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美国20世纪60年代激进的民权运动及其终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前所长

　　近来，美国种族主义有抬头的倾向，特别是与愈演愈烈的枪击事件联系起来，更加引人注目。我在《20世纪的美国》一书中专有一章叙述黑奴解放斗争及以后的民权运动历史。本文只谈20世纪60年代的一段，因有其特殊性，并与今天有一定的联系。

　　南北战争之后，蓄奴制被废除，通过修改宪法，在法律上实现种族平等，这是一大进步。但是，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绝非一纸修正案就能消除。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强烈反扑，使南方各州黑人的合法权利在实践中得而复失，极端表现是“3K党”及其私刑，黑人冤狱、迫害乃至屠杀事件经常出现。因此，百年来黑人维权斗争不断，形成有特殊含义的“民权运动”。种族问题一直在政治斗争和社会舆论的议事日程上，到20世纪60年代达到新的高潮。

走向暴力的激进运动

　　上世纪60年代，美国掀起以青年学生为主、几乎全民卷入的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其核心诉求是反越战、反核武器和反种族歧视。这场运动在国内总的方向是争取社会公平，在国际方面则是对“冷战”中的美国政策提出质疑。黑人的民权运动因缘际会，加入了大规模群众性抗议行动，而且从非暴力走向暴力。

　　主张非暴力斗争的著名领袖马丁·路德·金现已享誉世界。除了他之外，还有各种反对种族歧视的维权组织和领袖人物，其中也包括白人，从温和到激进，各有不同侧重，形成派别，多数都在美国制度的合法框架内。1963年8月，20万人“向华盛顿大进军”，有十个黑人和黑白混合的民权组织参加，包括最大的工会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会上，马丁·路德·金发表了著名的《我有一个梦》的演讲。这是上世纪60年代最后一次和平的大规模行动，此后日趋激烈。

　　许多事件往往以黑人和平维权开始，以白人极端种族主义者发动的暴力袭击酿成流血悲剧告终。在南部一些州，州长就是种族主义者，他们通过采取违反宪法的暴力镇压手段获得选票，成为英雄。于是，在当时国际激进思潮的影响下，一部分美国黑人不信任政府能保护黑人权利，也不相信合法斗争能取得效果，各色反对非暴力的派别应运而生。暴动从1964年纽约哈莱姆贫苦黑人聚居区爆发，紧接着蔓延开来，费城、波士顿、芝加哥，直到西海岸的洛杉矶，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黑人暴动。这种行动主要为泄愤，自发性质居多。

　　在美国制度下，社会批判从来不断，示威游行更是司空见惯，但以非暴力为限。对于暴力行动，警察有权镇压或拘捕，也的确逮捕了不少人，这样就更激化矛盾，反而获得社会同情，抗议声势日益浩大。

　　这期间涌现出名目繁多的激进黑人组织和人物，影响较大的主要在北方城市。还有与伊斯兰相结合的组织，如“黑人穆斯林”“伊斯兰国家”，其领袖马尔科姆·X名噪一时（此人经历较为复杂，后来思想转变，被极端派刺杀）。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主张黑人有权武装自卫，同时把社会主义与黑人民族主义结合起来，如果政府和企业不能提供充分就业，就应该由社区集体来接管生产资料。有的激进黑人组织反对一切白人，黑豹党则不反对与白人合作。实际上，他们也与当时以白人为主的激进学生运动有合作。第一次重大示威游行，是抗议一项禁止在公共场合携带有子弹的枪支的法令。1967年5月，黑豹党成员身着黑皮夹克，头戴黑色贝雷帽，荷枪实弹在加州首府街上游行，并发表宣言，吸引了大批记者和群众，其领袖鲍比·西尔和30名成员当场被捕。这一事件使黑豹党立即全国闻名，队伍迅速扩大。

　　同年10月，另一领袖休伊·牛顿以杀害一名警察的罪名被捕，更掀起围绕争取释放牛顿的大规模群众抗议。至20世纪60年代末，该组织的分支已遍布全国。他们主张建立独立黑人国家，自己任命“总理”等职务，一度打砸抢烧蔓延，甚至喊出“Burn, baby, burn!”（烧啊，乖乖，烧啊！）的口号，在一条街上纵火，损失惨重。这一现象及其所预示的社会危机，不能不引起社会主流和政府的关注。

国际同情和支援

　　除了内部因素，当时国际的激进思潮和群众运动，特别是正在兴起的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也是重要背景。在两种制度对峙的“冷战”形势下，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左派当然都声援美国的民权运动。一马当先的是高举反帝反美旗帜的中国，除主流舆论的宣传，最高领袖曾两次公开发表声明支持美国黑人斗争。

　　第一次是1963年，应一名黑人领袖来信要求发表长篇声明，明确支持当时美国黑人与罢工的工人“同法西斯警察展开激烈的搏斗”，谴责肯尼迪政府的民权计划“企图麻痹黑人的斗志”。“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的著名论断就是来自这个声明，其含义是把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纳入到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斗争，提出帝国主义制度的灭亡之时是黑人彻底解放之日。给中国领导人写信的黑人罗伯特·威廉（Robert Williams）明确主张暴力斗争，出版过《带枪的黑人》一书，并因涉嫌谋杀一名白人被判死刑而全家逃往古巴。1966年，中国政府应他的要求接纳其到中国居住，给予高规格接待，并资助其办一份《通讯》，定期寄到美国，宣传其主张。不过，他始终不同意把种族问题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因为他的切身体会是，白人工人对黑人最坏。

　　第二次是1968年，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中国领袖发表声明，“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这一件事，深刻地教训了美国的广大黑人群众，激起了他们抗暴斗争的新风暴，席卷了美国一百几十个城市，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显示了在两千多万美国黑人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声明重申黑人解放与帝国主义制度崩溃同步的观点，呼吁全世界人民行动起来，声援美国黑人的斗争，“结束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罪恶统治”。

美国政府的对策

　　实际上，当时肯尼迪政府已经在推动通过民权法案，如何对付暴力行动和那些暴力组织及其带头人是他们主要头疼的问题。固然，根据法律，完全可以对暴力行动进行镇压，也不乏足够的警力，但一味镇压反而会激起更激烈的抗议。一般说来，遇到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和平谈判，了解发起者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合理条件，双方达成和解，是最好的途径。

　　问题是同谁谈判？如果挑选与政府立场接近的非暴力派代表，协议当然很容易达成，但解决不了乱局。何况在当时的气氛下，黑人维权得到了包括中产白人在内的社会多数同情。于是，一向以维护种族平等自诩的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总统之弟）决定邀请部分激进派代表进行对话，问他们究竟要什么。那些代表满腔愤怒，一味发泄，控诉社会，指责政府，难以达成建设性的结果。

　　虽然对话不成功，但通过这次对话，罗伯特亲身感受到了黑人心中的深仇大恨。他和兄长约翰·肯尼迪总统都意识到种族问题之严重，如火山随时可以爆发。原来的方案已经不够，必须加大力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再也不能对白人种族主义姑息迁就了。这也促使政府大力支持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非暴力斗争，对于1963年“向华盛顿进军”的大游行，政府实际上是采取保护的态度。队伍所到之处，专门为之修建了饮水站、厕所，并准备紧急医疗队等。种族主义和纳粹组织的头目要闯入发言，也被警察挡在线外。政府借助这部分群众的声势，克服国会中保守派的阻挠，更加积极地推动有关种族平等的立法，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予以推行。

　　不久，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约翰逊政府继续推行其生前已经提出的有关法案，于1964年和1965年相继通过《民权法》和《选举权法》，另外又通过《确保行动法令》（Affirmative Action，一译“平权”法令），把重点放在贯彻实施上。这些措施取得实效，在推进美国种族平等方面起到里程碑作用，以进步政绩载入史册。其意义极为重大，深刻地改变了黑人，特别是南方黑人的政治地位和实际经济生活。此后，公开的白人至上言论和行动得到遏制，黑人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不断改善，在政府中的任职逐步提升，直到黑人当选总统，进入白宫，这在上世纪6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

对待国际煽动的态度

　　至于外国支持、怂恿乃至公开号召推翻本国政权，收留通缉犯，给予物质支援等，似乎在美国政府决策中没有得到太多关注。抓捕暴徒就是以暴力破坏为名，并没有“与外国敌对势力勾结”的罪名。值得研究的是，正当“冷战”方兴未艾时，为什么没有引起另一次反共高潮？特别是这次暴力倾向比较明显，除了黑人外，还有基本上由白人青年组成的像“气象员”那样的组织，进行绑架、爆炸活动，而且常是在“毛主义”“格瓦拉”和“马库斯”的旗号下，公开蔑视现有法律，宣扬从根本上反对现制度。更有甚者，这一运动反对美国正在进行的越战，不但有言论，而且以行动争取美国打败仗，公开与“敌人”联手，与国际上反美和支持越南的力量相呼应，像简·方达那样的著名影星还亲临越战前线瓦解士气。当然也发生过与军警冲突的事，却没有像过去那种“红帽子”“外国间谍”满天飞的现象。分析起来，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从根本上说，此时美国已经不感到“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潮流对它构成威胁。尽管在地缘政治上苏联被认为处于攻势（现在回头来看并非如此），而就两种制度而言，社会主义早已处于守势，古巴导弹危机的结果和柏林墙的建立是明显的标志。以中苏论战为标志，共产主义运动已分裂。情报机构对美国共产党和各种左派组织的底细也已摸清，不认为会造成威胁。这是最主要的大背景。

　　其二，上世纪60年代的运动，黑人权利问题占主要地位。形形色色的激进组织和行动大多是黑人在第一线，并得到白人的支持。进行镇压，就要落种族歧视的罪名，而肯尼迪和约翰逊的政治资本之一是主张种族平等，维护黑人权利，并且为此与右派政敌进行斗争，他们决不能放弃这一旗号。从意识形态上讲，黑人运动离共产主义甚远，没有理由扣“红帽子”。

　　其三，反越战的人士范围甚广，相当多的上层精英、有名望的国会议员和社会名流，包括前总统罗斯福夫人都积极参与，使政府必须投鼠忌器。而激进的青年运动言行固然激烈，基本上都是公开的，且组织十分松散。更主要是他们公开反对苏联，虽然有些派别自称“毛主义”，显然与中共没有组织上的联系。这与过去老美共听命于苏联完全不同。

　　其四，在统治当局方面，已经有了麦卡锡主义的反面教训。如约翰逊总统后来所说，当时他尽管对反越战运动非常恼火，但没有动用“国家安全法”进行镇压，因为他更不愿意看到麦卡锡时代那种歇斯底里的反共再次出现，造成全国分裂，危及美国最基本的自由主义精神。那次的创伤很久才得以平复，损失太大。衡量之下，他宁愿采取偏于宽松的态度。

　　总之，美国当政者在上世纪60年代已经有足够的制度自信，共产主义在国内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力量完全不需要费力气去对付了，其反共主义主要用在国际上。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当时以肯尼迪、约翰逊为首的一批决策者除了对现实利害的判断，自己信奉种族平等的理念，因此对于激进派的诉求能给予同情的理解。

“确保行动”法令和“政治正确”之争

　　“确保平权”法令多年来一直争议不断，当前在特朗普政府治下，连同“政治正确”都受到诟病，并且以极端的方式进入党争。首先需要对其来源略加说明。

　　这一法令的实际含义是“对平权予以确认的行动”，也就是说，在招工、招生中消极地坐等少数族裔报名者上门，仅止于不歧视是不够的，需要采取积极行动宣传平权的原则，鼓励他们主动争取。

　　1965年《选举权法》刚通过后不久，时任约翰逊政府劳工部长助理莫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本人为白人）在一份报告中提出，美国黑人身上带着三个世纪难以想象的被虐待伤疤，不可能在平等的条件下竞争，需要有新的办法。同年6月，约翰逊总统在著名黑人大学霍华德大学的演讲中提到：你不能把一个因长年带镣而跛脚的人放在起跑线上，对他说，现在你可以自由地同别人竞赛了。因此，光是理论上的机会平等是不够的，还需要保证真正落到实处。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约翰逊于同年9月签署第11246号行政命令，要求所有接受政府加工订货的工厂企业采取“确保行动保证申请人能得到雇用”。这一委婉的提法与《平等就业机会法》联系起来，实际上就意味着要主动、优先录用黑人、妇女以及其他原来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原来并未提出定额制，但是某一机构是否实行事实上的歧视，惟一查考的办法是将该单位的少数民族比例与同类单位相比较，于是在实践中必然导致定额制，不仅在就业方面，更主要的是大学招生。1970年尼克松政府正式颁布指令，要求与联邦政府签约的企业有一定名额的少数族裔（后来扩展到西班牙裔和妇女）。

　　这一政策主要受惠者是黑人和妇女，当然受到他们欢迎，开始在白人中阻力也不大，因为那是民权运动高潮时，自由派白人在思想上拥护，即使保守派，面对街头暴动时有发生的威胁，也感到需要一种缓解剂。实施后几十年来，的确使处于弱势地位的黑人获益良多，对各方面黑人比例的增加与处境的改善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与此同时，从观念到现实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

　　特殊照顾的原则在实践中很难掌握得恰到好处，用人单位或学校不论是出于自己的信念还是出于避免惹麻烦，往往“宁左毋右”，那么对竞争力强的一部分人就形成不公平。所以，1978年著名的巴克（Allan Bakke）诉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案，以“逆向歧视”诉该大学实行招生双轨制，由此触发全社会对这一敏感问题的辩论。这一分歧日益表面化，反对者势力也日益增强，其高潮为加州1996年11月通过的“209提案”，其实质就是在加州取消公共就业和教育等领域的“确保行动”，也就是说黑人和妇女等群体不再因身分而受照顾。此事影响巨大，以后许多州和首都华盛顿纷纷效尤，不过都未通过正式法案。至今各州自行其是，一州内各学校和用人单位的掌握也不相同。

　　在教育领域内反对“确保行动”最激烈的是学习竞争力强的亚洲人，特别是华裔。他们在白人面前并没有因过去受歧视而得到照顾，反而要把名额让给黑人和西班牙裔。另一方面，他们因成绩好而在有些大学（如加州伯克利大学）比例日益上升时（其实比例还不如白人高），还被认为是个问题，引起某种无形的限制。因此，他们是加州“209提案”的有力推动者。但是，“确保行动”还包括政府招标中应优先考虑少数民族（包括亚裔）的企业，这一点对华人中小企业有利，受到拥护。所以这个问题涉及的利益非常复杂。黑人中意见也不完全一致，或者说在心理上有一种矛盾。约翰逊总统的讲话固然是为黑人设想周到，但是深入一步解释，其含义就等于说黑人在智能上是有残缺的，不具备平等竞争的条件。特别是能力较强的黑人感到自己原是凭本事上去的，结果反被认为是受照顾的结果。有了这一法令，无形中在黑人与白人的交往中多了一层看不见的隔阂，让双方都产生微妙的心理。时至今日，包括黑人在内，越来越多的人对其利弊提出疑问。

　　至于“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不是法律，而是一种风气和社会压力。上世纪70年代以后，种族歧视的论调或与之相关的提法已经拿不到桌面上来，没有一个“体面”人敢公然表露歧视有色人种或妇女，知识精英更是如此。政客失言流露出歧视，必须道歉。例如，Negro一词已被认为是贬义词而弃置不用，而代之以非洲裔美国人（Afro-American）。这在开始时对扭转风气和下意识的歧视观念有一定的作用，但后来适用范围日益广泛，包括同性恋、变性人等，而且过分敏感，使人动辄得咎，走向反面，引起反感，有时成为笑柄。

　　历史地、客观地说，“确保平权”法令及“政治正确”的社会压力，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只是真理向前一步就是谬误，在实施中走到另一极端就产生反面效果。但不能反过来否定其当初的必要性和曾经的积极作用。如今美国在有过一名黑人总统之后，又出现种族主义的反弹，乃至与枪击暴力事件相联系，说明这一痼疾还根深蒂固地存在。对于因“政治正确”而在某些方面吃亏的华人说来，更不应走向另一极端，将“白人至上”的种族歧视合理化。正如福利制度当前在发达国家已弊端丛生，尾大不掉，但不能忘记当初创建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条件，及其为几代人的生活保障和维持社会稳定的贡献，更不能在贫富悬殊扩大的今天，转而鼓吹回到放任自流的丛林法则。

狂飙过去，社会复归于平静

　　事实再次证明，一切矛盾内因还是决定性的。从事后的效果来看，上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平息国内暴力群众运动的做法是明智的。主要在于其撇开表面现象，不以外部干扰而推卸责任，找到引起如此大规模群众不满的内部根源，从而采取了治本的措施——对内加强福利政策，认真落实反种族歧视法律；对外结束越南战争，开始改变对华政策，致使狂飙风暴退潮，社会恢复平静。外国的高调支持，实际上并没有对那场运动的兴起和收场起多大作用。那些激进组织有的分化，自行解散；有的转变成为黑人谋福利的和平组织。其领袖人物，一部分有了正当职业，汇入社会主流，少数堕落、吸毒，潦倒以终。许多运动健将各自找到自己在社会的位置，有的还当选为国会议员。他们大多数人还保持左派自由主义的观点，继续为社会平等呼吁，不过不再那么激进；少数人幻灭后走向另一极端，汇入上世纪8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思潮，或称“新右派”；其余一批人未能进入中上层社会，处于边缘地位，也许有受排挤感，但也并非走投无路。主张暴力抵抗的黑人领袖之一罗伯特·威廉，因负案受通缉而流亡在外，在古巴、中国政府支持下向国内喊话，于上世纪70年代初黑人境遇好转后，其案件被撤销，举家从中国回到美国，没有因他在华的行动受到任何追究，反而因其在中国的经历，为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聘用，做了两年研究员。以后不再进行民权斗争，在密西西比州一小城购屋定居，过着平静的生活。

2012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貌似声势浩大，时间持久，也还是在和平行动的框架内。

　　在以后几十年中，美国社会各种矛盾此起彼伏，还经历了几次经济危机，不过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中，有足够的空间用和平方式表达诉求——批判、请愿、抗议。2012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貌似声势浩大，时间持久，也还是在和平行动的框架内。间或发生过小规模的暴力事件，但没有出现上世纪60年代那种大规模群众性暴力运动。如果在新形势下社会进一步撕裂，种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相结合，党派斗争日益脱离理性的政策思考，美国现有的纠错和调节机制是否有一天会失效，则非所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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