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津涛
书评人
唐德刚曾有著名的“历史三峡论”,他把中国制度演变划为“封建、帝制与民治”三个阶段,其中“帝制转民治”是“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谌旭彬在新书《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中,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认为1840年清朝由上至下依然沉醉在“天朝上国”的旧梦里,把英军视作不足为虑的倭寇之流;真正让清朝君臣清醒过来的是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改革是在那之后方才启动。
这是谌旭彬近年来写的第三本书。《秦制两千年》追溯了中国秦制的演变历程及主要特征;《活在洪武时代》以明初为样本,详细描绘了秦制下的社会状况;《大变局》则进一步考察秦制向现代制度或者说君权向民权和平转变的可能性。该书以半编年半专题形式,从1861年至1911年的50年中,每年选取一个标志性事件,整体再现了晚清改革从起步、向前,乃至反复、失败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