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项目顾问、作家

麦家准时到达汉堡，然后呢？

　　麦家在2016年3月16日中午一点准时到达汉堡机场，开始为期11天的“德语区阅读交流之旅”。这天早上，我的电脑也“准时”地黑屏了。据德国电脑医生的远程诊断，肯定是恶意病毒入侵，完全可以排除背上这个扁平家伙陪麦家上路的可能性了。从机场接到麦家后，家人来电话，说电脑自己恢复如常，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高兴之余，我不得不疑惑地看了看身边这个写了小说《解密》的人。他嘟囔了一句：一切都是有感应的。

　　《解密》2002年在国内出版，麦家从此获得“中国谍战小说之父”的称号。12年后，小说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国际出版界发现。2014年3月，英国、美国同时推出两个英语版本的《解密》，最重要的英文媒体如《纽约时报》《经济学人》和《卫报》纷纷发表了高度赞扬的书评，这是一本当代中国小说在西方很少受到的重视。西班牙语世界也不示弱。上个月我在汉堡策划麦家德语区的活动时，收到了麦家工作室发来的一份总结：2014年秋麦家出访西班牙语诸国，正值西班牙语《解密》出版，麦家一共接受了107家西语媒体的采访，说到差点吐血。

　　我告诉麦家工作室，在德国瑞士奥地利，不会有很多媒体采访麦家，因为他来晚了。麦家的德文版《解密》是2015年8月出版的，按照西方出版界的规矩，这是“秋季书”。当时，麦家的小儿子刚出世，他决定留在家里不远行。到了2016年3月，莱比锡书展召开，这是德语区所有人——从出版社到媒体和书店——为“春季书”奔忙的时候。“秋季书”成了失宠的孩子。

　　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导致麦家难以在德语区成为媒体的宠儿。但是我没有把这一点告诉远在杭州的麦家工作室。我耐心地等麦家在汉堡酒店坐定，然后简单扼要地把实情告诉他。德语区、特别是德国的媒体很“政治”，你麦家既不是一位“异见作家”，《解密》也不是一本很政治的小说，媒体对你就不怎么上赶着，这是这里的游戏规则。

　　麦家看了我几秒钟。他会转身离开“冷漠的”德语区吗，这个到处受热捧的明星作家？所有安排好的活动要泡汤？我心里打鼓，目光却不回避他。麦家正处在一个男人最好的年龄，成熟、强壮，自信、不过于热情，但很直率：“你不说我也知道。中国作家在西方都是很难被认可的。”一言以蔽之，好像在英语和西班牙语地区的成功，也不是一种能被他认可的认可。“咱们就走走看看，什么压力也没有。”麦家用他的江浙口音普通话，给这次德语区六个城市的活动定了调。

当不了德语媒体的宠儿怎么办？

　　文学和政治是一对说不清的伴侣。德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生前常被德国媒体指责，作为一位文学家过于政治化。那么，当中国的作家作品终于能被德语阅读时，他们的作品是被当作文学作品看待呢？还是作为对中国进行政治解读的文本呢？或者二者皆是？

　　曾有一位德国大报的记者告诉我，他的话题是政治和文学，如果只谈文学，就不用找他了。这是一个固定而清晰的组合，值得尊重。我的问题是：是不是每一个记者、每一个书评人都秉持这样一条原则？我还想知道的是，这是不是格外对中国文学设置的要求呢？在中德两边都浸润了这么久，我心里了解，在这个问题上不会有清晰的论证，只有模糊的感觉。

　　《解密》的德文译者白嘉琳（Karin Betz）对此给出了一个实用主义的解释：“对媒体来说，快速下个政治结论是不费力的；费力的是，把一部文学作品从头读到尾，然后做出文学性的评价，这得下真功夫。”几乎在每场与麦家同台的活动中，白嘉琳都直率地讲出自己对德国媒体行业的观察。但是她认为，德国媒体今天体现的强烈政治倾向，也和德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二战”加前东德有关。

　　麦家的小说《解密》似乎可以成为对这个话题的一个试探。我的朋友安娜特（Annett Kahl）经营一家专售译成德文、英文的中国图书的网络书店，前不久她说，无论是文学的还是政治的标准，中国文学在德语市场的情况都不是很乐观。除了2009年中国作为主宾国现身法兰克福书展推出一个小高潮，这些年来翻译成英德文的中国文学书都不多，卖得也不火，她的生意一直波澜不惊。她的分析是，即使在欧洲，读文学的人也在量减，读中国文学的人就更加凤毛麟角了。阅读中国有其他快捷的方式，比如德国记者们的时评和新闻报道，这当然主要涉及经济和政治领域。

　　但安娜特是一位有耐心有恒心的德国女人。每次举办有关中国的活动，特别是文学活动，她都推着丈夫给她做的木头书箱来到现场售书，无论卖多卖少。谁都没想到的是，麦家在汉堡豫园的活动结束后，书居然卖断了，让很多到场观众十分失意。书以后还可以买到，但是得不到麦家的签名了。我走过去安慰安娜特，她抱歉地说，她带的书从来没有不够过啊。这只是开头，之后从莱比锡到柏林、从维也纳至慕尼黑，《解密》在活动后的签售，次次都突破了书商们的经验预期。

　　西方人从《解密》里读到了什么呢？在麦家踏上德语区前，我研究了所有我能找到的英语和德语的《解密》书评。下面的两条让我印象深刻：《经济学人》发表在2014年3月的书评里，开篇即说，等了这么多年，中国终于产生了一部吸引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小说，此前的中国小说主要是中国关注者的读物。2015年8月奥地利国家广播电台播放了一篇评论，称《解密》有“三新”：首先，它没有用“异国情调”的彩笔描画中国；第二，它没有对小说刻意地进行政治处理；第三，它跟这些年来玩黑色幽默牌的文学拉开了距离。“麦家专注于他的间谍人物的灵魂黑暗性，即使这个人物没有邦女郎坐膝头，手里也没拿007的枪，读者还是会紧追他的命运不放。”

　　在苏黎世吃奶酪火锅的晚上，麦家放松下来对我说，他从1991年开始动笔写《解密》，费时11年，就是因为看清了当时中国文坛“山头”林立，而无名的他哪座山头都不想去，立志要写部小说建立自己的山头。既然如此，上面两种西方对《解密》的评价，可以称得上是麦家的“知音篇”：他写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好小说，为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发出了一个新声音。当然，在一大堆研读中我发现，知音永远是稀少的，比知音多得多的仍然是政治解读，例如称《解密》是“讲中国毛时代下的间谍惊悚小说”。

　　我们的阅读之旅走到慕尼黑时，麦家第一次和他的德国出版商相遇。这位兰登旗下德意志出版社的掌门人，面对全球已经卖掉33个语种的大作家，颇感歉疚。大家在他的办公室坐下来后，对《解密》为什么在德语市场没有引起应有的轰动，他做了如实的解释：这是他们做的第一位中国作家的第一本小说，经验还不足。在外国小说门类里，跟法语英语小说相比，中国小说对德语读者显得更为陌生一些，他们出版社对打破陌生感的营销手法还需改进。此外，他们拿德国媒体也没有办法，媒体倾向于政治解读，拦都拦不住。

　　麦家安慰他说：“你别着急。《解密》已经被好莱坞买下了电影版权，一个专业团队已经开始写剧本了。”出版商马上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下这条好消息，然后抬头对麦家说，被买下电影版权的小说不少，但开始写本子的不多，这是好兆头。麦家说：“如果能拍，而且拍了以后能有市场，你的书就不愁卖了。”

　　这种来言去语，听起来就像要伸手去摘天边的月亮，可麦家是认真的。在欧洲最大的读书节——“莱比锡阅读”上，观众与麦家开诚布公地讨论了对文学和政治的看法。麦家用德国人不太习惯的感性语言说，政治教人争执，文学教人相爱。政治是一条窄道，文学是一条宽广的大河。他要站在宽广这一边。

　　可是媒体不重视你怎么办？有人不依不饶问下去。麦家卖了个关子：“我已破解了跟德国媒体打交道的密码。”观众们都兴味浓浓地等他讲下去。他举重若轻地抛出了两个解法，其中之一就是靠一个比图书更强大的媒介——电影，挣脱媒体用意识形态对一本书的市场命运的裁判。

　　另一个解法呢？“那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法子，”麦家说，“我打我自己的耳光，打我父母的耳光，媒体肯定会很快喜欢上我。可是我不喜欢这样做。我的写作是不带这种目的性的。我要求自己用理性来写小说。”

　　那么，就只剩下摘月亮的解法了。

麦家是中国的丹·布朗吗？

　　“这边的书评人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影响？”麦家真的在德语区走走看看起来，发现了这边的诸多玩法。“他们都是独立书评人，职业选手型的，既专业又独立，是不能被收买的，否则就没人信他也没人用他了。”我讲给麦家听。“看来西方的书评人是个正经职业。”麦家饶有兴趣地对比起来，“在中国不可能有这个职业的存在，难在独立二字上。中国是人情社会。”

　　西方的书评人给他戴的帽子是“中国的丹·布朗”，就像中国给他安的称号“谍战小说之父”一样，麦家都觉得不是很对路子。但除非有人问他，他自己不去辩什么。误读也是读。

　　然而这一路走下来，到处都是为他辩护的人。在不同城市的活动，麦家有不同的对谈嘉宾，经常是他的译者白嘉琳,一个满头金发、身材娇小的探戈舞迷；有时是中国文化参赞陈平，发现了《解密》在德国的出版而倾力把麦家请动的关键人物；有时是柏林文学研究会前主席乌里（Ulrich Janetzki），德国作家们的呵护人和文学活动策划家；有时是德国作家余德美（Dagmar Yu-Dembski），深谙中德文学渊源的柏林孔子学院管理者；有时是德国演员毕诗谭（Ulrich Bildstein），《解密》的德文朗读者。和很多读者一样，他们读过《解密》后，都发现这不是媒体谈到的那本书。

　　措辞最激烈的属乌里：“谁说《解密》是惊悚悬疑，谁就是扯！”一听这话，坐在台上的麦家嘴角露出了笑意。他最享受的，还是谈论文学。乌里是德国文学圈的一位权威，他认为他有资格把《解密》评价为一部写天才命运的天才之作，而且有一种他在其他中国小说里还没有读到过的强烈现代性。“这里写的不是间谍，不是解密，麦家写的是一个天才在他的特定环境中被异化被损坏的故事。他写出来的，是文学最根本的主题！”很多带着《解密》的德文版甚至英文版来参加活动的观众，不禁纷纷点头，一种终于找到答案的感觉。

　　麦家觉得这一趟德语区之旅走得很有意思，不小心走进了一个“误读”的连环套，同时又遇到了那些帮他解套的人。

　　“如果你不是丹·布朗，那么你是容金珍（《解密》主人公）吗？”“通过读《解密》，我们是否能够了解一些中国情报部门的情况？”读过《解密》的读者，反而对在情报部门工作过的作者更加好奇。对付这样的好奇心，麦家每次的回答都是耐心而残忍的：“我不用经历来写作。我的写作是冥想式的。”

媒体还是来了，他们问什么？

　　当我们给德语区的媒体下了“对麦家不上赶着”的定义后，他们反而来了，而且呈“海陆空”之势：广播、电视、新闻周刊、网站、文化杂志⋯⋯

　　那天我们本来坐在维也纳的“英国人”咖啡馆里，这里是维也纳知识分子和媒体人扎堆的地方。奥地利《新闻周刊》于2016年3月21日下午三点对麦家的采访，起初就定在这里。

　　此时是复活节前夕，欧洲除了圣诞新年第二重要的节日。大部分人都出门度假了。《新闻周刊》政治部主任雷尔迈（Christoph Lehermayr）以为这里会很安静，适合与这位中国知名作家深谈。不曾想，咖啡馆人声鼎沸。有人提议去晚上做活动的书店。于是大家起身换地方。

　　阳光照在维也纳古城中心的施泰芬教堂上和方石块路上。这座在“二战”中没有遭受摧毁的欧洲文化之都，到处都可以从容步行。雷尔迈问麦家，对维也纳印象如何。麦家说刚到一天，不好说，但直观感觉这里是一座大城堡，各种老房子围在一起，讲出一个欧洲童话。雷迈尔看着眼前经过的有轨电车，想了一下，笑了。他在一瞬间借用了这个中国作家陌生而犀利的眼光，重新打量了一下自己每天熟视无睹的城市，认为麦家言之有理。

　　Leporello书店很快就走到了。这是维也纳市中心的地标性书店，当晚麦家的朗读和对谈就要在这里举行。店里正凌乱着，能干的女老板在指挥员工准备活动场地。本来可以容纳60位观众的活动区，要在这个夜晚迎接上百个报名者；下午五点，奥地利国家广播电台会播出对麦家的采访，并预告这场活动。书店的空间需要用什么魔法才能装得下这么多人呢？

　　麦家看到书店的台面上，德文版的《解密》已经堆成小山。他很喜欢德文版的封面，在一段鲜红灿烂的金鱼尾巴上，“Mai Jia”两个字印得比书名还大，这是国际出版界惯用的畅销书设计。半截鱼尾巴很合麦家心意，滑溜溜地抓不住，这正是他要给《解密》的主人公定义的命运。他的中文版《解密》也码了一小摞，挨着德文版放着。还在杭州家里时，维也纳孔子学院替书店发来一封信，转达一些奥地利读者的请求：在活动上，他们不仅要买德文版《解密》，而且非常希望收藏小说的中文原版。

　　女老板把我们直接领进了书店的库房里。采访终于可以进行了。事后，我跟麦家开玩笑：中国作家在国际上行走，什么角色都要扮演啊，刚才你当了一回李克强。因为雷迈尔问麦家怎么看中国经济下行；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担心是否成立；无论经济发展还是政治稳定，中国都比俄罗斯做得好，可是中国为什么不像俄罗斯那样咄咄逼人？

　　“我是一个作家，不是经济学家。”麦家提醒雷迈尔。“但是，”麦家话锋一转，“在中国作家里，我是比较关注经济的一个。前一阵股票下跌，我抽出了一部分，但是现在又把钱放回股市了。你说，我要是不看好中国经济，我会把钱放回去吗？中国不像你们想的那么简单。”麦家停了一下又补充道：“中国人其实又很简单。如果你现在来我们家，家里只剩下最后一块面包，我母亲肯定给你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吃，而不给她的儿子我。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和世界的关系。”雷迈尔眨眨眼睛，感到自己需要先适应一下这种对话形式，不作思想、观点和立场的陈述，一开口全是这么一个接一个的事例，中国人的思维是这样的，还是小说家麦家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麦家换了一个角度，从欧洲开始说事：“一个叙利亚就把你们欧洲搞得焦头烂额，要是十几亿人口的中国不安定了，全世界也就乱了。”雷迈尔挤挤眼说：“只会先影响到邻国吧。”“才不呢，”麦家也对他挤挤眼，“中国人如果非背井离乡不可，肯定首选维也纳，要去就去最好的地方嘛！ ”大家都哈哈笑起来。麦家言归正传：“所以，你们不要害怕中国强大，中国好了，大家都好。其实，目前中国只是经济强大了，文化还谈不上强大。”聊文学不是政治记者雷迈尔的强项，但他在结束采访前说的一句话，麦家说会写到自己当天的日记里去。雷迈尔说：“看来，我们西方人应该不仅聊中国，还应该多和中国人聊中国。”

　　下午五点，奥地利广播电台准时播出了长达五分半钟的麦家采访录。

　　“麦家在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一方面，他的小说畅销数百万册，被拍成电影电视，可另一方面，他也是中国声誉最高的文学奖项——茅盾文学奖的获奖者⋯⋯”一个引人入胜的开场白，随后是那些敲打听众神经的词语：“冷战”、密码破译、数学天才、自闭症⋯⋯

　　广播里对麦家生动而跳跃的描述，是由一个非常好听的德语男声来完成的。麦家带着江浙口音的普通话像一波一波的海浪，时而被清晰地推到前面，更多时候则消隐在背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