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财新周刊 夏伟聪
18岁的王景义蹲坐在家后山的顶端,沉默地看着远方。
冬天的西海固是旱渴的黄色。峰峦石脉茫茫无边,四野苍凉,丘陵上一个个圆圈循环往复,像煎得焦黄的油饼。三年前他离开家乡时,是秋冬之际,风景比现在更悲凉。
他瞒着家人从学校逃了出来,收拾几件衣物,坐上了去银川的车。他的初一上了不到一个学期。从那以后,他的书包就挂在房间的角落里,面对着一块写着“知感”的书法牌匾。出逃总是刺激的,他看着倒退的风景,心中兴奋不已:不用再看着二三十分的试卷心灰意冷,也不用对着无解的数学题无名火起,不用因为开小差和逃课被老师鞭抽棍打,也不用听着外出的哥们儿高谈阔论而心生羡慕。他早就觉得他不是读书的材料,还不如去外头闯闯,他在实现生命中“第一个伟大的念想”。