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泓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5月18日的晚上,听到一个揪心的消息:杨绛先生病情危重,又不让抢救,恐怕难过去了。
远在深圳,七天来我多次默默面向北方,为老人家祈祷。
5月25日凌晨1点30分,杨绛先生走了。一家三口终于在天国团圆。
一
杨绛先生,在我的父亲口中,始终唤她“季康”。而杨绛先生称呼父亲“献瑜学长”。
他们之间有过一段大学的同窗之谊。
更巧的是他们的生日相隔一天。父亲是7月16日,杨绛先生是7月17日。
文|徐泓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5月18日的晚上,听到一个揪心的消息:杨绛先生病情危重,又不让抢救,恐怕难过去了。
远在深圳,七天来我多次默默面向北方,为老人家祈祷。
5月25日凌晨1点30分,杨绛先生走了。一家三口终于在天国团圆。
一
杨绛先生,在我的父亲口中,始终唤她“季康”。而杨绛先生称呼父亲“献瑜学长”。
他们之间有过一段大学的同窗之谊。
更巧的是他们的生日相隔一天。父亲是7月16日,杨绛先生是7月17日。
版面编辑:王丽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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