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的正月十六，秦巴山脉深处寒意未退。蜿蜒的山路上，17岁的陈有明只身一人坐上前往延安的长途车。他的学业止于初三上学期。

　　他有点心烦意乱。刚刚过去的期末考成绩不理想，他彻底与重点高中无缘。老师劝他读中职，他拒绝了。和班上一半多的同学一样，陈有明心里盘算——书读不动了，考不上好高中，不如早点出来打工。于是，春节一过，不顾父亲的反对，他与家人不辞而别。

　　隐匿在城市的工厂区、城乡接合部、城中村，甚至街边的小饭店里，更多像陈有明一样的农村孩子，提前结束了中学教育，独自谋生。

　　专注于流动儿童教育、公益组织“新公民计划”的项目官员魏佳羽，通过多年观察发现：这些孩子刚离家时年纪还小，会去家乡附近的城市，多有亲戚照应，然后会越走越远，渐渐汇入成年农民工的大军。

　　这样的孩子有多少？官方至今没有公开确切数据。综合各类研究，估计全国每年约有三分之一的农村孩子从中等教育流失，人数在300万左右。

　　有学者对贫困的中西部农村通过大样本研估：63%的孩子没能完成中等教育，其中约一半在初中时便已辍学。

　　这项研究由农村教育行动计划项目组（下称REAP）开展。团队于2007年至2013年间，在山西、陕西、河北和浙江四省的262所农村初中、46所普通高中和107所中职，跟踪了约2.5万名学生。

　　研究估计，在贫困农村地区，假使有100个学生进入初中，会有31人在初中期间辍学，初中毕业后又有23人辍学，随后46人进入高中（包括中职和普高）读书，最后只有约37人能够坚持到毕业。

　　各类研究显示，中国农村初中的辍学率约为10%。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刘成斌在论文《农村青少年辍学打工及其原因》中提出，全国农村初中辍学率高于10%。据此推算，2009年，中国14岁-35岁的初中辍学人口约2000万至3000万。

　　中国贫困农村人口约占农村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农村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据此，结合上述研究结果推算，平均每年有约三分之一的农村孩子从中等教育流失。以全国约1500万的入学人数计算（约为2010年人口普查时12岁人口数），这一数字达每年300万。

　　但在官方话语中，辍学是一个敏感词汇，初中阶段辍学率也一直处于3%以下。中国在2000年宣布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达到85%。在“普九”评估指标的硬性要求下，官方公布的辍学率，已被控制在3%左右，并逐年走低。

　　2011年9月起，为了迎接国家一级对“两基”达标的检查，各省开始了对各县市的评估。考核指标包括初中入学率达到95%，初中辍学率必须控制在2%以下。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对财新记者并不讳言：3%以内的辍学率，乃是全国平均后的结果，农村地区，尤其是西部农村的实际辍学率远高于此。

　　2012年，在甘肃陇南的一些乡村中学，财新记者了解到，为了达标，普遍存在数据造假。

　　官方的统计口径与学者不同，也使其数据极低。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和地方教育局工作人员介绍，官方统计的辍学率依据的是每年9月开学报到那一天实际到校人数，且以一年时间的人数变化为准，“主要为了每年考核、追责方便”。而为了应付考核，学校也有一定手段。例如，杨东平称，老师会尽量让所有人在开学这一天到校。

　　陈有明便是这300万大军中的一员。离家三年后，他在西安一家中档餐馆当上了厨子。这是他的第三份工作。

　　三年里，他在餐馆打杂、做学徒，拿着千把块的薪酬。每晚9点下班后，陈有明会和同事们结伴穿过西安的高楼、车流和灯光，回到一条堆满白色垃圾的漆黑巷子里的出租屋。同事多与他年龄相仿，其中一个只有15岁。

　　20岁的陈有明不善言辞，回忆起三年前负气出走，已有悔意，“出来干活很少有再回去念书的”。他的话停在了这里。

　　REAP项目负责人、长期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斯高等学者认为，如果中国仍有大量学生在中等教育阶段流失，必将在不远的未来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停滞和高失业率，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换句话说，这些从底层挣扎出来的孩子，或将面临比他们的父辈更艰难的未来。

念书不如打工

　　贫困不再是辍学的主要因素。早在十年前，贫困还是农村学生辍学的重要原因。但自2007年“两免一补”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开，因厌学而辍学的因素替代了贫困。

　　REAP该研究的作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易红梅，曾在2012年的一项研究中提出：传统的经济因素，例如贫困，只能解释8%的辍学行为。“成绩不好不如打工”成为更常见的答案。

　　陈有明的家在秦巴山区一个山村，离镇上的初中有半小时脚程。他是中等生，在班里只能排20多名。这个分数可以上普通高中，但与重点高中无缘，“两所学校分数差六七十分”。大他一两岁的同村人告诉他，普通高中乱得很，都不学习。他说，这是他辍学的直接原因。辍学也是班上一半多孩子的选择。

　　中国的农村中学分化严重。“初中分两类：有希望的，没希望的。”魏佳羽说，高中则一般分为省重点、市重点、普通学校，各省之间还存在差异。魏佳羽表示，不论初中高中，普通学校没有希望，鲜有人能考上大学。

　　由此，重点高中成了香饽饽，在乡村“中考竞争比高考还惨烈”。“过了这个坎，上大学就有了保障，否则，后面只是浪费时间。”魏佳羽说。

　　刘成斌分析，原因在于中国高中教育只是大学教育的预备场，没有独立的人力资本贡献、社会分化效应。

　　当这些“没希望”的学生们思考自己的未来时，他们会发现，自己面临高昂且仍在不断上升的机会成本——打工的高回报。放弃高中，乃至放弃中考，是理性的选择。

　　那些放弃中学学习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在短期内能赚取不错的工资。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在2009年左右，几乎所有年轻、健全的农村劳动力都能在沿海省份找到一份非农业工作；一个普通非熟练工人的月收入相当于贫困地区农民的年收入。

　　农村学生的家长心中也有一本经济账。秦巴山区某镇的初中教师吴老师表示，孩子如果上了高中、大学，需要投入一大笔钱，毕业后在城市工作，赚钱不多刚好养活自己。但想在城里定居，买房又是一笔钱；如果早早去打工，几年后孩子就能攒下结婚的钱，“在农村建个房子只需要十几万，结婚的事张罗完，作为父母的义务也尽完了。”

优秀教师留不住

　　学生流失越多，优秀老师留不住，学校教育质量下降，进一步导致学生成绩落后。这一恶性循环发生在农村部分学校。

　　秦巴山区某镇中职辍学学生夏晓鹏见证了初中母校的没落。“这个学校以前还行，学生也多，很多能去重点高中。后来人少了，辍学的也多了，慢慢不行了。”如今这所乡镇初中的初三年级已被撤并。

　　师资匮乏是农村学校面临的一大难题。秦巴山区某县教育局余副局长表示，最大的困扰是师资越来越薄弱——优秀老师流失，现有教师年龄老化。

　　针对该问题，教育部实施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教的“特岗计划”，2006年以来招聘近30万名特岗教师，赴中西部22个省区3万多所农村学校任教。

　　但余副局长坦言，这些新血液反而让学校头疼，“特岗教师都是没有经验的大学毕业生，直接放到基层学校，业务水平不够，有的连黑板字都写不好，在学生眼里就没有权威。”

　　在REAP的调研中，师资力量与学生的辍学率有明显关系。以在职教师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不足30%来作为“师资力量较差”的判断标准，此类学校初一、初二学生的辍学率分别为8.4%和12.1%，显著高于其他学校的4.3%和8.4%。

　　当时的重庆涪陵区高考招生办公室主任向学者表示，高中阶段，一般来说，辍学率比较高的学校主要集中在农村中学或者是那些新办的学校，师资设备比较差。

　　中职学校质量差则成为学生和家长的共识。REAP在调研中发现，上中职实际上使学生的文化课成绩退步，而专业技能也没有提高。

　　REAP的访谈中，不少中职的孩子抱怨：“感觉中职是想方设法地骗我们。课堂很差，老师讲的没有人能听懂。我们就坐在那里，很多人整节课都在睡觉，每天都有一半的同学不来上课”；“一到考试，老师就提前给答案，让我们考试时抄。”

　　恶性循环的背后是教育资源分配的失衡。2013年的新《义务教育法》执法检查报告称，义务教育投资城乡差别巨大，2011年，农村普通初中生均财政预算支出比城市（含县城）少近900元；不同省份之间生均公用经费分配失衡，中西部地区投入滞后，2011年，全国普通小学、初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最高省份超出最低者约9倍。

“学困生”出走

　　“辍学分两类：学校管得松，觉得没意思，不如去打工玩；学校管得严，接受不了，（老师）逼得不行，学不进更不想学，逃学多。”家住秦巴山区的“00后”胡勇强在春节后离开了初中三年级的教室，他告诉财新记者，他属于后者。

　　不管是哪一类，他们在老师眼里有着统一的符号——“学困生”（或“差生”）。最明显的问题即学习成绩不理想、学习动力缺乏，两者互为因果，陷于循环。

　　刘成斌表示，无论初中高中，学校里往往区分重点班、非重点班，差班生有意无意就被忽略掉了。他通过调研发现，成绩差的班明显辍学率更高，“重点班辍学的一般就一两个，差班生50%的人到了初三都不上了”。

　　多位学者分析，这些“学困生”学习动力不足，在应试高压下，自己真正的兴趣爱好被压抑。

　　在学校，“学困生”往往抱团取暖，与主流教学集体格格不入。这个群体里先行逃离的人，成为被效仿的对象。

　　“过年在外打工的回来，一吆喝‘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们的工作量就变大了。”上述地方教育局官员余副局长表示，每到年节，初中辍学的孩子变多，他们需要挨家挨户去劝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牛建林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地区，一个区县同龄人外出务工的比例越高，在校学生辍学的可能性越高。

　　在老师眼里，面临绩效考核的压力，学校对他们难有耐性，矛盾和冲突时常发生，甚至会委婉或直接地劝退他们。

　　本应在陕南一所初中读初三的洪霞飞在初三时留级，用她的话说，她“比较捣（蛋），和老师过不来”。在她眼里，老师对她存有偏见，“留个级，那些老师就把我班同学叫去说，不要和我玩”。

　　偏见来自考评的压力。学生每次重要考试的平均分、总排名、及格率，都和老师的绩效工资、年度考核、职称评定相挂钩。“（学生的成绩）涉及老师的脸面、工资。”吴老师坦言。

　　REAP项目组成员、陕师大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所长史耀疆在调研中发现，一些老师会想办法劝退差生，“老师会说，‘你看你学得这么不好，会影响我，能不能转学？’”他表示，该体制最大的危害，就是逼着老师把想辍学的孩子推出去。

　　这样的压力传导到青春期的孩子身上，往往成为“最后一根稻草”。洪霞飞在重读初三上半学期的期末与那个“看她不顺眼”的老师大吵一架，一气之下再没回过学校。

　　老师态度粗暴足以成为学生辍学的原因。访谈中，有孩子说，“我不喜欢我的英语老师，她脾气不好，经常骂我们，有时候不让学生进教室，他们不得不回宿舍。她也打学生，很多时候用手打。”

　　“（对差生）挖苦讽刺打击太多”，余副局长认为，师生关系紧张是导致辍学非常重要的原因。魏佳羽表示，尤其是在管理很严格的学校，氛围压抑，学生学习不好，老师心情也不好，“老师对学生的状态就像训小动物一样，不对等”。

　　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副教授罗仁福表示，辍学率的高高低低是个动态的过程，但本质上是差生群体问题。过去是通过留级的形式体现，后来是在校园里拖着，在就业形势好的时候就去工作。“问题一直存在，只是表现方式不一样。”他说。

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

　　平时成绩不错、听话乖巧的男生胡学宇在初二辍学。后来，老师开始理解他：他家经济不差，但他没有自制力，辍学后和社会上的一些哥们成天上网，“和他们在一起有归属感。表面上很听话，平时看不出来”。

　　更为深远的原因是，他是留守儿童。

　　“辍学是长期问题的突然爆发。”在秦巴山区某高中任职、具有多年心理辅导经验的乔老师说，“这个年龄的孩子需要认同，同时自我管理能力差，辨别是非能力不足。”这需要合适的家庭教育模式、家庭结构，需要旁人给孩子信念，让他们有能力对自己负责，处理学习、生活、成长的关系。

　　乔老师说，“往往等孩子辍学时，问题已积累到一定程度，很难再拉回来”。

　　已经顺利考上高中的留守儿童寇子湛讲述了他内心的成长。一直到十一二岁，他都和爷爷奶奶一起睡。他从六年级就想好人生怎么做，很忧郁。一年四季，父母不在家是常事。爸爸近50岁了还骑着三轮车送家具，妈妈在工地打扫卫生。11岁的时候，他看到身边的事情就一直在心里想，说来说去都是钱，所以想早早赚钱，爸妈就不会不在家。

　　寇子湛的父母只有小学文化，平时和他几乎没有交流，也没时间交流。

　　在REAP长达六年多的研究里，共为5万多孩子进行了心理健康测试（MHT），结果让人吃惊：74%的农村学生显示出高风险心理健康问题，这一比例在城市学生中只有5.8%，差异近13倍。

　　心理健康问题是导致农村初中生高辍学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后期更小范围的两年跟踪中，REAP发现心理健康问题最严重的10%的学生里，辍学率达8.41%，是心理健康情况最好的10%的学生辍学率的3倍以上（2.68%），而学习焦虑远远高于其他问题。

　　父母外出打工的农村学生辍学率更高。REAP的研究证明了留守与否与辍学的关系：初二的留守学生辍学率为13.0%，显著高于非留守学生8.6%的辍学率。

　　乔老师说，大山里的留守儿童多，他们中80%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学困问题。村里的孩子，在父母缺失的状态下，孩子的心灵领引人缺失。

　　乔老师发现，这个年龄的孩子心理认知很单一。给高中的孩子做“房树人”测验，让他们用画画表达对家的感受。最后发现，表现的都是“一个模板，人生目标不明确、青春期影响、家庭教育缺乏爱与关怀，找不到家庭对辛苦学习的支持”。

　　辍学成了一个出口。对于青春期的孩子，“到城市去”是一句充满豪情和希望的口号。

　　陈有明算是“半留守儿童”，父亲在他五六岁时去往全国各地的工地干活，最后落脚西安，母亲本在家里经营一点土地，2013年，终于也前往西安打工。

　　陈有明还有个小他三岁的妹妹，在县里上完初中，排名中上。然而，妹妹在拿到普高的录取通知书后，还是离开校园，追随他在西安一家商店做收银员。至此，一家四口以外乡人的身份，在西安相聚了。

知识改变命运？

　　如果把这些孩子嵌入人力资本的统计数据里，累计已有几千万人口的中等教育缺失者，将和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运紧紧相连。

　　罗斯高认为，中国经济正在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各行各业均需要知识、技能水平更高的劳动者。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向外转移的人口主要是农村的中学毕业学生或者中学辍学学生，大体是16岁-1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这部分人在2014年的时候达到了最高点，从常住人口的统计口径，达4000多万。

　　在罗斯高看来，在当前用工短缺的大势之下，仅有初中或初中以下学历的年轻人尚能轻易在城市找到一份低薪而辛苦的工作；但随着中国产业的转移和升级，低素质劳动力群体的扩大将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隐患。

　　初中一度在辍学边缘的操悦，如今在上海一家电器厂打工，每天一个人在工位上计时组装一个又一个同样的断路器。

　　操悦发现，这里没有人用心工作。回想起学校的教育，他有点不满，“学校的教育已与社会脱轨。把社会美化了，净挑一些特殊的、成功的在那说……”“现在的我没啥思想……脑子里很糊糊的。”他说，虽然知道应试教育不好，但将来不一定有能力给自己的孩子更好的教育。

　　这些从学校流失的孩子，比起他们父辈，也许接受了更多的教育。胡勇强说，他的姐姐那代，初中辍学的是现在的好几倍；他也曾听父母说起他们念书时辍学的更多。

　　但是，这能给他们比父辈更好的未来吗？

　　岭南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政策系博士后研究员江晋博士正在进行一项研究，有关中国教育扩招与不平等。初步结果显示：虽然中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上升，新生代总体比老一代获得了更高的学历，但在同辈人之间，学历开始“贬值”，且教育的不平等在增加。

　　如果事实如此，身处劣势的农村孩子，该如何思考自己的未来？

　　秦岭深处，一条南北贯穿的道路旁聚着一些人烟，那是一个小镇。沿街的屋后，连绵着山。每天清晨，天还未亮，镇上惟一一所初中的铃声在山谷里回响。这所陪伴了几代人的校园里，学生从几十年前的千余人流失至300余人。

　　天光渐明，学校围墙上，几个大字渐渐显露——“知识改变命运”。那曾经是一句人们深信不疑并为之振奋的标语，如今，墙上鲜亮的颜料已剥落殆尽。■

　　文中辍学生皆为化名，财新记者蓝方对此文亦有贡献

　　相关报道：家乡是他们的流放地

　　　　　　 【显影】辍学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