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财新周刊 杨敏（见习）（发自新加坡），周文敏（发自香港）
29岁的戴乐，曾在亚洲一家投行工作，新冠疫情期间她在新加坡创业，瞄准了这里蓬勃发展的家族办公室（Family Office）市场。
“中国科技企业高速发展及期权激励机制，造就了规模化的新富阶层。在一个市值超过百亿、千亿美元的公司中，身家超过千万美元的员工可能达到几百人之多。”戴乐这两年往返于中国与新加坡两地，与中国科企“新贵”联系紧密，但“这些人尚未建立起一定的财富观，也缺乏专业金融知识，或暂时没有时间和精力亲自管理财富，急需财富管理的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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