减少人民币面临的市场压力。

　　财新记者：你心中有关于中央银行与外界沟通的最理想模式吗？

　　伯南克：这取决于具体情况，取决于中央银行在其中运作的制度性框架。在美国，美联储转向了通胀目标制，即数量性地给出政策目标，并为市场提供对经济走势和政策举措的预测，同时试图给出政策策略背后的逻辑。这样做的目标是帮助市场更好地理解中央银行打算怎么做，以及它会如何对新的信息作出反应。但是具体的实践各国可以因势各异。

监管机构之间的讨论和协调异常重要

　　财新记者：部分为了防范跨市场资产管理市场衍生出的风险，中国正在考虑重构其金融监管架构。你认为整合式的单一超级监管机构是必要的吗？

　　伯南克：在美国，我们还没有那样的监管机构。美国对金融体系中的不同组成行业有不同的监管机构。但是，对整个体系有一个宏观层面的视界很重要。在美国，美联储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去理解整个市场体系整体在发生着什么，而不仅仅局限于那些美联储直接负责监管的部分。在美国，我们也有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试图将不同行业的监管者集结起来，讨论那些会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问题。

　　与美国一样，中国目前由不同的监管机构负责对不同金融行业的监管，这一模式确实可以有更好的聚焦，更多的专业知识积累。但是，监管机构之间有显著的讨论和协调，来确保金融体系中一个部分的行为不会对另一个部分造成负面影响，在我看来异常重要。

　　财新记者：人们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学到很多。造成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是金融监管，还是宽松的货币政策？

　　伯南克：我认为着眼于政府方面的原因，金融监管是最大的失职。我认为美国的监管者在监管不良住房抵押贷款方面，以及保证银行体系有足够的能力承受恐慌带来的市场震动方面做的努力并不足够。

　　毫无疑问，不少问题也出在金融体系的其他部分，包括信用评级机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资金市场。

　　财新记者：你如何看待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保持独立通常意味着需要抵御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但中央银行又确实需要考虑其他的政策制订部门，如财政部门的行为，对吗？

　　伯南克：总体而言，我认为一国央行能做到独立、党派立场中立，并能在技术层面充分胜任是极有价值的。这有助于货币政策不受短期政治因素的干扰。

　　央行保持独立性与货币政策制订适当考虑其他政府部门发生的事之间并不矛盾。举例而言，美联储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会将财政政策方面的发展考虑进去。另一方面，我不认为迫使其他政策制定者采取一种或另一种政策是中央银行应该做的工作。我认为中央银行应该专注于货币政策及金融监管，努力实现立法机构赋予其的政策目标。

　　财新记者：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关于新事物的问题，你认为数字货币或虚拟货币有前途吗？

　　伯南克：仅从技术的角度而言，是的。这些技术为支付体系的改善，以及人类未来如何进行日常交易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但是，我不认为缺乏主权政府背书的货币，比如比特币，最终可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扮演一个较大的角色。人们还将继续用美元、欧元和人民币等进行交易。

　　但是，技术上的创新进步很可能对我们的支付体系更高效、更安全，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