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计划生育历史

　　“全面二孩”政策放开，更多的学者和普通公众都开始讨论：计划生育政策是否最初就是错的？

　　国务院参事、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马力认为，计划生育给中国经济及社会带来的正面影响更大，让中国“跳出了低水平收入陷阱”。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则直言，“我认为当初实行计划生育是判断失误、认识不清的产物。”

计划生育40年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晚、稀、少”的生育政策。1978年3月，“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第一次被写入宪法。同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力争到20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1980年9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实现上述目标。1980年9月25日，党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要带头只要一个孩子，并向广大群众宣传动员。此信的发表，标志着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正式出台并全面实施。1982年，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

　　30多年间，“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影响了中国数以亿计的家庭。

　　为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计生工作在官员的考核体系中都占“一票否决”地位。强制性地以“技术”手段控制生育，成为中国农村最主要的矛盾冲突之一。“一胎上环二胎扎，计外怀孕坚决刮”——这样的口号，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农村地区屡见不鲜，至今仍未完全弃用。因“暴力执行”计划生育而强行拘留孕妇或家属，打砸家庭财物，乃至强制引产的案例屡见报端。

　　2006年，原计生委的调查数据显示，已婚育龄妇女综合避孕率为84.6%，采取宫内节育器、女性绝育以及男性绝育的比例达87.2%。其中，将近五分之一的人，“由计划生育管理人员”决定其避孕方式。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易富贤根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计算，1980年至2009年，中国共进行了2.75亿例人流手术。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在这30年间，中国共出生了5.44亿个孩子。也就是说，“中国每怀孕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以人流告终”。

　　生育政策并非一成不变，但放开的步伐仍显审慎。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提出照顾农村独女户生育二胎。1985年，浙江省率先放开“双独二胎”。此后，天津、上海、江苏、北京等27个省（市），相继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期间，修订了各自的计划生育条例，施行“双独二孩”政策。26年之后的2011年，河南省的加入使“双独二孩”在中国实现了“全覆盖”。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加上一直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基本实施二孩或以上政策，此次全面放开二孩受益人群仅9000万对夫妇。

“成就”还是“破坏”？

　　面对国内外质疑，王培安表示，“40多年来，计划生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对内，“有力促进了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对外，“也为世界人口发展和减贫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树立了负责任人口大国的良好形象。”

　　计划生育政策的成果论据一是“有效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我国人口发展提前实现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生育水平与发达国家相当”。

　　通过调查，对比强制一胎的地区和实施一胎半政策的地区，可以发现，“强制一胎并没有带来更低的生育率。为了不违法，想要男孩，想尽办法堕胎，造成性别失衡。”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刘国恩说，中国生育率降低的主要原因不是计划生育，而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妇女解放进入社会的结果。“妇女的生育意愿降低，更加理性。我们强制一胎，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但对生育率的影响没那么大，反而造成了性别比失衡的情况以及一些惨剧。”

　　也有卫计委人士认为，中国上世纪70年代初总和生育率是在5.8，“没有搞计划生育踩刹车下不来”。他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在当时是有必要的，需要历史地去看。“如果当时没有计划生育，今天也许就是17亿、18亿人口，人均GDP是不一样的。”

　　另一深入人心的论据是，“中国人均资源少”“人口底子薄”。尤其面对中国公共服务供给的短缺与不均，“人太多”的解释几乎顺理成章。

　　对此，王培安表示，计划生育政策有效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人均耕地、粮食、森林、淡水资源等会比目前低20%以上，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不可能达到今天的水平。”

　　“政府层面还是用人均分母的思维，这套说法已经说了很久了，人口数量问题成为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不做重大改革的挡箭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说，“人口结构均衡发展是必要前提，然后才有与资源、环境的关系。”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左学金则表示，“环境的破坏是因为生活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造成的，环境治理污染是靠技术和制度，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少生孩子来治理污染，同样，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是经济发展的问题，与人口数量多少没有直接关系。”他说，某些人希望通过减少人口总量，来稀释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人口与环境的关系、人口与经济的关系，这是一个长久存在的认识误区。

　　还曾有专家提出，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会导致本已紧张的大城市公共服务压力再现危机。紫金传媒智库首席人口学家、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友华认为，大城市公共服务压力，并非因生育政策调整导致出生人数增加带来的，而是由于大量人口城市化进程和公共资源的非均等配置所导致。医疗资源、教育资源等紧缺不能成为人口政策放开的理由。

争论并未结束

　　时至今日，现实中，“分母论”仍在影响中国生育政策。“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将客观存在。”王培安说，“计划生育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计划生育政策的成果论据之三是，“创造了较长的‘人口红利期’，为经济长期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利的人力资源支撑。”王培安表示，“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红利对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

　　中国人口形势异常严峻。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即平均每个妇女生育数）再创新低，仅为1.04。到2012年，中国劳动力人口总量首次出现下降。在此之前，普遍的“用工荒”已困扰中国劳动力市场多年。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也屡屡警示，随着老龄化局面的快速形成，未来中国可能丧失“人口红利”。

　　生育政策的改革意义，也并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学层面。尊重并捍卫人的生命，尊重与保护作为基本人权的生育权，也越来越被社会广泛呼吁。

　　可以预期，生育权利的放开，将提升公民对社会权利的追求意识。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秋霖表示，“放开二孩”政策引发了人们对生育权的关注，“放开二孩”对人们思考生育权问题和对社会文化层面的意义将更为深远。

　　他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个人对自我领域的决策权要求会更高，这方面是一种释放。“很多女性说，‘我可以选择不生，但不能不让我生’。”

　　财新实习记者刘怀彦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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