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与波伏娃聊聊人无不死

　　文｜陆晓娅
　　媒体人、心理人、公益人

　　巴黎旅游旺季，正午时分。我们径直来到双偶咖啡馆，与其说是来觅《第二性》之踪，不如说是来寻《人都是要死的》之味，它的读者应该比《第二性》少多了，偏偏我是其中一个。

　　吃饱喝足了，我才发现我旁边就是萨特、波伏娃常坐的位置，铭牌上刻着他们的名字，墙上还有波伏娃正在写作的照片，黑白的，人很小，猛一看有点像个男人。

　　读这部小说时，我32岁，刚刚经历了一场小小的冲击。那个初夏的早上，我穿了一袭浅绿长裙，那是用妈妈从欧洲带回的一块布料做的。刚走进办公室，电话铃声响起，医院让我马上办住院手续，准备手术。跨进病房时，我觉得病友们看我的眼神有点奇怪。开始，我以为是我的裙子太扎眼了，等发现她们床前的卡片上都写着“cancer”时，我才理解了她们看我的眼神中，包含着惊诧、惋惜与同情。是，我还太年轻了。而我，因为不是“cancer”，在那次惊吓之后，又多活了32年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