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从山顶缓缓下沉，头顶大箩小筐的妇女从田间出来，慢慢挪动身体往家走去；十几个赤着脚的孩子在街上嬉闹着打成一片；一群赶不走的苍蝇围着一个街边老人碗中的扁豆和大米转圈；一团嗡嗡叫的蚊子搅乱了路灯散出的弱光。
这是东非国家坦桑尼亚南部鲁菲季（Rufiji）地区的一个小镇。眼前的一切，都让周正斌恍惚回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乡间。来这里之前，他家住在上海黄浦江畔。白天，他需头顶南纬八度上空的阳光，穿上厚厚的长裤长褂，穿梭在丛林、沼泽和草原间。对沼泽地里偶尔趴到腿上吸血的蚂蝗、草原上偷袭后背的采采蝇，他早已司空见惯。
将他和坦桑尼亚相连的，是中国继在东非岛国科摩罗推广抗疟计划后，在非洲大陆试行的第一个公共卫生项目——中英坦疟疾控制试点项目。
2015年到2018年间，在英国国际发展合作署和中国政府合力支持下，包括周正斌在内的32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下称寄生虫病所）的工作人员被轮派到坦桑尼亚，和当地研究所一起开展疟疾防治工作。
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援外医疗项目，这个项目不是为受援国建医院、盖好硬件后就移交给对方管理的“交钥匙”工程；也不是派出医师、护士为主，在一定年限内于受援国驻点，直接救治病人的援外医疗队模式，而是首度组成以公共卫生专家为主体，与受援国人员共同设计疾病防控措施、在现场共同工作的“公卫援外”模式。与此同时，中方此举还获得了第三国政府的部分资金支持，并在项目中，把过去在国际医疗支援公共采购体系中相对被边缘化的中国药品，带进以往由欧美和印度药厂主宰的非洲抗疟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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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4日，坦桑尼亚Rufiji县Utete镇，患者在实验室内等候疟疾检测结果。图/盖茨基金会提供 |
2018年6月，该项目第一期结束。虽然最终评估仍在进行中，但初步结果已显示，这套由中方主持设计、通过快速筛查和治疗的干预措施，降低了试点地区80%的疟疾感染率，当地长效药物蚊帐的覆盖率也从50%上升到85%。
一期结束后，这种“公共卫生援非”的新模式，究竟会持续推进，甚至转化为坦桑尼亚政府的政策在更大范围乃至全国推广，还是就此鸣金收兵？项目的前景仍未确定。
世界卫生组织（下称世卫组织）、坦桑尼亚政府、中方甚至英方的支持意愿，都会对项目的存续带来影响。或许更重要的问题是，即使有一天中方人员撤离了，这一套借鉴中国抗疟经验、切合本地条件而设计的防治模式，还能够在当地运作下去吗？
“死不了，活不好”
“一下子高烧到将近40度，浑身上下不停打哆嗦，肌肉和关节酸、疼，见不得一点儿风。”30岁出头的建筑公司员工章俊在2017年年底到坦桑尼亚前就听人说过，在这里疟疾像感冒一样平常。但回想起自己2018年4月第一次得疟疾的情景，他仍心有余悸，连说了几个“难受”。“症状倒是和感冒一样，但远比感冒严重得多。”
章俊在当地居住的房间里，配有空调、蚊帐和纱窗，但偶尔出去散散步还是被蚊子得了空。“是那种黑色、大个儿的，看起来就比较厉害，咬上一口后皮肤还会留下暗黑的小疤点。”和他同在坦桑尼亚工作的100个同事大多都得过疟疾，有的在第一次“见识”非洲蚊子的厉害后，就回国了；体质好的一年得一次，体质差的两三个月得一次。
但在鲁菲季地区的Shela村，54岁的当地人Juma Ally Kaboda提起疟疾却不以为意。谈起几年前因疟疾死去的一个妻子和一个孩子，他的语调并没有太大的起伏波动。“没太在意，也没有钱。病来得快，治得晚。”他说，自己已经卖掉一头牛，打算给又染上疟疾的两个孩子治病。
疟疾在中国俗称“打摆子”，罪魁祸首是疟原虫，主要通过受感染的雌性按蚊叮咬传播。水多、草深、屋低、蚊肥，让地处南纬1-10度的坦桑尼亚农村地区疟疾流行，到了特定季节更是席卷而来。免疫力较弱的孕妇和儿童是主要的受害对象。
据世卫组织统计，坦桑尼亚每年疟疾感染人数平均在1000万至1200万间，即在全国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患病，其中每年有8万人因疟疾死亡。“要是能及时治疗，打针输液很快就好；就怕耽误，一耽误就会要了命。”自己遭遇过、也见过很多人“打摆子”后，章俊对这种病不敢再掉以轻心。
而对坦桑尼亚社会，除了人命的流失，疟疾带来的另一重诅咒，是一种“死不了，也活不好”的状态。一些多次发病的当地人由于体内产生了抗体，久而久之，即便身上携带疟原虫也不会再出现明显症状，被称为“无症状带虫者”。这些人一般不会主动就医服药，而是带着不适和侥幸萎靡度日。叮咬过他们的蚊子再去叮咬别人后，就会将疟原虫传播到下一个人体内。长此以往，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大幅下降，疟疾如野火般灭而又生。
贫穷是让人们大意的原因之一。Kaboda一家全靠他养的17头牛维持生计，一年收入50万坦先令（约合1500元人民币）。在随处可见茅草房、缺水少电的鲁菲季地区，他的家境还属中等水平。但治一次疟疾，就要花费他5000先令（约合14.89元人民币），相当于他年收入的百分之一。而一年需缴保费1万先令（约合29.78元人民币）的社区医疗保险，并没有覆盖大多数家庭。
医疗卫生条件的落后降低了治病效率。人口约21万的鲁菲季地区，共有2个县（区）级卫生机构，4个乡级卫生服务中心，28个村级卫生所。最大的乌提提（Utete）医院由一片低矮的平房组成，16位有正式执照的医生，负责为辖区范围群众看病，每月平均要诊治80名疟疾确诊病例。而在最低一级的村卫生所，则只有一幢占地约50平米的瓦房，孤零零立在村间，供方圆五公里的人前来就诊。
在全球尚未研发出有效的疟疾疫苗的前提下，要消除疟疾，需“防”“治”双管齐下，采取控制疟蚊虫传播、避免蚊虫叮咬、对患病及虐原虫带原者施以药物治疗等综合措施。使用蚊帐，则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疟疾预防措施之一。坦桑尼亚国家疟疾控制项目署每三年会在全国发放一次蚊帐，一户人家可免费获得两顶。但在崇尚生育繁衍的非洲农村，两顶蚊帐显然并不够用。在基础制造业落后的当地，每多购买一顶蚊帐要花10美元，这是个需要全家人坐在一起讨论才能作出的决定。
将每年国民总收入（GNI）的0.7%用于国际发展援助的前殖民者英国，是坦桑尼亚重要的援助国之一。作为非洲受疟疾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英联邦成员国，坦桑尼亚在英国政府的帮助下，曾推进过很多不同类型的抗疟模式。鉴于中国在国内疟疾防治的成就显著，但对全球卫生项目的参与有限，2015年到2018年，中英两国政府设立了一个总金额达1200万英镑的中英全球卫生支持项目（GHSP）。寄生虫病所正是在这个项目的支持下，开始寻找疟疾防控试点。
而自1997年起就在鲁菲季地区开展研究工作的坦桑尼亚伊法卡拉卫生研究所（下称IHI），也正在思考如何更好地在当地开展抗疟项目。IHI的坦方项目负责人Prosper Chaki说，过去20年来，IHI接洽过的国内国际抗疟项目不计其数，鲁菲季地区的当地人甚至都已厌烦了被当成样本，协助时有时无的抗疟实验。但当寄生虫病所的中国人于2013年出现在IHI办公室时，Chaki说，他看到了不同于以往的面孔，也看到了一个可能带来改变的机会。
“坦桑尼亚人口约5000万，去年就有800万-900万的疟疾感染者。中国有14亿人，去年实现零病例，这是为什么？”世卫组织驻坦桑尼亚办事处代表Adiele Onyeze对照着这两组数据，意味深长地笑着反问道。“我们有蚊帐，有疟疾药，但仍旧有很多病例。于是我们意识到需要改变思路，那就是引进中国的治疟经验。”
中国方案落地
这并不是中国人第一次在非洲帮助消除疟疾。从2007年起，中国曾在东非印度洋上的岛国科摩罗实行过抗疟项目。通过输入中国传统的群防群治、全民服药等措施，科摩罗在七年之内实现了疟疾零死亡。这一项目虽然取得了科摩罗政府的肯定，也遭到欧美药厂的批评——“全民服药”防治法不符人权；项目使用的抗疟药未经世卫组织的药品预认证（pre-qualification，下称PQ认证）等。
因此，当中国第一次向非洲大陆国家坦桑尼亚对接抗疟防治经验时，面对人口更多、居住更分散的艰难条件，中国抗疟模式能否再下一城，能否为中国抗疟药品的非洲市场打下根据地，备受各方关注。
2015年4月，正值坦桑尼亚的长雨季。每到这个季节，蚊子就会倾巢而出。但这一次，它们遇上了一群中国人。
几个青绿色的帐篷在村口较开阔的平地上搭了起来，显微镜、检测试剂、药品等被一一摆在桌上。四面八方的人流开始慢慢往这里汇入。男人走在前面，女人抱着孩子，三三两两，越聚越多。沿途驶过的公车上，人们努力探出头来——这是一场运动，还是一次狂欢？
直到一个孩子的哭声响起，又很快止住，人群才看清他的拇指被扎了一针，一点鲜血渗出来，滴进一个疟疾检测试纸套装里。就着血液，三滴试剂滴下去，15分钟后，一条黑线在试纸上出现，是阴性。孩子的母亲将脸凑近看，确认不是表示疟原虫带原阳性的两条黑线后，舒了一口气。不远处摆摊买椰果的当地人朝帐篷这边望，他选在村口，显然是看中了此地的人潮，项目组选在这里有何考量？
项目组成员林康明说，每周一早上，工作组都会先到当地的卫生机构收集数据，查看上一周试点地区的疟疾感染情况，了解哪些地方多少人得病，病情有多严重⋯⋯然后有针对性地到疟疾高发区做快速筛查和治疗，上面的这个村就是其中之一。“筛查采取流动检查的方式，有时候就在村口，有时候在树下，搭一个帐篷，摆上一张桌，就成了一个临时检查点。”一旦检出有人身上携带疟原虫，就马上给药治疗，此后进行跟踪回访。
Kaboda就是带着全家来村口做检查的人之一。当他从村领导处听说，有人要免费给大家检查身体后，就带着3个妻子和22个孩子来“凑热闹”。一查才发现，除自己外，全家其余25个人身上都携带了疟原虫。这时他才意识到，原来当时正发烧的3个孩子是染上了疟疾。项目组当场给25个人都发了抗疟药，并叮嘱他们服用。一段时间后回来做复查，发现他们体内的疟原虫全部消失。
和Kaboda不同，现场还有很多人并不为响应领导号召，而是奔着表演和足球比赛而来。足球赛和表演是当地人“简单的快乐”，项目组发现这一点后便“投其所好”，通过组织球赛把大家吸引过来。待比赛结束后，场地上空已经打上了横幅，足球场顿时变成普及疟疾知识的田野教室。
还有一些本地人在项目组的动员下，自愿报名成为工作人员——这些人多是当地的卫生员。“他们一方面能从项目中拿到工资，另一方面能在项目活动的开展中感到自身价值得以体现，所以都很积极。”林康明说，招募当地卫生员一起工作，培养他们的能力，正是项目组加强当地自身能力建设的重要部分。
还没给当地人做筛查、看病之前，当地从县长到村长、从卫生局长到地方医疗卫生机构，再到社区有威信的意见领袖，都已被项目组一一造访，告知来意，这也是所有项目的第一步——获得当地政府的“知情同意”和支持。整趟拜访流程走下来，至少就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
由于坦桑尼亚没有完整的疾病防控系统和疫情监控系统，当地的疟疾流行及卫生资源状况非常模糊。为了摸清试点地区的疟疾感染现状，项目组又用了另外两三个月的时间做基线调查，了解当地社会经济、人口，包括疾病分布和卫生服务的基本情况。
这种入村大规模筛查、按人按户发药服药、短期内回访复查的治疟模式，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极为相像。彼时，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疟疾爆发，全国5亿人中约有3000万疟疾病例，其中30万人死去。
2010年，中国终于由“疟疾控制”阶段进入“疟疾消除”阶段，并在此阶段总结出了“1-3-7”工作模式，即一旦诊断发现带原后，卫生机构要在1天内上报病人情况；疾控机构要在3天内对所有病例进行复核、流调、分类；7天内对病家及周围进行相应处置。这一模式已被写入世卫组织的技术文件，并向其他国家推广。2017年，中国首次实现疟疾本土零病例。
但由于坦桑尼亚的这一试点地区仍处于“疟疾控制”阶段，还未进入“疟疾消除”阶段，发病率依旧很高，且公卫人力资源不足，病例管理体系薄弱。因此，在中国施行的“1-3-7”模式便根据当地具体情况，调整为基于社区人群的“1-7”模式，由卫生员每周在社区开展快速筛查，同时及时汇总上报病例。
为了克服坦桑尼亚仍用纸本记录诊疗信息所带来的信息传递障碍，项目组还为当地开发了病例报告信息软件，对疫情信息进行网络报告，让当地的三级医疗公卫体系共享信息，发挥协同效应，也为日后的疫情实时监测打下基础。
在世卫组织全球疟疾规划署疟疾控制项目处负责人Maru Aregawi看来，中国和西方国家投入协助非洲抗疟的最大不同在于：中国现在仍走在抗击疟疾的道路上；而对西方国家来说，疟疾已是消失很久的疾病。“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和其他国家加强合作。中国在公共卫生领域正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参与者”。
从2015年4月项目启动，至2018年6月试点第一期完成，三年两个月下来，鲁菲季地区累计约有4万人接受了快速筛查和及时治疗。初步结果显示，试点地区的疟疾感染率下降了80%。然而，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这一以公卫模式援外的单点突破，仍受限于中国整体援外机制的变革步伐。
其中一项主要困难，就是资金转账问题。项目组的中方组长王多全说，中国政府对外汇走出去有一定的控制程序。即使对这一公共卫生援外“走出去”的项目，国内银行对资金出海的审查时间较长，每次设有汇兑限量，甚至还得交税。
此外，由于项目所需的17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1400万元），基本上全由英国国际发展合作署提供。因此，资金要先打入英国国际发展合作署的北京办事处，由他们拨给中国国家卫健委下的项目资金监管中心，然后再通过寄生虫病所转到坦方手上，颇费周折。
其中65%以上的经费，是拨付到试点现场给当地合作机构IHI，支持现场干预活动及专家技术指导；另外35%左右则由寄生虫病所负责执行，主要用于支持中方专家的现场工作，以及选派坦方人员来华培训、项目成效的定期总结、内外部评估等。
来自中方寄生虫病所的32个项目工作人员，涵盖了流行病、媒介控制、病原学、病原学控制及信息技术、财务管理等领域的专家，他们在三年试点期内分成六批，每批四或五人，每次大概三个月到试点地区和当地卫生工作者与研究团队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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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5日，坦桑尼亚Rufiji县Mohoro村，中英坦疟疾防控试点项目覆盖的村子，村民们在户外乘凉聊天。图/盖茨基金会提供 |
作为坦方的项目牵头人，Chaki很高兴当地人对这个抗疟项目的态度由从前的不耐烦转为乐见。像Kaboda这样亲身受惠于项目的村民更是如此，在全家得到免费治疗且全部康复后，他给项目组送来了五升牛奶表达感谢。但6月一期试点结束后，Kaboda的两个孩子又染上疟疾，在四处打听项目是否会继续实施而未获明确答案后，他显得有些失落。
2015年加入项目的当地人Ali Mwimbe同样如此。他原是村里卫生员，在项目中负责从卫生系统收集数据，到疾病高发区做筛查治疗。按照原计划，项目试点结束后，应该由这些当地的卫生员继续接手。但迫于生计的Mwimbe没有回卫生所工作，而是回家种田。
七八月正是当地需要到田间劳作、接触蚊虫较多的农忙季节，不时还有村民跑来问他项目是否还会继续。“这是一次外援。” Mwimbe只好这样告诉村人，意即施援方愿不愿意继续推进项目，不在本地人的掌控范围内。
关注项目存续问题的不只有普通村民，还有鲁菲季地区的村镇领导们。他们说，现在当地的疟疾发病率还在项目实施期的水平，但如果项目就此中断，疟疾发病率将很快回升至原来的水平。但基层领导做不了主，他们只能等着“上面的政策”。
“上面”的人有很多。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预防控制病所的所长周晓农说，疾控中心正在向国家卫健委提供不同方案，争取能得到国内的认可和预算经费，至少先把既有试点地区的干预措施继续做下去，保证当地工作人员的工资。
国家卫健委在回复财新记者的询问时称，中国政府将继续支持相关的中非医疗合作项目。而目前这个中英坦的三方疟疾防控试点项目正在评估中，不便透露更多细节。
而在英国方面，英国国际发展合作署驻坦桑尼亚办公室称，其在和中方寄生虫病所商量继续支持项目进行第二期试点的事宜。但因为英国忙于脱欧、英方办公室相关人员离职等因素，中英是否能继续携手为坦桑尼亚抗疟，结果仍然不明。
英国国际发展合作署在回复财新记者的采访邮件时称，其支持的独立方正在对项目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将为中英两国在全球卫生领域合作的下一步计划提供参考；英方将一直致力于和中国建立在全球卫生领域的伙伴关系。
世卫组织驻坦桑尼亚办事处代表Adiele Onyeze说，如果项目就此中断，反而会增加当地人之后的经济负担。目前世卫组织也参与了对项目的最终评估，等评估结果最终出炉后，世卫组织或将向坦桑尼亚政府提出建议，把此试点的成果转变为政策，在坦桑尼亚全境甚至非洲其他国家推广。而在中方项目组眼里，把这个试点项目交给坦桑尼亚政府，将有关作法纳入坦方已有的疟疾防控系统，才是真正的长久之计。
作为最早参与项目设计的人之一，伊法卡拉研究所前所长Salim Abdalla一路见证了项目的实施。他向财新记者表示，中国向坦桑尼亚派遣医疗队已有半个世纪，但从现在开始，“中国不再是光把医学专家送来替我们解决问题。而是派项目组来和我们肩并肩合作，共同寻找对策”。
中企能否成“非洲药神”
传统的中国医疗援非，主要立基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帮扶精神，以及高度依赖政策性指令的资源、人力调拨，市场机制因素少。
过去，不少中方援非的医院在建成后，由于当地医院运营团队缺乏足够的医疗人手、财务管理能力，或者当地政府财源无法购买足够的医疗耗材、药品，医院后续或陷入运营困境，或者转型成仅为当地权贵服务的高价私立医院，与普惠性的援非初衷不尽相符。如同中国援建苏丹的阿布欧舍医院，在硬件建成后中方人员继续参加董事会，介入运营财务管理，协助进口医疗耗材和所需设备的持续性案例比较罕见。
而在非援建型态的中英坦三方抗疟防控项目上，除了由传统医疗队逐个看诊的 “个体医治”走向以公卫模式的“群防群治”；另一层突破意义，便是将中国药企所产的抗疟药物应用于试点地区。通过试点项目，深化中国药企与当地政府、国际医药援助采购渠道的合作基础，为日后国际救助项目更多采购中国药品，和中国医药企业提高打入非洲市场的积极性营造条件。
中英坦项目中使用的药品，是由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桂林南药）生产的双氢青蒿素磷酸哌喹片，这是种青蒿素类复方口服抗疟药，被列为世卫组织推荐的五种青蒿素复方片剂之一。2010年，这种药被写入第二版世卫组织《疟疾治疗指南》，在2017年被坦桑尼亚《国家疟疾治疗指南》列为备选一线口服疟疾治疗药物（Alternative firstline treatment），由此，该药才拿到中英坦三方选购的“门票”。
据桂林南药医学市场总监熊艳捷介绍：“参与这个项目，不是我们主动找过去的。是项目方找到坦桑尼亚的国家疟疾防治办公室谈到项目中药物供给问题。坦方说，你们必须使用坦桑尼亚《国家疟疾治疗指南》上推荐的抗疟药。”之后，项目方才依据指南找到了生产被推荐药品，且在坦桑尼亚设有子公司、可以就地供货的桂林南药。
在中英坦项目实施三年间，项目组以每份1.6美元的成本价，从桂林南药购入了2.4万份的青蒿素类复方抗疟药。王多全告诉财新记者：“在试点使用中国药，是帮助中国药‘走出去’的一种形式 。”
疟疾药的市场巨大，但要真正切入这个市场，必须先费劲挤上一条专业赛道。据世卫组织发布的《2017年世界疟疾报告》，据估计，2016年全球各国共采购了4.09亿人份的口服青蒿素类复方抗疟药。
但想在疟疾药的大市场里竞争，取得各主要用药国与国际组织的公立部门采购资格至关重要。而想被国际医疗、公卫项目最重要的资助方——由多国政府以PPP模式创建的 “抗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下称全球基金）认可、纳入公共采购评估视野，最关键的资格就是取得世卫组织的PQ认证。
《2017年世界疟疾报告》指出，全球所用的口服抗疟药有69%系公共部门采购。通过各国公立医疗体系分发的抗疟药物数量，也从2013年的1.92亿份增加为2016年的1.98亿份。
为了让更多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病人获得符合质量标准、安全有效的抗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的药物，减少同一药品在不同国家上市前需要反复注册、报审的拖延，世卫组织于2001年启动PQ认证制度，从药品质量、生产工艺等方面对药企严格要求，为供应全球公立市场的药物设立了权威性极强的门槛。一旦跨过这个门槛，药品不但能跻身国际援助计划的采购候选名单，被各国政府直接采认、就地准予上市的几率也将大增。但要拿到PQ认证，对中国药企并非易事。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副主任邢臻曾表示，过去数十年间，许多中国企业专注于耕耘国内市场，对海外的公共采购市场关注不够，对由世卫组织主导的PQ认证程序也不熟悉。
在非洲，目前市场份额最大的口服抗疟药蒿甲醚苯芴醇片，占整个口服青蒿素类复方制剂市场份额的80%-90%。蒿甲醚苯芴醇片由瑞士诺华公司在2004年推出，目前除了诺华，还有9家通过PQ认证的印度仿制药共同瓜分蒿甲醚苯芴醇片的市场。。
熊艳捷说：“很多人认为，通过PQ认证是进入国际市场采购体系的准入证。但实际上，获得PQ是进入这个采购体系的最后一个环节。以抗疟药为例，首先是要让药物获得世卫组织《疟疾治疗指南》的推荐，然后，厂家才能为相关药品申请PQ认证。”也就是说，未获得《疟疾治疗指南》推荐的药品，连申报PQ认证的资格都没有。
具体到PQ认证的申请过程，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副主任吴文达认为，中国药企面前主要有两块“绊脚石”——临床试验数据缺失和质量管理不到位。他解释，很多中国药企缺乏高度规范的临床数据来证明药效；因此在申请PQ认证过程中，还需要按照世卫组织要求的标准重做临床试验中验证有效性的部分，这往往成为中国药企申请PQ最大的投入。而国内固有药审标准和PQ认证标准间的差距，也成为中国药企申请PQ进展远逊于他国药企的原因之一。
“在质量管理体系上，则可以精细到很多小的细节。”吴文达举例说，按照PQ认证标准，每一条生产线上的每一个产品数据做出来，都需要及时记录。但很多国内药企的动态管理意识不强，“往往是有人过来检查了，才临时把数据填上”。
熊艳捷说，一些不在《疟疾治疗指南》上的新药，如果临床研究数据、非临床研究数据不充分，对药物的作用机理研究不够清楚，导致在说明药物安全性和有效性时折戟，就无法获得《疟疾治疗指南》的推荐。
除了药品制程数据，中外认证标准间存在的其他粗细差异之处，几乎遍及仓库温湿度控制、厂房空间规划、品管电子数据的可追溯性、对不合格检测结果的管理、候审文件的充分程度等各方面。
熊艳捷举例，在仓库温湿度上，中国2004年时的GMP标准（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只要求在最高温下进行监控，但世卫组织要求从最低温到最高温天气进行连贯性监控，时间跨度要有三个季度，并进行温湿度曲线评估；中国旧的GMP标准物流、人流通道规范定义不清，有些地方存在交叉点。但世卫组织要求生产车间的物流、人流通道必须完全分离，避免交叉污染。她说，十多年前，从国内固有的静态GMP标准，升级到连续性的、动态的cGMP标准，是中国药企需跨过的一道槛。如今，中国的GMP标准已经升级为动态监管模式。
在申请PQ认证的过程中，世卫组织会为企业进行现场和非现场指导；也可以通过邮件咨询或申请一对一面谈。走上申请PQ之路，除了有益于提升药企的技术和管理水平，还获得了与国际“疟疾社群”——包括世卫组织、从事疟疾药研发的第三方的研发机构、学术机构频繁交流的机会。熊艳捷举例，长此以往，从业者也能具备更好的商业嗅觉。“当世卫组织决定要在《疟疾治疗指南》中增加一些新药物或治疗方案时，我们就能第一时间启动新产品研发。开发新药不是拍着脑袋来做的”。例如，桂林南药的注射用青蒿琥酯在2010年获得PQ认证后，据其母公司复星医药提供的数据，截至目前，复星已通过与世卫组织、全球基金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合作，向国际市场供应了1亿支注射用青蒿琥酯。
熊艳捷称，通过PQ认证的产品，在面对国际采购招标时， “就像国内项目的公开投标一样，厂家各自准备标书等材料，采购方会对标书进行公开评审，哪个合适就中标。不会因为你是中国的，我就把你放到第二梯队，只有第一梯队不行时我才来买你的，不是这样的。”
她认为，“国际社会对中国药企并没有歧视”。但她也承认，印度药企申请PQ认证起步早，已通过的药品数量多，熟悉PQ法规，在操作中又有准备文件、纪录数据，具有在同行间进行有效性安全性辩论的语言优势，和PQ认证的“新来者”中国药企相比，确实存在多年累积的优势。
一些熟悉国际公共药品采购的中国药企也认为，这还算是一个“相对公平”的市场。他们不讳言，即便在国际医疗采购市场上，无法完全排除政治力的因素——包括主导全球采购机制的国家，为本国药品游说的动机， “但问题是，就算有政治力在后面推动，至少人家的药品所拥有的事实和临床数据，是过得去的。这事儿是没法造假的。政治因素占多大的比重我不知道，不适合回答。但人家要考到60分才会进面试，你连60分都考不到，凭什么指责人家进了面试后，可以利用关系？”一位中国药企的海外市场研究者说。
中国国内的领先药企通过PQ认证，对中国未来的援外工作将产生积极影响。过去，由于中国捐赠出去的大部份药物未经PQ认证，受援国虽感谢中国的善意，但对怎么处理这些药却进退维谷。
具有医疗援非一线观察经验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很多时候，你捐了药，就很尴尬地放在那里，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用，因为世卫组织那边没有推荐。他们也不知道该怎样处理，不敢往下发，就压在仓库里，然后放过期。”
吴文达说，鉴于中国未来援外的力度会越来越大，更多通过PQ认证的中国药物若能被纳入援外物资的采购名单，将有利于提升中国援外的信誉。
2017年年底，原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了中国版的药品“橙皮书”——《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为促进以后审批的仿制药能达到欧美市场的药品质量奠定了标准。“这是在敦促药企进行提升。中国医药行业现在面临产能过剩，需要进行市场调整，鼓励药企‘走出去’。”吴文达说。
过去三年间在中英坦三方项目试点上使用的抗疟口服药在2018年4月通过了全球基金的专家评估组（ERP）的评审推荐，此后便可以接受国际资金采购；通常在获得全球基金ERP推荐后一年就能够正式取得PQ认证。熊艳捷说：“现在一提到疟疾，人家只会想到中国人发明了青蒿素。但以后我们希望一提到全球疟疾防治，人家就想到中国观点、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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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5日，坦桑尼亚Rufiji县Mohoro村，中英坦疟疾防控试点项目覆盖的村子。图/盖茨基金会提供 |
据世卫组织数据，2016年全世界共2.16亿疟疾病例，其中90%发生在非洲。从2010年到2016年，全球疟疾发病率虽下降18%，但2014年到2016年间美洲区域的发病率大幅度增加，东南亚、西太平洋和非洲地区的发病率也有所增加。为了在2030年实现全球消除疟疾的目标，世卫组织希望得到中国的更多支持。
周晓农说，中英坦试点项目开创了中国专家同坦桑尼亚当地专家共同在社区开展工作的新模式；他希望新成立的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能对非洲的疟疾防控工作给予更多重视，让中英坦试点所采取的模式有机会走进更多非洲国家。
“这是一种非常新的模式，中国的方式更接地气。” 世卫组织驻坦桑尼亚办事处的Ritha Njau向财新记者表示，西方国家喜欢使用无政府组织参与外援，但他们在坦桑尼亚大多不太注重培训一线人员的能力。“中国的做法不同，中国项目和当地专家合作，接触社会最底层的人，过程中也向非洲国家学习。”
英国国际发展合作署也向财新记者表示：“通过这种伙伴关系，我们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分享专业知识并开拓新的解决方案，为全世界贫困人群作更多事情。”
据2014年7月发表的《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在2010-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投入资金最多的两个领域分别是“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在对外援助资金总额中的占比超过70%。对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只被放在总占比仅为0.8%的“其他”领域项目下。
2017年，中国虽然首次实现全年无本地疟疾感染病例报告。但全国仍报告境外输入性病例2672例，主要来自非洲疫区。
“说是援外，实际上也是对我们自身工作的支持。”周晓农说，项目继续下去的意义不仅在外援，也是为中国自身考虑。他说：“去非洲做防控工作，实际上也是保护从国内‘走出去’的公民免受疟疾危害。另外，从非洲来的输入性的病例少了，也有利于巩固中国境内消除疟疾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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