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青少年自杀事件

　　“那件事发生之后，我想要学习看待社会问题的新视角。”今年22岁的东东说，在她考研的时候，毅然决然转读社会学。她此前的专业是新闻学。

　　东东口中的“那件事”发生在两年前，她的同班同学小禾，在那年冬天的一个清晨从香港沙田的一栋大楼屋顶一跃而下。

　　据财新记者统计，去年9月至今，发生在香港的青少年自杀案件已达26起，死者最小的11岁，最大的22岁。仅今年3月就连续发生9起。

　　青少年自杀疑团牵动着社会各界的神经。香港特区政府3月30日紧急成立防止学生自杀委员会，该委员会将于六个月内向香港教育局提交报告及预防学生自杀的建议措施。

“网红”的苦闷

　　“我当时一听到这件事情就惊叫起来。过了一会儿，我觉得开心。因为我的朋友得到解脱，不会再这么颓废了。”14岁的阿蕉告诉财新记者，这是她得知小雨自杀后的第一反应。

　　阿蕉的这位朋友是她的学姐，自杀时仅15岁。

　　2015年12月，小雨从香港旺角一栋大厦的楼顶跳了下来，坠落在七楼窗棚上，当场死亡。

　　当时还在读中四（相当于内地高一）的小雨皮肤白皙、大眼睛，总爱抿着嘴笑，只有手腕处的纹身隐隐透着一股叛逆劲儿。

　　出事当天，小雨一早就出门了。她在香港的一家连锁快餐店点了份早餐，然后把照片传到了社交媒体Instagram上。“最后的早餐。”她写道。

　　之后，她坐在旺角的一栋大厦楼顶边缘，双脚悬空着伸在外面。“原来电视剧拍的是真的，跳前突然会有很多担忧。”她喃喃地自言自语。

　　随后，她打开自己的钱包，里面整齐地放着一摞钞票。这笔钱她原本打算升学用，是过去几年节省下来的，但如今在小雨看来，已然变成一堆废纸。面对手机镜头，这个苍白又纤瘦的少女用手比了一个韩式的心形。

　　小雨最后一张照片是发表在2015年12月16日：站在楼顶边缘的双脚。

　　小雨曾是一个喜爱挑战和寻求刺激的少女，她喜欢极限摄影——Rooftopping，即摄影师必须攀爬到摩天大楼上的楼顶，用镜头记录他们脚下的壮观景象。她成绩不错，得过班里第三，科学课考过年级第一，不少科目都拿A。

　　更让同龄人刮目相看的是，小雨还是个“网红”。她的Whatsapp（一款即时通讯软件）截图有5045条讯息新提醒。

　　她14岁的时候曾在Instagram上展示有70万粉丝的截图。但网络暴力似乎难让小雨释怀，离世前，她这样说：突然回想过去／当初手机短信回也回不完／现在的我却变成了一个多么孤独的可怜人／只因太介意别人对自己的劣评。

　　尽管在虚拟世界看似如鱼得水，跟随者众，但在现实世界，小雨却认为自己是个“Loser”（失败者）。阿蕉透露，小雨在学校里被人排挤，过得很不开心，最后还因此转学了。

　　“她好强又悲观，不是那种喜欢将自己的烦心事讲给他人的女生。”于是，这个只有15岁的女孩最后想出了“解决方法”：孤独一点／少一点存在感／颓一点／应该少一堆仇恨者／对吗？

　　九天后，小雨站在屋顶边缘，往前迈了一步，决然地跟这个世界告别。

小禾的反差人生

　　如果说小雨的告别可能与青春期烦恼和“网红”困扰有关，品学兼优且在社交媒体上充满正能量的小禾的离世则让她的家人和亲朋难以接受，甚至改变了他们原本的生活轨迹。

　　小禾轻生时20岁。当时她在香港一所大学读大三。

　　在同学们眼中，小禾性格开朗，成绩优秀，总是照顾他人的感受，对每个人都很温和。她与父母很亲近，会将自己喜欢男生的心事与母亲分享。

　　在老师眼中，小禾上课总是坐在前排，爱思考，敢提问。一位曾给她上过两门课的老师评价说，她是班上“为数不多用心听课的学生”，“印象非常深刻”。

　　不过，小禾的另一位同班同学丁丁告诉财新记者，这个开朗、爱唱歌的女孩其实内心也非常敏感细腻。

　　有一次，与朋友爬山之后，小禾告诉丁丁，感觉那天其他同学都可以玩得很好，自己却无论如何也融不进去，像一个人爬山，很孤独。

　　但这次爬山在另一名同行女生眼中却完全不同：“（我当时）不知道她心里是这么想的，感觉那天我们玩得特别开心。”

　　小禾在社交媒体上的头像是她阳光般的笑容，所展示给外界的也与同龄女孩子没什么不同。

　　当时上大三的小禾会买很多化妆品，有时给自己做顿饭，大都是外人看来的生活正能量，只有偶尔会吐槽一下功课。

　　那隐藏在社交媒体背后的小禾呢？她痛恨科技，因为她觉得这让人变得冷漠，人与人之间有隔阂。“明明我已经非常难过了，可是我却可以在网上给你发一个笑脸，告诉你我很好。”

　　在外人看来“一切已经很好”的小禾，有时觉得自己不够好。小禾曾经很困惑地问过丁丁，为什么自己在幸福的时候，会觉得马上就要不幸了；为什么自己在不开心的时候，会觉得永远都要难过下去。

　　“我当时以为这只是女孩子正常的情绪化。之前小禾跟我说过很多话，我都不能理解她那时的孤单和痛苦，事情发生后再回想，才意识到可能有很多征兆我们当时都没有发现。”丁丁很长时间都难以接受小禾离世的事实。

　　小禾离世给亲人带来了巨大痛苦，她的亲人婉拒了财新记者的采访，也指出每个自杀都是个案，并未有相关性。不过，小禾周围人的生活轨迹产生了不小变化。

　　小禾的好友丁丁看过心理医生，她为小禾的离开感到自责。她现在还是经常很思念小禾，看到有关抑郁症的内容会特别关注，还会反思自己是不是对身边的人不够关心。

　　小禾的事情使老师开始反思自己的教学方式。“我们到底教了学生什么？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好像知识教得太多了，却没有告诉他们知识产生的过程，还有知识产生过程背后的创造性和批判性。这个孩子给自己下了一个非常绝对的结论，她们这个年纪所承受的矛盾和冲突，其实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香港“维特效应”

　　各界还来不及反思夺走这些孩子生命的真正原因，又出现了新的案件，从港岛到新界，从小学到大学。这些年龄不同、学历不同、生活境遇也不同的青少年，选择用如此决绝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人生难题。关于自杀的动因，至今并没有明确的说法。

　　媒体报道分析的自杀动因包括抑郁症、生活不如意、学习压力、与家人争执、感情不顺等等。但真正动因，因为当事人已逝，很难查明，只能从一些生前征兆分析。

　　在26起自杀案例中，死者最小11岁，最大22岁。他们正处在情绪最波动的青春期。巧合的是，这与香港1997年到2004年的生育低谷基本吻合。当时香港处于亚洲金融危机以及非典时期，经济遭到重创。

　　根据香港大学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201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香港按街区分布的自杀率与该区域的经济指标成正比，其相关性在青壮年人群中更加显著。该报告显示，社会经济弱势街区自杀率较高，这些地区的家庭收入中位数较低，人口以非专业工作为主，较多未婚及离异成年人。

　　非政府机构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总干事曾展国向财新记者指出，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到2003年非典疫情，这段时间香港的经济环境不好，民众生活压力大，因此不少家庭选择不生孩子，大多只有一个孩子。“这让父母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这让儿童的成长压力较大。”

　　此外，经济环境不佳使父母非常看重孩子未来的职业出路，而在经济结构相对单一的香港，父母很容易形成“学习不好就没有出路”的观念，认为入读名校，未来做金融、律师或者是医生等专业工作才有发展。

　　香港特区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3月30日，宣布紧急成立防止学生自杀委员会，成员包括学校、家长、青年、学生代表、医护界和社福界的专业人士、政府决策部门官员等，该委员会将于六个月内向香港教育局提交报告及预防学生自杀的建议措施。

　　香港教育局表示，委员会将就近年发生的个案进行分析，全面了解及分析学生自杀原因，作为建议预防学生自杀措施的基础。

　　此外，委员会将讨论各种预防措施，包括建立识别有自杀危机学生的机制和流程、跨部门的沟通和协作、精神健康的支持机制和相关服务、生命教育和辅导计划、家长教育、媒体报道等。

　　防止学生自杀委员会主席、香港大学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总监叶兆辉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指出，香港自去年9月，尤其是今年3月接连发生的青少年自杀事件，主要是由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引发的。

　　一方面，互联网扩散讯息极其迅速，每次有关自杀的信息都会在网上被快速转发、传播，这对心理健康欠佳的人士造成很大压力，从而出现自杀模仿效应。“他们接二连三看到媒体上出现的这些信息，很容易受到负面影响。”叶兆辉说。

　　曾展国也有同样看法：香港地方面积小，人口非常拥挤，资讯很发达，这很容易出现一种所谓的“维特效应”（即青少年自杀模仿现象）。

　　另一方面，网络言论大多没有经过深思熟虑，通常是很短时间内的回应，这很有可能无意间给那些原本已经出现自杀倾向的人造成伤害。“我们常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彼此不相识的互联网上发表言论其实更需要责任感，”叶兆辉说。

　　新一代的年轻人习惯于通过网络，而非面对面的方式表达情绪。

　　如今，在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的求助者中，只有5%是20岁以下的年轻人，20年前，这一比例约为25%。

　　“并不是想要自杀的青少年少了这么多。他们只是不再习惯这种直接沟通的方式。电话也好，面对面也好，他们表达不出来。”曾展国指出，但当人生出现问题时，他们很难在网上找到实质性的帮助，有可能只找到让他们更加不开心的回应。

　　发表网络言论几乎毫无责任成本，这让人们更加轻率地下判断。

　　2010年9月，在香港高登论坛一位名叫“不开心”的会员发帖，询问开空调烧炭（指将自己困在密闭空间内燃烧木炭）是否会致死。他当时称代朋友询问，又说朋友是开玩笑不会真自杀。10月，“不开心”的朋友发帖，指18岁的“不开心”已于当月在家烧炭自杀，并公开“不开心”上述帖子网址。

　　当时，这条帖子的绝大部分回复都从纯理论角度讨论开空调烧炭是否真的会致死。数十条讨论中，只有一个网友当时出言阻止，是这么写的：“会死得冷一点，不要这么做。”在“不开心”离世后，此事曾在高登论坛上引发极大争议，部分声音谴责网友是在教他人自杀。

　　叶兆辉向财新记者指出，其实每单自杀案例背后的问题都非常复杂，绝非一个简单理由就可以解释。从粗略统计上来看，目前香港自杀的青少年中，有一半来自离婚家庭，这对青少年的成长影响很大，因为往往单亲家庭的父母会对孩子期望更大，要求也更为严苛。

　　他认为，香港社会一直过于重视学生在学业上的操练，而在生命教育方面，在培养学生的个人情操、自主解决困难的能力以及人际交往方面都有所欠缺，这不利于学生建立自我认知，对他们的成长造成压力。如果学校能拓宽课程，让学生能看到未来和出路，或许可以减少学生的压力。

　　叶兆辉说，近期香港学生自杀事件频发，学校、老师及学生不应自乱阵脚。校方应多与学生公开讨论生命意义，社会也应解除对精神健康和抑郁的有色眼镜，尽可能对有关人士提供合适支援。

内外部干预

　　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披露，2014年，香港共发生893起自杀事件，即每10万人中有12.3人自杀，其中在24岁以下青少年自杀方面，每10万名15岁以下的青少年中，有0.6人自杀；每10万名15岁至24岁的青少年中，有5.9人自杀。

　　中国内地目前没有关于青少年自杀率的官方数据。中国原卫生部曾于1999年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的一份数据显示，中国的总体自杀率为每10万人中有13.9人自杀。自此以后，中国官方再未有正式的自杀率数据发布。

　　在非洲读小学初中、欧洲读高中的赵千媄，青春期也曾经历过轻微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困扰。“当时换了新环境，没办法与旧朋友保持联系，整天不开心却不知道为什么，别人表面上看我却很正常。”她告诉财新记者，这段经历促使她大学修读了心理学专业。

　　赵千媄于五年前来到香港，开始从事心理健康研究。在对香港学校的学生做调查问卷时，她发现青少年的问卷调查准确率偏低，与一对一心理咨询结果的吻合度仅40%，实际上难以识别出真正有心理健康需要的学生。“人们在做问卷调查的事后，会有自我评估的偏差，而青少年更害怕丢脸，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填调查问卷，会空白或者乱写。”

　　尽管学校和老师在关注学生心理健康的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老师往往由于工作繁忙，只能注意到那些表现特别奇怪的学生。

　　“老师可能会发现那些突然翘课、不写作业的学生，但很多有情绪问题困扰的学生表面上可能都安安静静，看不出任何问题。”赵千媄说。

　　香港于2000年起在各中学开始实行“一校一社工”制度，给每个中学配置至少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社会功能工作者，从学校内部加强社会工作，但社工的效用大多只是在学生出现问题后进行后期干预，而在早期甄别阶段，效果并不太好。

　　“我们现在的一些检测手段有时找不到那些真正需要心理健康支援的学生，其实香港的一些心理咨询项目治疗效果很好，但经常是学生发展到很严重的抑郁症了才会去参加。我们希望能够从早期干预的角度，帮助学校尽早找到那些有需要的学生。”赵千媄说。

　　在这些想法的促使下，赵千媄开始与从事人机交互工作的Mark Altosaar义务创办了手机游戏软件“Lulio”。这个软件下设6个小游戏，每个游戏完成大约需要2分-3分钟，分别用于检测六种抑郁因素，预计将于2017年开始在香港学校间大范围推广。

　　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于七年前开通了自杀治疗互助网站，设有聊天室，开始聘请义工在网上与有自杀困扰的人对话。

　　现在，网站还有专门的工作团队，每天在香港的各论坛中寻找流露出情绪问题或者自杀倾向的人士。此外，香港同类型的组织还包括生命热钱。

　　外部干预只是防止青少年自杀行为措施的一个方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内部干预。”曾展国说道。

　　“孩子小时候遇到困难，第一个要找的人就是父母。什么时候开始转变？是他们长大后，意识到父母不再听他们说话，遇到困难就不再找父母。将门关了的是父母，但可能在他们人生最后的那段时间，惟一真正能够帮助到这些年轻人的，也是他们的父母。”曾展国有些无奈地说。

　　在回学校给小禾收拾遗物那天，小禾的很多朋友和老师都哭了，但她的父亲一直没哭。他说：“或许大家现在很难过，非常思念小禾，可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小禾会在大家的记忆里慢慢淡忘，但对于我和小禾妈妈而言，这将是这辈子永远无法释怀的伤痛。”

　　那天晚上，小禾父亲在校园里走得很慢。他说，他要再看一眼小禾在校园里走过的路。■

　　本文提及学生及其亲朋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