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中西文化项目顾问
“间谍性格”的科幻作家
2018年10月12日，刘慈欣在德国时间18时15分准时降落法兰克福机场。他的德国出版社海呐的公关经理巴伐利亚女士先于他两个小时从慕尼黑飞到法兰克福，我安排的中国志愿者也及时到达机场配合迎接。然而刘慈欣却没有出现。
此时，我正站在法兰克福的街头。因为餐厅网络不好，我走出来和刘慈欣用微信沟通。他说自己找不到出口，觉得上的楼层不对。我告诉他不存在楼层的问题，出机场只有一种可能性。19时22分，当我终于听到“接到了”三个字，回到餐厅，一桌子来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朋友们笑着说：看来这位科幻作家虽然深知宇宙，对地球却可能还不太熟悉。
第二天，我去他下榻的肯尼迪别墅接他。汽车开过大桥，他看向窗外开阔平静的美因河。每次出国，他跟所到城市的接触方式，几乎都是单一地从车窗瞭望。
他只有这一天出现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之后他要去埃森、汉堡和柏林，完成一个由兰登书屋、孔子学院总部和法兰克福书展共同组织的“刘慈欣德国科幻之旅”。这一天有五场公众活动及数不清的采访，从上午十点到晚上九点半结束，中间只有半个小时的吃饭休息。来德国之前我就警告过他，这一天会很可怕。他简单回了三个字：没问题。
十月中旬的法兰克福天气反常，气温在26摄氏度上下。刘慈欣一件黑衬衫，扎在深蓝色的牛仔裤里。这条裤子很合身，是他在赫尔辛基被狗咬了以后买的。去年他去芬兰开世界科幻大会，会场上一只小狗冲他直奔过来，隔着裤子咬破了他的大腿。我们走到德国兰登书屋的展台前，他的德国编辑塞巴斯蒂安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这里没有狗，哈哈！”刘慈欣跟着笑了笑，很节制，是不善交际的人表达的那种礼貌。
与德国出版商交流的15分钟，媒体的镜头和闪光灯都对着刘慈欣。他有些不自在，但努力忽略周围高密度的关注，把注意力集中在应对提问上。接下来的几天，他一直都这样，以至于公关经理巴伐利亚女士忍不住建议：不必对每个问题都严阵以待，您是国际著名的大牌作家，完全可以放松些，甚至还可以调侃一下记者们。
但是我猜，这是他给自己设定的对策：每次走出山西阳泉的家门，不得不出现在中外公众视野里的时候，刘慈欣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内容的应答上，这部分是他擅长的；借此躲避公众对他投注的汹涌热情，那是他天性中难以适应的部分。
“听说过‘间谍性格’这个词吗？”有一次他问我，“跟间谍没关系，是指不喜欢被别人注意到，而愿意站在人群之外观察他人。我就是这种性格，没办法。”
但我觉得，他的谦逊和拘谨，更是他有意设计的与这个世界的距离。有了这段距离，他才能在科幻世界里存活，同时在现实世界里游走。
刘慈欣55岁，很年轻帅气的体型。除了遗传，可能还得益于每天跑步10公里的自律。他的头发剪得短到贴头皮，除了鬓角处有几根灰发，其他还都是乌黑的。圆形脸庞上架着一副时不时要往上推一下的黑框眼镜。走到阳光灿烂的室外，他通常要拿出一个粉红底带黑圆点的眼镜盒，一看就是出门前从家里随手拿的。他给自己换上有近视度数的墨镜，再把原来那副收进眼镜盒，塞进瘪塌的、半新不旧的双肩背包里。
除了那个与他十分不搭的眼镜盒，他的双肩包里还有护照、烟、笔和一个很小的玻璃瓶，里面装着半干半湿的红辣椒。他不带托运行李，所以也不能随身带辣椒酱。包里还有一个保温杯，装了他在酒店房间里给自己备好的茶水。他不需要人照顾，也不愿意麻烦任何人。
就是这个包，在法兰克福书展马不停蹄的奔波中丢了一回。做完一场对谈后，刘慈欣短暂地为读者签名。队伍排得很长，为了保证那一天中他惟一的30分钟休息时间，我把长队拦腰截断，告诉后面的人改排晚上六点场签售。刘慈欣批评了我几句，说排在后面的等待时间最长，我们这么做是不对的。我们也不与他争，直接把他护送到休息的地方。本来一直有人抢着帮他拿包，但签售时他自己把包要过来，从里面取出了签字笔，之后包就不知去向了。
他快速梳理了一下思路，确定包是在签书的时候丢的。书展是专业和非专业小偷大行其道的场所。非专业的偷书，专业的偷包。巴伐利亚女士一听，二话不说就返回上场活动的现场。当她十分钟后拿着刘慈欣的背包返回时，我们都恨不得给这位兰登集团经验最丰富的公关经理授一枚勋章。奇迹发生在刘慈欣的身上，包居然还躺在他签书的椅子下面，东西一件不少。我们当场立下两条规矩：从此他的包都由他自己背；每次签书都要签完最后一个排队的人。
《三体》拯救了21世纪的科幻
法兰克福书展广场中央搭建了一个很有科幻感的法兰亭，外观看似一个巨大的贝壳。这里是国际著名作家们登场的大舞台。德国明星电视主持人、有当代“文学教皇”之称的丹尼斯•谢克问舞台上的刘慈欣：“您抽烟吗？”
“抽。”
谢克话锋一转：“您以相信科学而著称。科学告诉我们，抽烟有害健康。您为什么还抽？”
挤得水泄不通的台下观众发出短暂的笑声，又马上收敛住，大家都急于想听刘慈欣怎样应对“文学教皇”的挑衅。
“如果世界上的人，尤其是男人，都如此具有自制力，人类早就登上火星，飞出太阳系了，我们生活的世界也早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全场响起笑声和掌声。我们这个时代极具想象力的科幻作家还如此本真。
刘慈欣在西方实实在在地火了。《纽约客》赞美他为中国的阿瑟•克拉克，刘慈欣本人最敬重的美国经典科幻作家。谢克从2017年就在他的电视节目里力推《三体》，说这是他三十年来读过的最激动人心、最具创新力的科幻小说，并放言：“《三体》拯救了21世纪的科幻。”
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被粉丝拦住，“基本上两米一停。”德意志广播电台跟录制的记者说。粉丝们拿着中文、德文、英文等各语种的书请他签名。还有人拿着打印成高光或亚光、大小尺寸的照片伸到他跟前。他一律埋头认真签名，之后抬头与每位粉丝端正地合影。这情形颇像一位没有敌意的外星人到达地球，渴盼他已久的支持者从各个地方冒出来，亮明身份，与他聚合。
媒体的关注度也不亚于粉丝。在柏林安排的采访日，每家媒体都只领到半小时的采访时间。德国及瑞士的记者们头一天就赶往柏林。刘慈欣则被大量重复的问题搞得疲惫不堪，同时又觉得在我面前很丢面子：我这个口译见证了他的大量自我重复。但我和巴伐利亚女士认为，以他在国际公众舆论中的重要地位，对同类的问题的一致性回答的确必要。
就连对中国图书兴趣索然的德语区出版社，也开始主动问询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刘慈欣的作品在西方成功登陆，给对方带来的对中国图书的信心是不可低估的。
《三体》的成功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级现象。然而没有人说得清为什么。刘慈欣不仅摘取了世界科幻文学的桂冠雨果奖，而且图书也在欧美市场上一路畅销。比如在德国，他是有史以来惟一登上德国最权威的《明镜周刊》图书畅销榜的中国作家。一位大型连锁书店的经理告诉我，科幻读者在德国也是小众，更别提刘慈欣写的是硬科幻了。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三体》的读者远远超过科幻迷人群，伸展到了社会各界。
中国的科幻读者群也因《三体》发生了变化。科幻就好比一辆公共汽车，读初中时上车，大学毕业到站下车。但是，《三体》把很多人留在了车上。同时，各行各业的人，IT界、投资圈、航空业，甚至军队的读者也大量加入。
刘慈欣如实地与德国公众分享了他的困惑：十多年前写《三体》的时候，他还在一家火电厂当工程师，业余写科幻，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他的小说会被外国人读到。按照当时的情形，能赢得一些中国读者就很不容易了。科幻在中国其实是一个相当边缘的文学体裁，感谢鲁迅从西方引进了科幻文学，上世纪50年代有过短暂的繁荣，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使得这个舶来品一夜之间销声匿迹。到90年代中期，政府看中了它普及科学知识的功用，科幻在中国得到复苏。《三体》至今在国内获得的最高国家奖项是儿童文学奖。所有的人听到这里都笑出声来。刘慈欣很会用幽默调和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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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慈欣柏林活动现场。德国科幻作家迪特玛·达特（左一）从法兰克福赶来主持，演员马克（右一）从汉堡开车过来朗读，本文作者王竞（左二）担任翻译。 |
好像他还相当反感文学之外的虚幻想象，一路上坚持用务实态度打碎外界对他的传奇化。好几位德国记者都问：“奥巴马是怎么发现你的作品的？”
“不知道。他没告诉我。”
“奥巴马跟你聊了什么？”
“他问我的下一本书什么时候写完。”
奥巴马的着迷，扎克伯格的追捧，都多少给刘慈欣加了油。但这都不足以支持《三体》在欧美的长销不衰。《三体》自身成了一个奇迹。
对头顶光环的人，德国记者最常提问：“《三体》取得世界性的成功后，您的生活发生了哪些改变？”
“跟你们想象的反正不一样。”刘慈欣回答说，“我生活在中国的一个五线城市，那里的人对科幻不感兴趣。我没有受到多大的打扰。”
“没有受到多大的打扰”是一个伪命题。也许距离北京400多公里的阳泉的确不怎么打扰他，但是全国和世界各地对他都相当感兴趣。或许拒绝打扰才是正确的说法。和刘慈欣相处的几天，我们一起坐汽车、乘火车，在德国境内从南到北，由西向东，他的手机经常接到国内的来电，其他通过微信、邮件发来的无声邀请更是频繁。他基本都拒绝。经纪人以没时间为由替他婉拒了一些高大上的邀请，他纠正说，要准确地告诉人家，是不想参加，免得人家惦记着改时间。“作家的最好选择就是远远躲在他的书后面，该说的书里都说了。”他这样在德意志广播电台的采访里说。
“您常仰望星空吗？”德国最大报纸《图片报》的记者问。
“我住的地方空气不太好，经常看不到星星。”又一个给崇拜感降温的答复。
他还掐灭了人们对他的另一种想象，即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工作，在大孤独中做出关于人类宇宙的大科幻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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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慈欣作品德文版书封。本文图片由Jan Siefke拍摄。感谢孔子学院总部和兰登书屋提供图片。 |
有些德国媒体不小心犯了小儿科错误，说他在阳泉出生，一辈子没离开过家乡——听起来活像一个当代康德。刘慈欣其实是在北京出生的，两岁时父亲被下放到阳泉，一家人被落户到了山西的这个煤城。父亲参过军，转业至北京的煤炭设计研究院，后来遭下放当了矿工直到退休。退休不久即离世，很多常年下井的人逃不过的命运。
刘慈欣说他从来不是与世隔绝的人。在火电厂上班时，每个月都要去北京出差，有时还要去欧洲，比如跑过西门子所在的几个欧洲城市，一走就一个月。
德国《时代周刊》在一则预热报道中讲对了一个事实：小学生刘慈欣看过凡尔纳的《地心游记》后，本以为书中的一切都是真事儿。父亲告诉他，这叫科幻。他第一次被人类的想象力震撼，慢慢成了科幻迷。“我是从科幻迷变成写科幻的。”带着敬畏感前来的记者们听到的全是这种事实陈述。
德国之旅结束后，11月8日，刘慈欣将在美国华盛顿DC领阿瑟•克拉克想象力大奖。他对此有些兴奋，因为那里是世界科幻的大本营，有人能真正地跟他聊科幻，比如乔治•马丁早就约聊好了。
“你们怎么聊呢？”我很好奇。
他想了想，“首先，你得至少看过一千本科幻小说才能懂科幻是什么。”我被吓了一跳。他一路上都在念念叨叨各国科幻作家的名字和作品，任凭什么人提到什么书，他都答以“看过”。有时，回答一个能调动起他积极性的问题时，他会干脆讲一个科幻故事或某个情节。这是个自备一座科幻图书馆上路的人。不少小说他是用英文原文读的，因为没有中译本。渐渐地，我们开始怀疑他故意掩盖自己的英文水平，可他强调，他可以用英文读，因为他必须读这些书；但是听和说是真的不行，因为没有机会练习。
把科幻当作预言是个很大的误会
其实，跟刘慈欣可以聊任何话题。从读者到媒体，德国人没怎么向他打听关于中国的事情，除了像“为什么写未来要从写‘文革’开始”这样非问不可的问题。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大家都把欧洲人正在关心和思考的问题拿出来，从星空问到蚂蚁，从歌德问到巴赫，从人工智能问到哲学，从政治问到道德。
“您可以拒绝，但拒绝了也没用，您已经摆脱不掉未来预言家的身份了！”一位德国的中国通幽默地给刘慈欣贴了个标签。
“把科幻当作对未来的预言，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刘慈欣不接这个球。
“《1984》不就是一本预言得挺准的科幻小说吗？”中国通这样把刘慈欣介绍给各位。在这个临时安排的晚餐会上，有德国人工智能发展中心、未来研究所和欧洲最大的应用科学研究协会等专家在座，硬科幻碰上了硬科学。
“我记得有两本科幻小说是以年代命名的，”刘慈欣不紧不慢地说，“除了奥威尔的《1984》，还有阿瑟•克拉克的《2001》，它们都不是预言。有个有意思的说法，或许正是因为有了《1984》，现实中的这一年才与预言不同。”
全屋静了一秒钟之后，快速反应过来的科学家们都击掌叫好。他们觉得和刘慈欣共进晚餐的这个夜晚让人十分过瘾。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读过《三体》，并不因为科幻的虚构性轻看小说家，反而被他强大的想象力折服。“他小说里的科学构造充满逻辑性，在此基础上生成的想象很有说服力，很对我们的胃口，找时间我再仔细琢磨一下他的量子力学部分是否都成立。”柏林自由大学的数学和计算机教授克里斯多夫碰杯的时候对我说。我被他逗得哈哈大笑，“别忘了《三体》是本小说！”我提醒他。“是一部了不起的小说，对我们的启示很大。”克里斯多夫说这话时很严肃。
在德国不谈哲学很难，哲学中的终极问题也是刘慈欣在科幻里探索的。我猜，这也是《三体》尤其吸引德国人的地方吧。刘慈欣认为，和科学相比，哲学反而更像科幻，因为科学只有一个世界图像，哲学则不然，一大堆哲学家面对同一个世界提出不同的世界图像，如同各位科幻小说家写出不同的宇宙和人类的未来。
那么，《黑暗森林》里描述的黑暗宇宙图景，是刘慈欣本人所相信的未来吗？这是一路被追问得最频繁的话题。人类的前景是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是光明或是黑暗？这位从科学幻想角度对未来进行深思的当代思想家，可否给我们一个答案？
刘慈欣此时一脚踏进的2018年的西方，正被科技带来的负面效应搅得忧心忡忡：全球气候变暖，数字监控对个人隐私的剥夺，基因工程生命科学对人这个物种带来的挑战，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未来大规模失业等等。西方社会对科技及未来充满了怀疑和悲观主义基调。
刘慈欣首先阐述科幻不是未来学，“科幻小说家做的事情，就是把宇宙和未来的不同可能性排列出来。《三体》中描述的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也是最黑暗的一种。我觉得，向读者指出所有可能性中最坏的那个，提醒他们对未来做好准备，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
“所以说，《三体》是您的一个思维游戏，不是您的世界观？”
刘慈欣表示认可，“游戏这个词用得很准确。”
“那么，您本人相信的未来到底是什么？”雅克布是欧洲著名的科幻书店“他国”的合伙人，《三体》的英文和德文版在他们书店一直排名居首。作为骨灰级的科幻迷，他被《三体》困扰已久：在刘慈欣设定的黑暗宇宙社会中，雅克布总能读出些亮光。是他读错了吗？
“我的作品和大多数西方科幻的不同在于，我会试图描写光明。”刘慈欣坦白地说：“这可能和我生活在中国有关。生活在中国有一种感觉和世界别处不同，就是未来感。”
“而且，”刘慈欣接着说，“我们也深知科技会带来各种负面效应甚至灾难，比如，上世纪华约北约核对抗，就差点把人类毁掉。我做过一个思维游戏：假如说，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进程都发生了，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但是，这三个伟大的实践却没有催生科学革命，那么人类社会会是什么样子？是否会比现在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个人的意见是，在人类的各种知识体系中，科学知识体系还是最有效的。科学技术的最大危险，就是其停止发展。中国的知识界也不认同我的这个观点，但作为工程师出身的科幻作家，我不得不意识到这个现实。从长远来看，地球上的一切都有尽头。而科技革命是惟一避免这个终点的因素。人类有可能成为走出地球、在宇宙中大规模扩展文明的一个物种。这可能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而这个终极目标的实现只能依靠科学技术。我们人类是否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对未来的选择。如果做出错误的选择，未来很可能像科幻小说中描写的那么黑暗。”
德国著名知识分子兼科幻作家迪特玛•达特（Dietmar Dath）说，西方哲学已经走到了一个死胡同，他们相信只有能被实证的东西才是真实的，那些既不能证明其真，又不能证明其伪的东西，就被判为不重要。然而，这样做却恰恰忽略了对可能性的预测和想象。现在全世界的科幻文学里，对未来的可能性的预测和想象，没有比刘慈欣做得更出色的了。这也是刘慈欣的科幻文学最独特的地方。以前的科幻小说里，用一个想象就能撑起一个故事。而《三体》里的想象与发明有上百种。在这部译成德文有两千多页的巨著里，还有包罗万象的科学、文学、历史、哲学等主题，以及从严密的科学思维中滋长出来的诗意。
歌德在《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里说：我若爱你，与你何干？德国人很高兴刘慈欣在他的小说里引用了这句歌德的话。《黑暗森林》中三体文明对人类的态度却是：我若毁灭你，与你何干？
面对在《三体》里建立了宇宙社会学的刘慈欣，达特拎出了“道德”这个概念来发问。他发现刘慈欣的书中，对道德判断保持了谨慎的距离。
刘慈欣微微侧着头：“很多人根深蒂固地认为，人会变，世界会变，只有道德是永恒的。就像康德，把心中的道德定律和头顶的星空相提并论，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幻觉。道德随着所处的自然、技术和社会环境变化，如果不变，无异于自取灭亡。”
达特频频点头，然后面对观众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评价《三体》具有双重的思想开阔性，因为除了巨大深远的时空描写，它也给每个读者提供了自己探索道德结论的多种机会。
我有信心成为中国最后一个科幻作家
“越南也有写得很不错的科幻小说，可是有谁关注呢？”刘慈欣认为，他的成功和中国增长的科技实力是分不开的。这也是科幻这个文学体裁的特性之一。科幻的另一个特性是，它可能不会存在很久了。刘慈欣对此清醒得有些可怕。科技会杀死科幻小说。因为我们几乎已经生活在科幻小说描述的世界里了。
“您打算写到没有科幻小说的那一天吗？”北徳电视台的主持人问道。
“我有信心成为中国最后一个科幻作家。当一切变得平淡无奇之前，我要尽快把东西写出来。”台下一片掌声。
了解他的人都很清楚，刘慈欣已经八年没有新作问世了。他还在写作中。
刘慈欣惟一的一次情感流露，是在世界思想论坛的对话场。他陈述自己所处的文学传统，“现在的美国科幻不再关注星空和探索，把目光收回到人自身的问题。而我还在固执地守着过去的那块科幻阵地。阿西莫夫说过一句让我激动得热泪盈眶的话：新浪潮的泡沫终将会退去，硬科幻的海岸会重新显露出来。只是这句话至今还没有实现。”
同坐台上的达特之前还在对观众自嘲，说自己今天有幸与刘慈欣同台，无异于一个德国的无名歌手在大街上遇到了鲍勃•迪伦。当他听懂了刘慈欣的感伤后，立即面对台下的观众说：“在艺术领域，不是谁能取代谁的问题，而是谁能做出新意。硬科幻虽然传统老套，但它能表现出其他科幻表达不出来的东西。我们要记住艺术与科学的一个区别：如果不是达尔文发现了进化论，会有其他人发现；如果不是爱因斯坦发现了狭义相对论，会有其他人发现；但是，如果不是刘慈欣写出了《三体》，世上将永无这部伟大的小说！”
心念美国科幻大本营的刘慈欣，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在德国已经有了哥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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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拿着中文、德文、英文等各语种的书请刘慈欣签名，公关经理巴伐利亚女士（左二）在一旁负责维持秩序。 |
《南德意志报》的记者注意到，刘慈欣的短篇小说远多于长篇。海呐出版社已经在《三体》三部曲出版的间隙，推出了《镜子》和《人和吞食者》两个中篇单行本。2018年12月，海呐出版社还将隆重推出刘慈欣的短篇小说集。德文编辑塞巴斯蒂安把其中一个故事的中文原稿寄给我看：篇名是《微纪元》，结尾处是两行楷体14号字体：
99.07.20 于娘子关
通讯地址： 山西省娘子关发电厂计算机室 刘慈欣
这个地址从2014年电厂关闭后无效，工程师刘慈欣成为了一名自由职业者和举世闻名的科幻作家。而这篇20年前写成的短篇也将被德语读者在今年的圣诞树下读到。
刘慈欣说：“我写短篇的时候，长篇科幻在中国还很难出版。所以，读我短篇小说的读者会注意到，它们的框架和场景都很大，其实每个短篇都是一部长篇的梗概。但是这些故事没能写成长篇小说，确实是我作为作家十分遗憾的一件事情。我现在也经常在想，假如有一个平行世界，在那里，我的三十多个中短篇小说都写成了长篇，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听到这里，我产生了一种要跟刘慈欣去他的平行世界的冲动。但是，我们先去了一座教堂，这是刘慈欣德国之旅的最后一场公众活动，在柏林的文化大教堂举办。塞巴斯蒂安从慕尼黑飞过来助阵，达特从法兰克福赶来主持，演员马克从汉堡开车过来朗读，巴伐利亚女士还是负责签售，我继续担当他的德语传声筒。活动比原定推迟了半个小时，因为人流源源不断地涌入教堂，大厅内的数百个席位都被坐满，组织方不得不开放演奏管风琴的楼层供观众入席。这座有130年历史的新教教堂是用红砖建的，这天晚上，教堂内的打光也是红彤彤一片。在一座老教堂里讨论科幻，本身就是件神奇的事情，更何况这晚坐在大家面前的科幻作家来自中国。
“我们真的需要认真考虑外星人这件事吗？”有观众问。
“外星文明可能是我们人类面对的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刘慈欣答，“可能我们一万年也见不到外星人，也可能它明天就会出现。国际社会和地球人对此漠不关心，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说这话的时候，英国伦敦正在发起反对脱欧的万人游行，沙特记者卡舒吉被残忍杀害的新闻正在惊骇全球，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战还没有任何松动，默克尔则号召她的基民党把目光投向未来。
活动结束后，刘慈欣悄悄笑着对我说：“科幻讨论的问题其实跟怎么成为上帝差不多。在上帝家里聊怎么成为上帝，上帝会怎么想呢？”■
资料视频：科幻作家，《三体》三部曲作者刘慈欣认为，不同于其他的文学品类，科幻小说中描写的东西总有一天会司空见惯，不可能在几十年后还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是所有科幻文学的一种命运
注：本文刊发于《财新周刊》2018年第42期，原题为“刘慈欣2018德国之旅：坐在上帝家里聊科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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